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方舟

前段时间,我跟一个做媒体的朋友聊天,聊起各自面临的境况,都很丧气。
朋友说现在媒体的选题贫瘠,报道网红城市、网红建筑、网红现象——一个盲盒,几乎所有媒体都在写。报道的人物幾乎都是网红,思路也都一样:草根,因为做好了一个点,触发了大众狂欢,然后呢?然后就没有了。类似的稿子,无论是看多了,还是写多了,都很沮丧。
我说我最近的状态也很丧气,因为前段时间工作比较多,漫长地化妆,在摄像机前漫长地表演知性,绞尽脑汁地回答:“你认为阅读写作和美/时尚/科技/小型家用电器/高性能智能电动汽车有什么关系?”在另一些非工作的时刻,我也面临着一些被“广泛热议”但毫无意义的问题,如“你是怎么治愈讨好型人格的?”“你是怎么看待中产焦虑和年轻人的低欲望社会?”“你是救猫还是救艺术品?”
当交换了彼此的沮丧,我和朋友发现了问题的根源:我们都觉得自己的工作丧失了价值感。然而就和大部分工作一样,它并不是完全没有意义,只是当你回顾自己倾注的时间和精力时,会忍不住感慨:“可以,但没必要。”
当我把自己丧失价值感的沮丧分享给另外的亲密朋友,得到的反馈如一盆冷水浇下:“大部分人都无法从工作中获得价值感,工作就是工作,你追求价值感是你的病,你要治。”而当我再次微弱地表演自己的崩溃,朋友则忧心忡忡地说:“你看你,心态都不好了。”
的确,我的心态并不总是好的。之前,别人问我:“你有什么特别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