延安：铁的纪律铸就廉洁政权

刘成婧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抵达陕北。从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在这里生活和战斗了13年，积极倡导并巩固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力开展根据地建设，中国革命掀开了新的一页。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物质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一些人经不起艰苦环境的考验，再加上受一些腐朽思想的影响，出现了“一部分党员对过去艰苦斗争的生活不愿意继续的情绪”。

另一方面，国民党反动派在抗战中仍继续坚持反动立场，采取多种形式、多种手段腐蚀破坏共产党及其革命政权，给党组织发展带来严峻挑战。

同时，1938年3月，党组织为团结一切革命分子、扩大党的组织力量，扩大了党员发展的对象及地区范围，缩短了入党分子考察期，对一些特殊情况甚至可以取消候补期。党组织的迅速扩大在增強我党政治影响力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

“党员成分复杂，在党内滋生了非无产阶级意识，一些新党员缺乏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面对国民党的反共政策，党员存在着腐化的可能，而且一些敌人的奸细、特务也会趁机混入党组织，破坏组织的纯洁性。”西安交通大学廉政研究所副所长李景平介绍，这些情况对党的组织制度建设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

面临上述严峻形势，共产党坚持用铁的纪律锤炼党员干部，陕甘宁边区政府经受住种种考验，赢得了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延安时期纪律建党的历史经验也成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设立法规制度，开创廉洁风气

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旧址里陈列着一部部政策文件。其中，展墙上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第八条写着：“厉行廉洁政治，严惩公务人员之贪污行为……”

“《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去掉引言一共有二十一条，在边区具有根本大法性质。从第八条可以看出，我们党一直十分重视反腐倡廉。”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旧址讲解员说道。

事实上，延安时期强调廉洁纪律的文件还有很多。

1935年12月，党中央到达陕北后仅两个月，就重申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于1933年下发的《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第26号训令，开创了中共中央及主力红军初到陕甘宁边区清正廉洁的风气。

1937年8月，中共中央在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制定并通过了著名的《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纲领第四条指出，要“实行地方自治，铲除贪官污吏，建立廉洁政府”。

随后，陕甘宁边区政府又相继颁布了《陕甘宁边区惩治贪污条例（草案）》《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干部奖惩暂行条例草案》《陕甘宁边区政务公约》等一系列规章制度和政策法规，对实行廉洁政治和惩治贪污腐败做出具体规定，逐步建立起了较为健全的廉政制度体系。

例如，1938年8月制定的《惩治贪污暂行条例》不仅列举了以贪污论罪的行为，还根据贪污数目及其影响设立了详尽的惩罚等级：“贪污数目在五百元以上者，处死刑或五年以上之有期徒刑……贪污数目在一百元以下者，处一年以上之有期徒刑或苦役。”

“这一系列廉政治理制度、监督防范制度和惩戒制度都具有务实管用的共同特征。这些制度规定不但保障了廉洁政策的高效执行，也使边区的廉政建设逐渐走上了制度化、法制化、规范化的轨道。”李景平说道。

除了出台一系列制度，我党还以职能机构为抓手，将制度、政策落到实处，切实发挥了纪律执行的功效。

1945年6月，党的七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章》新设“党的监督机关”一章，对各级监察委员会机构设置、任务、职权等作出明确规定。虽然中共七大并未选举产生党的监察委员会，但修订党章仍对党内监督制度的完善有着积极意义。

李景平表示：“通过中国共产党人的不懈努力，初步形成了自上而下的党内监督体制：中央有党务委员会，统领全党的纪检工作。县级以上各级党委均有监察委员会，监督党的机关、干部、党员行为，党内监督体系的初步形成对党内民主的发展提供了有效保障。”

严惩违纪干部，建立纪律之师

“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对于黄克功案件的处理，毛泽东曾这样回信。

在延安革命纪念馆的“铸魂——延安时期的从严治党”主题展览中，毛泽东的回信全文以白色印刷体呈现在展板上，这句加粗标黄的话显得十分醒目。

1937年，走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立下无数战功的红军干部黄克功，因逼婚未遂，枪杀了陕北公学女学员刘茜。案件发生后，有人提出抗战时期应当珍惜人才，留下黄克功的性命，让他去战场杀敌。黄克功本人也写信给毛泽东，希望毛主席能看在自己过去功绩的份上网开一面。

然而，经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审判，黄克功最终被判处死刑。他临刑前，毛泽东派人将上述亲笔信送到公审大会现场，要求当着黄克功和群众的面宣读，再次强调了共产党的纪律。

“基本上所有人来参观时，我们都会专门讲解这句话。”延安革命纪念馆讲解员指着展板告诉记者，“大家听完之后都感叹，共产党当时确实是很严明、很讲纪律的。”

同样因违法乱纪被处以极刑的还有曾经的战斗英雄肖玉璧。

1940年，毛泽东前往中央医院看望住院治疗的干部战士时，看到了身上满是伤疤的肖玉璧。为了让肖玉璧尽快养好身体，毛泽东把自己每天半斤牛奶的份额让给了他，并叮嘱医护人员照顾好他。

然而，肖玉璧康复出院后，因不满组织安排他到家乡清涧县任张家畔税务分局局长的决定，加之受到国民党的金钱诱惑，遂利用职务之便贪污受贿、克扣公款。甚至还把根据地奇缺的粮、油偷偷倒卖给国民党军队，从中牟利。最终，肖玉璧的贪污行为被发现，他仓皇出逃，在盐池被逮捕。

