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基层党建带动乡村治理效能提升研究

摘要：当下基层党建与乡村治理之间难以很好地融合为一体，基层党建往往悬浮于乡村治理之上，基层党建因为缺乏有效的“抓手”而变得空洞，容易演变为痕迹主义、形式主义、文牍主义，而乡村治理由于缺乏基层党建对其公共性与主体性进行重塑，从而导致了国家政策执行的“最后一公里”难题。这种状况难以实现乡村振兴，因此在基层党建与乡村治理之间形成联动互嵌的结构体制，实现基层党建带动乡村治理效能提升是乡村振兴的必然路径选择。

关键词：新时代;基层党建;乡村治理

中图分类号：D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4-3160（2021）04-0048-10

近年来在一些地方，基层党建与乡村治理呈“两张皮”的状况，两者之间不能有效地结合起来实现乡村振兴，从而造成了基层党建的痕迹主义、文牍主义、形式主义，成天文山会海，流于形式而不得要领，这與中央高层对基层党建的要求在本质上并不具有一致性。另一方面现有乡村治理的诸多问题叠加在一起，造成了政策执行的“最后一公里”难题，国家的资源下乡和惠农政策在农村基层也并非完全贯彻到位，治理效能无法有效提升。这种乡村治理效能的低下，其内在的根本原因在于乡村治理的公共性流失与主体性缺位，需要外部力量嵌入来对其进行重塑，而基层党建由于缺乏具体的“抓手”而流于形式悬浮于乡村治理之上，乡村治理由于缺乏党建的重塑而丧失其主体性与公共性，造成效能低下。因此在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换、全面从严治党、乡村振兴战略以及新型城镇化等宏观背景下，依据全面从严治党与乡村振兴以及“十四五”规划的顶层设计，基层党建需要以乡村治理中具体的现实问题为“抓手”来激活，乡村治理需要基层党建的政治性来重塑其公共性与主体性，两者之间需要形成联动互嵌和双向赋能的体制结构，从而实现基层党建来带动乡村治理效能的提升。

一、文献梳理与问题提出

治理效能是衡量治理水平高低的依据，它是包含尺度、效率、效果、效益的综合。长期以来学术界对基层治理研究提炼出一个概念：内卷化，其实这就是治理效能问题。从20世纪初到40年代，当时的乡村不仅经济凋敝，阶级矛盾激化，而且出现了国家政权的“内卷化”和权力文化网络的破坏。[1]“村庄与国家的关系仍然处于紧张状态之中，充满滥用权力的事例与可能”[2]。一些知识分子如梁漱溟、晏阳初等抱着救国救民的终极价值关怀，试图通过乡村建设运动来拯救治理危机，探寻中国的未来与出路，最终未能如愿。而这一时期基层治理效能的提升最终通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改革运动来实现的。

从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初的人民公社时期，对这一时期典型的研究如通过“外部冲击——传统互动”的分析模式来展现人民公社的基本面貌[3]，或以新制度主义为视角探讨人民公社制度下的权力、利益和信念[4]。海外的研究如柯鲁克夫妇在1966年以白描的方式在《阳邑公社的头几年》讲述了十里店地区开展的人民公社化运动。[5] 1984年陈佩华（A. Chan）、赵文词（R. Madsen）和安戈（J. Unger）在《陈村：毛泽东时代一个中国农村社区的近代历史》中深入地分析了人民公社时期陈村的政治与经济状况。1992年他们又出版了《当代中国农村历沧桑：毛邓体制下的陈村》。赵文词（1984）曾用同一批资料揭示了陈村的道德权威与政治秩序。[6]萧凤霞（H. F. Siu， 1989）在《华南的代理人与受害者》中认为那一时期的村庄成了被国家控制的“细胞组织”。[7]由于人民公社把工农商学兵组成一大二公的基层组织，虽然有效地整合了乡村社会，但是该“体制使农民的生产经营主体地位‘虚置，严重压抑了其生产积极性，影响了农村经济社会发展”[8]。

