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增产节约运动
——以湖南工矿企业为例

江 轶，杨 璀

（湖南工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株洲 412007）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习近平总书记一直提倡“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多次强调要求保持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作风。2020 年8 月，习近平总书记对制止餐饮浪费行为作出重要指示，并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宣传教育，切实培养节约习惯，在全社会营造浪费可耻、节约为荣的氛围”[1]。回顾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集中力量支援抗美援朝，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我国开展了增产节约运动。这一运动对于节约资源、提高生产效率、促进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同时教育了党员干部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形成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社会良好风气。当前的相关研究主要侧重于增产节约运动的整体进程及实施效果，对于区域视野下生产单位增产节约机制和动态研究不足[2-5]。有学者认为，新中国成立后的增产节约运动是一个长时段的现象，至少在社会主义建设探索时期，存在五个不同时期的增产节约运动[4]。本文从运动发端、具体举措及实施效果等方面，对新中国成立后至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时这一时期湖南厂矿企业的增产节约运动进行梳理与分析，以期从基层厂矿的视角阐释这场运动的历史价值和深远影响。

一 运动的发端：抗美援朝、经济建设与自我教育

新中国成立之初，恢复国民经济成为当务之急。然而，1950 年朝鲜战争爆发，应朝鲜党和政府的请求，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重大战略决策，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随着战事扩大，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支出大幅增长，“1950 年的国防费是28.01 亿元，1951 年猛增到52.64 亿元，1952 年又增至57.84 亿元”[6]。国防费用占支出的比重不断提高，1951 年的财政支出中军费支出占总支出的55%，比1950 年增加约1 倍；1951 年的财政赤字占支出的11.5%，比1950 年的赤字高2.5%[2]。由于财政赤字迅速增加，加之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消耗巨大，在当时一穷二白的国内经济和帝国主义全面封锁的不利环境下，厉行节约、增加产量几乎成为支援志愿军作战和维持国家财政平衡的唯一手段。时任中南军政委员会第一副主席的邓子恢认为：“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乃是在当前抗美援朝斗争中十分紧张和国家支出十分浩繁的情形下，增加国库收入、平衡财政收支的唯一正确出路。”[7]1951 年12 月，毛泽东向全党发出了 “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 的号召[8]，这成为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直接动因。

与此同时，为医治战争创伤，开展大规模建设刻不容缓。新中国成立伊始，由于长期战乱，导致国民经济的发展水平很低，1949 年中国工业产量比国民政府时期最高年份的产量低一半，其中，重工业产能下降达70% 之多，轻工业产能下降达30% 左右[9]。彼时，国家建设的重心是集中力量进行以苏联帮助我国设计的156 个建设项目为中心的、由限额以上的694 个建设项目组成的工业建设任务，以建立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10]。推进工业化需要雄厚的资金投入。毛泽东同志指出：“增加生产、降低成本、克服浪费现象、厉行节约，是积累资金的根本方法。”[11]因为新中国不能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那样通过剥削的方式获取工业生产资本，只能通过“增产”及“节约”的方式，实现工业化建设资金的积累。从全国范围来看，东北是中国的重工业基地，从1951 年起就开展了群众性的增产节约运动，发掘生产潜力，推广先进经验，实行经济核算制，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为了利用国内有限的资金及原料实现经济效益的增长，中共中央决定以东北地区“增加生产，厉行节约” 运动为经验，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并逐步向全国推行。

实行增产节约并非仅仅源自经济因素。中国共产党一直有着勤俭节约的传统。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一些干部存在“坐天下”的享乐思想，逐渐脱离群众，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现象日渐严重。毛泽东早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就提出“两个务必”，告诫全党同志，更明确要求对于贪污蜕化的行为，必须进行坚决斗争，并查处刘青山、张子善等腐败分子。此外，生产领域浪费现象也比较普遍，如沈阳重型机器厂有些车间的桥式吊车司机，经常用10 吨或20 吨重的吊车吊送不到1 公斤重的饭盒或冰棍；大连工矿车辆厂使用的是一二万元制造的专用设备，稍有毛病就废弃不用[12]。上述情况既不利于国家经济建设，也会动摇党的执政根基。1951 年12 月，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作为推进国家建设大步向前迈进的总要求，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 则是实现这一总体要求的总方针和全党的中心任务[3]。于是，在全国范围内的“三反” 运动基础上，中共中央迅速开展了增产节约运动，其既是巩固“三反” 运动成果的重要任务，更是新中国成立后党内清除资产阶级思想、保持革命本色的思想教育运动。

二 运动举措：统一思想、严格计划与技术革新

湖南地区旧有工业经济基础非常薄弱，迅速恢复国民经济是新生的人民政权的重要任务，工矿企业是当时建设的重点。湖南省内矿产资源颇为丰富，当时已经发现的矿产有40 多种，其中锑的储量和产量为世界第一，铅锌、雄黄的产量均为全国第一[13]3。随着“一五” 计划全面展开，湖南成为国家10 个重点建设地区之一，在苏联援华的156 个重点项目中有4 个落户湖南[13]6。至1953 年底，地方工矿企业调整后，湖南全省共有各类国营厂矿129 个，职工65 979 人[14]60。然而，湖南工业生产形势并不乐观，彼时工业经济尚未展现出强劲动力，工业发展速度与这些优势条件并不匹配。很多矿产尚未组织大量开采，如铁的藏量约为3 亿余吨，1955 年年产量只达65 228 吨（包括生铁、熟铁、土铁），金刚石、铀、石英、石棉等12 种矿产尚未组织开采[13]3；湖南重工业厂矿绝大多数只能生产原料和半制品，主要轻工业产品大量依靠输入[13]3。省工业部在向省委的报告中指出：