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经审查认为，肖玉璧身为边区公务人员，不能尽职责、廉洁奉公，利用职位实行贪污，克扣公款3050元，并携带款项和税票逃跑，叛变革命，据《惩治贪污暂行条例》应处死刑。

在肖玉璧案的展陈区域，一个巨大的铁拳手中从地面拔起一把莠草，铁拳雕塑下方的红字十分显眼，这是1942年《解放日报》发表的评论：“在‘廉洁政治的地面上，不容许有一个肖玉璧式的莠草生长！有了，就拔掉它！”

延安时期，除了被判处死刑的黄克功、肖玉璧，其他违法乱纪的党员干部也纷纷被严厉查处。

曾参加过五次反“围剿”战斗和长征的某团政委刘振球居功自傲，漠视上级命令、欺凌下级干部，甚至经常拔出手枪恫吓下属，以至于短短4个月中，他的团里逃跑了8名干部。同时，刘振球还“经常拿公款购买私人奢侈品，几个月中，此类费用在300元左右，又将公款240元私吞”。

1939年，这个曾经的革命功臣被开除党籍并受到法律制裁。时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的胡耀邦，还针对此案专门写了“拥护开除刘振球的党籍，为党的事业奋斗到底”的主题评论。

同年，刘力功也被开除党籍。他1938年入党，毕业时，党组织安排他去基层锻炼，他却坚持要进马列学院或回原籍工作。组织找他进行过7次谈话，他却始终拒绝执行党组织的决定。最后，中央党务委员会决定开除其党籍，并向全党公布。

在《为什么要开除刘力功的党籍》一文中，陈云指出：“真正遵守纪律，就要迅速确切地执行党的决议。”

延安时期，党中央坚持从严治党的基本立场，对党员做出了更为严苛的规定。1941年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中就规定了“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此后，我党也规定，党员的违规违纪行为将受到党纪和法律的双重制裁。

据不完全统计，从1937年1月至1941年6月，陕甘宁边区20个县就审理了235起贪污案件。同时，对查处的腐败分子都在《解放日报》上公开曝光，起到了强大的震慑警示作用。

“这一系列案件的查处，在延安及广大国民党统治区和沦陷区产生了强烈反响，在群众中树立了党和政府公正无私、纪律严明、严格执纪的良好形象，营造了民主平等、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李景平说。

领导干部作表率，坚持优良作风

“与龄老弟：我们抗战数月，颇有兴趣……唯家中有两位母亲，生我养我的均在，均已八十，尚康健。但因年荒，今岁乏食，恐不能度过此年，又不能告贷。我十数年来实无一钱，即使将来亦如是。我以好友关系向你募贰佰元中币，速寄家中朱理书收。此款我亦不能还你，请作捐助吧。”

1937年，朱德老家四川仪陇遇上旱灾，家人生活艰难，然而身为八路军总司令的他却身无分文，只好写下这封信，请求家乡好友戴与龄的帮助。

“在如此困苦的情况下，革命先辈们还在为建立新民主主义中国不懈奋斗、无私奉献，这种对党忠诚的品质也感召着身为纪检监察干部的我们。我们不仅自己要践行这一政治品质，也要监督其他共产党员践行初心、担当使命。”

在杨家岭革命旧址，延安市纪检监察干部刘茹之讲述了朱德的故事。她告诉记者，为了弘扬革命精神，引导党员干部修身正德、律己守廉，延安市纪委监委还利用红色资源建立了党史学习教育“五堂课”，由纪检监察干部们现场“讲课”。杨家岭革命旧址七大礼堂就是“忠诚”主题课堂的举办地。

随后，记者跟随刘茹之行至毛泽东旧居。从旧居向山坡下俯瞰，一片菜地映入眼帘，不少游客正在菜地前拍照留念。

延安时期，物资匮乏，领导干部和普通工作人员一样，吃的是小米饭，住的是土窑洞，从不搞特殊。在延安大生产运动中，共产党领导人也积极参与，亲力亲为，这片菜地就是毛泽东在大生产运动中抽空开垦出来的。

共产党之所以深得民心，陕甘宁边区政府之所以能成为最廉洁、最有效率的政府，除了法规制度严格落实的缘故，也离不开毛泽东、朱德等领袖的带头示范作用。

除了亲自开荒种菜的毛泽东，在延安大生产运动中，周恩来、任弼时等人也成了纺线能手;朱德常常天不亮就背着箩筐去拾粪，续范亭写诗称赞他道：“时人未識将军面，朴素浑如田舍翁。”

1940年5月，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率“南侨慰劳团”回国慰问考察，蒋介石为了获得其经济支持，在重庆大摆筵席接待陈嘉庚等人，一顿饭就吃了800大洋。

随后，陈嘉庚赴延安考察。毛泽东用自己种的蔬菜招待他，此外，饭桌上还有一只老母鸡。毛泽东解释道：“我没有钱买鸡，这只鸡是邻居老大娘知道我有远客，送给我的。”

陈嘉庚得知这顿饭只花了几毛钱时，不由感慨道：“得天下者，共产党也！”

在延安待了短短几天，陈嘉庚对共产党的态度迅速从怀疑转为信任。离开延安后，他在国内外大力宣传自己在延安的所见所闻，并向海外华侨疾呼道：“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延安时期，在严明的纪律规章和领导人的带头垂范作用下，共产党员队伍得到进一步锤炼，保持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延安精神也成为我党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1948年5月27日，在解放战争的隆隆炮声中，中共中央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移驻西柏坡，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拉开了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