人民公社体制解体后，乡村治理正式进入“乡政村治”模式，1997年徐勇教授出版的《中国农村村民自治》标志着乡村治理的研究正式拉开大幕，逐渐形成了以武汉为中心的乡村研究学派，培养了大批优秀的学者，涌现出大量优秀的研究成果，但是关于乡村治理效能的研究则相对阙如。从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至2006年全面取消农业税时期，乡村社会曾一度陷入了“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治理危机①，其根源是基层政权在财权和事权上不对称[9]，在压力型体制下[10]，县乡村之间形成了“乡村利益共同体”[11]。基层组织已演化为“政权经营者”[12]，“谋利型政权经营者”[13]等经营角色，因此国家提取资源过程中所产生的农民负担主要是由基层组织造成的[14]，由此形成了这一轮乡村治理的内卷化，极大地降低了乡村治理的效能。随着农业税的取消，这一危机才得以化解且有效提升了乡村治理效能。

在后农业税时代特别是近十多年来，国家采取资源下乡、惠农政策等来改善农民生活，试图进一步提升乡村治理效能。但由于基层组织演变为松散的“悬浮型政权”[15]，其制度型权力弱化、策略型权力张扬[16]，陷入了制度的“空转”[17]，并且对上对下都采取“策略主义”的运作逻辑[18]，加上农民权利意识的觉醒，一些边缘群体如乡村混混、灰黑势力等介入乡村组织[19-22]，于是形成乡村社会的分利秩序[23]，资源下乡被分利集团所吞噬[21]。不仅如此，农村出现了生态环境恶化、村民道德素质下降和传统文化遗产被破坏的状况，乡村社会进入了“强发展、弱治理”的困境[24]。因此近年来虽已出现乡村面貌改善、民众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等繁荣景象，但也潜藏着某些治理危机，如乡村治理结构的失衡，乡村治理体系弹性和回应力不足，外部的宗族、宗教、黑社会等风险管控难度加大，这些不仅是治理技术与治理体制的危机，更是乡村生态、文明与文化的危机，呈现出“复合性危机”趋势。相反，乡村治理的体制结构依然保持着传统的集权化和行政化性质，民众的公共参与不足[25]。这些乡村治理的危机叠加在一起导致了基层治理的“内卷化”，使得国家的资源下乡和惠农政策在基层地贯彻执行中大打折扣，无法真正提升乡村治理效能，与乡村振兴战略总体要求“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相背离。此时基层党组织在全面从严治党的宏观背景下进行重塑，以一种崭新的面貌来有效地统领与整合乡村治理的各种要素，从而通过基层党建带动乡村治理效能的提升已经成为必然的路径选择。

就基层党建而言，以徐勇教授为代表的学者最早提出了“政党下乡”的概念，深入探讨了政党组织向基层的延伸和渗透以及对乡村社会的整合[26]。而当前学术界的研究基本上分为内部视角与外部视角，内部视角集中于基层党组织内部的权力结构、干部管理、队伍素质等[27-30]，这类研究基于党组织本身，党员与党组织的关系是其主要线索。外部视角侧重于基层党建与外在的联系，如党建引领和推动社会治理创新[31];构建基层党建与基层治理的良性互动机制[32]、服务型党建[33]、开放式党建[34]以及探讨后“政党下乡”时代乡村治理的政党逻辑[35]。很显然外部视角中基层党建与乡村治理关系是其主要线索。

综上所述，基层党建研究的内部视角无疑将基层党建日益封闭为党组织的内部活动，凸显了官僚制度建设的维度[36]，这种内部视角很容易使基层党建陷入了“自说自话、自弹自唱”的境地。外部视角虽然突出了“党建引领”的重要性，但是总体来看仍然缺少可操作性的路径与方法，从而导致党建引领仍然悬浮于乡村治理之上。而现有乡村治理研究都是从乡村治理本身来对问题进行追问，忽视了基层党建是乡村治理中的一个核心变量。尽管有文献对基层党建如何引领乡村治理来进行讨论，却忽视了将最终目标落在乡村治理效能的提升上。同时这些研究也没有充分考虑到基层党建在乡村治理中的带动作用，缺少对基层党建本身具有的治理功能进行较为清晰的分析。可见，通过基层党建带动乡村治理效能提升是学术界对这一研究问题的遗漏。而本研究依据全面从严治党与乡村振兴战略的顶层设计，试图超越内部视角与外部视角的界分，以乡村治理的具体问题激活基层党建，并以基层党建来重塑乡村治理的公共性与主体性，充分发挥基层群众的主观能动性，从而实现基层党建带动乡村治理效能的提升。这不仅是对乡村振兴战略总体目标“治理有效”的积极回应，更是在新时代的宏观背景下探讨如何以基层党建带动乡村治理效能提升的现实问题，实现乡村治理的制度优势转化成治理效能。

二、新时代基层党建与乡村治理的背景分析与现实选择

新时代新背景，其一，人民至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已经成为执政党的重要价值共识。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更是提出“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37]。乡村民众是构成我国人民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时代基层党建只有有力地带动乡村治理效能的提升，才是对乡村民众上交的一份满意答卷，更是贯彻与落实我们党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重要体现。其二，社会主要矛盾转换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从这一社会主要矛盾的转换中我们可以看出乡村民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相比，面临着更加严重的发展不平衡和不充分的问题，这就需要响应党中央的政策号召，提升乡村治理效能，促进乡村振兴，从而满足乡村民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其三，全面从严治党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得如火如荼。自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和党的建设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基层党建是中国共产党的基础性工程，更是直接面向人民群众的民心工程。在乡村社会中，基层党建抓的好不好，能否把基层党建抓好抓实，而不是陷入到痕迹主义、文牍主义和形式主义的泥淖，实实在在地帮助乡村民众办实事，这就需要有力的“抓手”，而这个抓手就是乡村治理中民众热切关心的具体问题。以解决乡村治理中民众关心的具体问题为“抓手”来夯实基层党建的内容，同时通过基层党建的政治性在抓乡村治理的过程中重塑其公共性与主体性，实现两者的有机结合和有效衔接，最终实现双向赋能，无疑是顶层设计最为真实的意图。其四，“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实施乡村建设行动，而乡村振兴战略更是要求建成美丽乡村并构建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等。试想一下，如果乡村治理效能低下，又如何实现乡村振兴呢？而基层党组织是中国乡村治理的领路人与主心骨。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如何有效提升乡村治理效能是乡村振兴的前提与关键，面对当前乡村治理中的诸多问题，迫切需要发挥基层党组织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能力对其进行整合与重塑，领导和带领广大乡村民众实施乡村建设行动，规划和实现乡村振兴的施工图、路线图和时间表，从而以基层党建带动乡村治理效能的提升来实现乡村振兴。

尽管上述宏观背景都要求提升乡村治理效能，实现乡村振兴，但现实是近些年来国家通过惠农政策与资源下乡等手段来满足乡村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提升人民的获得感，实现乡村振兴，可是由于乡村治理的结构失衡，外部风险管控难度加大，乡村社会的“空心化”以及乡村道德体系面临崩溃等诸多因素交织在一起，不仅导致了乡村治理效能低下，也没有达到党和国家的可欲状态。此时亟待基层党组织作为有效的外部力量嵌入到乡村治理中去，贯彻和执行党和国家的意图，依据全面从严治党和乡村振兴战略的顶层设计，重新激活和做实基层党建并且以崭新的面貌嵌入到乡村治理中，通过基层党建来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意图，从而提升乡村治理效能，实现乡村振兴。

三、新时代基层党建与乡村治理的双重“内卷化”与治理效能分析

一方面现有基层党组织的单一化设置无法有效应对基层的多元化和分化，使得基层党组织往往疲于应付上级的要求或事务性工作而陷入了组织的“空转”状态。此外，长期以来只注重组织内部建设的基层党建也往往疲于整理党建材料和会议资料，形成“以文件贯彻文件、以会议贯彻会议”的痕迹主义、文牍主义和形式主义，而无心顾及乡村群众的生活疾苦和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这种在压力型体制下的党建动力都是来自上一级组织的要求或者考核压力，往往会陷入基层党组织的内部循环，从而导致了基层党建的工作量大增，而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与基层党建的活力等等并没有相应地得到有效地提升。表面上看来，基层党组织一切都按照日常规则例行公事，但是事实上基层党组织因缺乏强有力的“抓手”而陷入了组织的“空转”，基层党组织本身的组织力、凝聚力和向心力等并没有因为其日常的例行公事而得到有效的提升，從而导致了基层党建的“内卷化”。

另一方面国家的惠农政策以及资源输入乡村社会，虽已出现乡村面貌改善、民众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等繁荣景象，但也潜藏着一些治理危机。由于基层组织的悬浮、空转与自利性使得乡村民众更加远离基层治理组织的中心，从而使得乡村民众的政治参与效能感极弱;一些地方灰黑势力的介入甚至个别地方把控着基层组织更使得基层组织在日常的运行中失去了公平性和公共性，甚至可能演化为灰黑势力的谋利工具;而一些基层的运动式治理完全按照上级意图或者达标要求来进行暴风骤雨式的短视化的治理目标，无视乡村人民的利益表达和偏好显示以及乡村治理的长期性、战略性与未来前景。同时由于少数地区村民自治组织容易被“村官”把持，演化为“村官自治”，也导致了保护农民利益的功能弱化甚至丧失，加上乡村社会中诸如村民自治一类的公共组织与村民之间有时并不是一种公共性的关系，而是一种私人化的关系主导着资源和利益的分配，正如张静所言：“没有自然导向公共责任的增加及公共治理原则的确立”[38]127。因为“现代国家政权建设应当以创立公共身份及其关系为基础，这些公共身份被强制性地要求以公共规则去行为，即建立统一的公务角色处理公共事务”[38]207。上述诸多因素共同作用下形成叠加效应，呈现出复合性危机的态势。由此可见资源虽然下乡了，惠农政策也接连出台了，而乡村治理效能并没有显著提升，乡村治理也“内卷化”了。这事实上就是基层党建与乡村治理的双重“内卷化”。

对于这种乡村社会中基层党建与乡村治理的双重“内卷化”，如果我们用效能评估的综合评价法对其评估，结果必然是大量的资源投入并没有带来治理效能的显著提升，相反，乡村治理仍然在重复着传统的治理方式、治理手段和治理模式，从而造成了大量的资源浪费、重复建设以及国家政策执行的“最后一公里”难题。这不仅使得党和国家的政策意图难以实现，而且带来乡村治理低效、失灵乃至失效。

四、新时代乡村治理低效的追问与基层党建嵌入的契机

乡村治理低效、失灵乃至失效的根源是什么呢？表面上看乡村治理效能低下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一，在乡村治理纵向的政策执行上，县乡村并非利益高度一致的共同体，而是“县政”“乡政”与“村治”难以统合和一致行动，从而导致党和国家政策在乡村难以贯彻到位，其内在原因是纵向治理结构的断裂，这种断裂使得“乡村精英并未将乡村实际的管辖权统一到官方的行政治理标准中，而是力图将它保留在自己的控制范围中”[38]82。“如果假设一个统一的行政体，这些问题都不应该存在，因为下级必须服从上级，他们不应当存在与上级不同、不一致的利益、目标和权力……这种不一致的利益和权力随处可见，这显示我们不应当把不同级别和层次的干部当作一个统一体。而且他们的不统一不仅仅是个体行为，而且是整体的结构行为。”[38]82

其二，在村一级的横向结构上，村民自治包括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四个环节，民主选举得到了执行（现实中可能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民主监督则可以通过村务监督委员会负责执行（可能在现实中村务监督也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而在民主决策和民主管理的环节中，村民往往容易被排除在外，使得村庄的决策和管理环节处于黑箱之中。我们知道民主选举事实上是解决村民自治组织的公共权力的获得问题，简称为权力获得。民主监督是解决村民自治组织的权力监督问题，简称权力监督，而民主决策和民主管理则是解决权力行使问题，简称权力行使。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村民自治中“权力获得”可以通过每三年一次的选举民主来进行，而“权力监督”可以通过村务监督委员会来执行。而唯有“权力行使”则无所可依，也无所具体操作和实现的机制。[39]这事实上造成了村民自治往往异化为“村官自治”。

其三，由于乡村宗族势力的复兴以及灰黑势力的操控，加上乡风民俗的破坏，道德体系面临崩溃等诸多问题形成叠加效应，进一步影响了乡村治理效能提升的外部环境。

总而言之，上述诸多原因归根结底是乡村治理的公共性流失和治理主体的缺位，从而使得乡村治理效能无法有效提升。对于这一问题，我们并不能从乡村治理本身来寻求问题的解决办法，正如医生不能给自己动手术一样，因此需要从乡村治理外部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这为基层党建的嵌入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因此要重塑基层党建，以新时代的基层党建的政治性来重建乡村治理的公共性与主体性，贯通纵向的体制结构，连接横向的民主环节，统领和整合乡村治理的诸多问题，规训与惩罚乡村的灰黑势力，将乡村治理纳入一个积极健康的运行轨道上来，已经成为提升乡村治理效能的一个急迫的课题。

五、新时代基层党建的激活与嵌入乡村治理的机理分析

基层党建介入乡村治理，难道基层党建本身就没有问题吗？当然不是，基层党建也会存在着一些问题，比如基层组织的宽松软，战斗堡垒作用不强，学习新知识能力不足，观念更新落后等问题。然而这些问题在全面从严治党的大背景下，可以通过党“建”来进行彻底的重整，如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等多种方式方法进行根除，加上执政党长期以来的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和批评与自我批评，也能够将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一个积极健康向上的战斗组织，充分发挥其战斗堡垒作用。那么在基层党组织成为一个健康肌体后，又如何介入到乡村治理中去呢？

由于基层党建本身也存在着“内卷化”的低效能问题，基层党建关键在“建”，可以通过党“建”来激活。由于基层党建长期是组织本位，只注重组织本身的建设，缺乏有效的“抓手”而变得空洞无物，容易表现出文牍主义、痕迹主义、形式主义，必然造成战斗堡垒作用不强。这种组织本位党建的特点只注重组织内部建设，使得基层党建很难有效地深入到乡村民众的现实生产生活中。相反，如果群众本位的基层党建，充分利用群众路线，使基层党建和乡村治理实现有效的融合，将基层党建的内容嵌入到乡村治理的过程中，基层党建以乡村治理中民众热切关心的现实问题为“抓手”，不仅夯实了党建的实践基础，而且乡村基层党组织可以通过密切联系群众、及时回应群众诉求、有效解决群众热切关心的问题，畅通群众利益表达途径，积极反馈群众的意见，不仅有利于增强党员身份意识，而且能够有效提升党员的价值感。因此基层党建要以乡村治理中民众热切关心的现实问题为主要“抓手”，将党员联系群众的方式、方法以及频次，基层党组织解决群众热切关心的现实问题的数量与质量通过细致入微地纳入党建工作的考核内容，使基层党建与乡村治理能够相互融合、双向赋能，党建的考核内容由此变得具体而真实，可以有效地实现基层党组织密切联系群众、组织群众、动员群众的党建动力。

由此可见，基层党建以组织本位已经无法适应新时代的需要，这种组织本位的基层党建只有有效吸纳乡村治理中民众热切关心的具体问题，并融入到乡村治理的具体环节中，党建才能做到有的放矢、落到实处、掷地有声，也能够使群众切切实实地感受到基层党组织在为他们做事，真真切切地在为人民服务。因此乡村治理中群众热切关心的现实问题是有效激活基层党建取之不竭的动力。反过来，就乡村治理来说，也不是事务本身的解决，而是需要超越“事件性治理”的形态[40]，更是乡村社会关系的再梳理与重构，这就需要发挥基层党组织在乡村治理中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能力，以基层党建的嵌入来重塑乡村治理的公共性与主体性。乡村治理主体性包括党员觉悟和群众参与，通过基层党建使党员带领群众成为乡村治理的主体，重塑基层治理的公共性，摒弃乡土社会中积淀已久的狭隘的思想和小农观念，改变长期以来策略主义治理的状况，形成以乡村治理中群众熱切关心的问题激活基层党建，基层党建重塑乡村治理主体性与公共性的良性互动机制，这样乡村治理的公共性越强则治理成本越低，治理效能越好，反之，公共性越弱，个体的策略行为越容易产生，从而降低治理效能。

六、新時代基层党建带动乡村治理效能提升的体制机制与策略

总体来看，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换、全面从严治党、乡村振兴战略以及新型城镇化等等共同构成了基层党建带动乡村治理效能提升的宏观背景。这一宏观背景的内在要求是提升乡村治理效能来实现乡村民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但是现实则是基层党建与乡村治理出现了双重“内卷化”，不仅基层党建出现痕迹主义、文牍主义、形式主义的问题，而且也造成了乡村治理效能的低下，其根本原因在于基层党建缺乏有效的“抓手”变得空洞无物，乡村治理的公共性流失与主体性缺位，这需要将基层党建与乡村治理结合起来，需要基层党建从外部嵌入到乡村治理中并对其进行重塑。这样基层党建可以以乡村治理中民众热切关心的具体问题为主要“抓手”来实现党建的内容与形式，乡村治理在基层党建的引领与带动下不仅能够回归到公共性上，而且能够对乡村治理的主体进行重塑与激活，让农民群众积极地参与到乡村治理的具体问题中，从而形成以基层党建为核心，以村民参与为主体，以乡村治理为抓手的乡村治理体系，由此形成“基层党建——村民参与——乡村治理”之间的联动互嵌的体制结构，使得基层党建与乡村治理之间双向赋能，从而实现基层党建来带动乡村治理效能提升。

但是现实的困境在于基层党建由于缺乏有效的“抓手”而容易陷入空洞无物的状态，乡村治理容易效能低下甚至陷入策略主义的茫然境地。在实践中两者成了“两张皮”，不仅造成效能低下的问题，而且两者之间难以有效连接起来。基层党建悬浮于乡村治理，乡村治理远离基层党建，离开乡村治理的基层党建空乏无力，没有基层党建的乡村治理茫然若失。其实基层党建需要以乡村治理中群众热切关心的具体问题为“抓手”来激活，基层党建甚至就是需要回应和解决乡村治理中的“小事”来触摸民心，基层党建只有如此才能根植于民，扎根于心。这也是基层党组织和党员获得群众认可与尊重和树立威信的重要方式[40]。而乡村治理只有在基层党建的统领下才能够祛魅存真，重塑乡村治理的主体性和公共性，充分调动基层群众的主观能动性，使他们积极参与到乡村治理中去，从而有效提升乡村治理的效能。

那么基层党建带动乡村治理效能提升的体制机制是什么呢？正如传统农村里老牛犁田或犁地一样，这个体制机制就是架在老牛脖子上的“牛轭头”及其绳索。其实这一“牛轭头”及其绳索就是首先实现基层党建嵌入乡村治理的连接机制，如通过就亲、就近、就便的原则实现网格化党建，将支部建立在网格上，并实现网格中的党员包户制度，使基层党建与乡村治理构成联动互嵌结构，从而形成“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纵横交错”的体制机制，有效实现党组织覆盖与服务覆盖相结合的连接机制，同时有效借助现代技术进行智慧党建，形成“网格+智慧”的党建机制。不仅如此还要探寻其动力机制、协调机制、运行机制、沟通机制、保障机制、考评机制、奖惩机制、常态跟踪问效机制等等。

就具体策略而言，首先，基层党建要充分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充分利用党建整合乡村的政治力量，有效衔接县乡村之间的关系，合理平衡村民自治“四个民主”之间的关系，正确引导宗族势力，打击灰黑势力和邪教组织，充分发挥新型乡贤的桥梁和纽带功能，重塑新型的民风民俗，重建乡村的道德体系，充分发挥“道德楷模”“英雄人物”的正向功能。在基层党组领导下重建自治、德治、法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其次，基层党建要通过政策宣讲，将党和国家政策意图给老百姓讲通讲透，通过形式多样、生动活泼的方式，真正做到贴近于民、贴近于心，把党和国家的意图讲到老百姓的心坎上，落实到老百姓的心窝里。最后，实现村庄公共事务与乡村党务的有效结合，从而保证基层党建带动作用的充分发挥。通过上述多方面的努力，新时代基层党建带动乡村治理的效能必然大幅度提升，一个乡风清、民风淳、政风明、党风正的和谐乡村也必然会走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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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杨 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