当前我省工业发展中的主要问题是速度不快，大大落后于国家建设形势和我省人民生产生活上的需要，主要表现在：①湖南人口占全国人口的5.7%，而工业产值只占全国工业产值1.94%（全省工农业产值占全国工农业产值4%，农副业产值占全国5.6%）。②与别省比：我省工业也少，发展也较慢，从地方工业总产值上看，1955 年，我省5.4亿，河南6 亿，河北12 亿，广东14 亿，四川14.5 亿，辽宁15 亿[13]4。

与全国各地相类似的是，湖南地区生产领域浪费现象比较普遍。例如：在材料制度上有领料制而无退料制，随便盖章，乱批条子；劳动纪律松弛，如湘潭棉纺织厂有一工人到工地4 个月仅工作4 天，工资却月月照发[15]126；铁路调度不细致，有一车皮曾在岳阳停了40 天无人问津，按每小时4 万元计算，损失很大[16]100。因此，节约材料资本、迅速提高生产力、增加工业产量迫在眉睫。中共湖南省委根据中央指示精神，统一干部群众思想，明确增产节约的原则和意义：“在增产方面要全面超额完成国家计划，还必须保证质量。在节约方面是降低成本，节省开支，加速资金流转，处理呆滞积压，裁减冗员，以及原材与材料的节约等。”[17]64以此方针为指引，湖南省内工矿企业在增产节约运动中采取了许多举措，对于促进省内经济及工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严格执行作业计划

现代工业生产需要科学规划和精准管理。当时一些厂矿面对日新月异的建设成就，出于快干猛干的急切心理，对于计划管理并不非常认同。锡矿山开始推行作业计划时，职工认为“我们月月完成计划就是，不要推行作业计划”，然而实际效果并不尽如人意。实践证明，工业管理需要科学精神和严谨态度，仅仅凭借经验是不能适应大规模的工业生产的。时任全国总工会主席的赖若愚指出，在国营企业中的生产管理工作，其基本要求就是实行计划管理，建立生产责任制度和经济核算制度[11]。湖南生产改革办公室也强调计划是搞好生产的关键，是企业的行动纲领，要把所有群众组织到生产上来是一件十分繁重的工作，决不能草率从事，也不能视为单纯的技术工作[14]62。正是因为提高了认识，许多企业逐渐认识到制定计划和推行计划需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科学实施，并逐渐把握了这个工作原则。在制订作业计划中，各厂矿领导依靠群众挖掘企业潜在能力，作业计划一般制订得比较先进和切合实际[18]。湖南省锡矿山矿务局、中南电工厂、水口山矿务局第一炼锌厂、株州机车车辆修理厂和湘中电业局第一和第四发电厂等国营厂矿都发动了职工讨论生产计划，并在此基础上制订了作业计划，涌现出许多典型事迹：

锡矿山干部职工逐渐意识到作业计划的重要性，一面由领导带头，深入窿洞，进行“当头鉴定”，认真编制和贯彻作业计划；一面普遍号召干部“面向生产，面向窿洞，面向群众”，“抓数字，抓计划，抓关键”，曾严厉批评过一个不看重“工业通讯”的窿道主任，和一个以为自己只需作政治工作，不知道生产数字的厂长[19]5。

该矿作业计划经验很快在全省得到推行，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受此鼓舞，省内各厂矿一般制订了比较先进而又切合实际的作业计划，并有具体的措施保证，成效明显。湘中电业局全年煤耗率由0.693 公斤降低到0.672 公斤，降低了3.03%；厂用电率由9.64% 降低到9.29%，降低了3.63%；线路损失率由10.03%降低到9.75%，降低了2.78%；合计全年降低成本约30 亿元[20]134。

（二）开展技术革新运动

技术革新是推动工业进步的动力。在生产资料十分有限的前提下，开展技术革新运动是保障增产节约目标顺利实现的重要前提，各厂矿只有加强技术革新才能从根本上提高生产效率，利用有限的生产资料创造更大的产能。湖南省内各工矿企业积极采取“技术人员下车间”“大力发动老工人” 等方式推行技术革新，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力生瓷厂工人杨光德和技术人员萧惠明成功研制出“低温白釉”，产品更加洁白，色泽更透明，达到了出口标准[21]；湖南电工厂技术人员王雪海与工人共同研究，推行了苏联的多条焊接法，提高了变压器焊接效率[14]67；洪江瓷厂深入发动职工开展先进生产者运动，改进“旋坯排泥器”，将单刀张改为双刀张，解决了产品变形的关键问题，提高成形率5%，全年可减少破坯18 万多只，节约成本1 469 元[22]。

除了技术人员深入一线改进生产技术之外，许多厂矿积极发动老职员依据生产经验提出技术革新窍门。炼锌厂的何春林小组4 个老技工在一周内找到24 个窍门，其中单蓝灰去泥与刮凝结两项，一年即可为国家增加财富约3.6 亿元，成为全厂学习的典范[14]76。长沙电厂老年技工刘德生，带领化验室的技术人员下车间，和工人一道测定煤耗，分析烟气，煤耗高了，他们就帮助工人找原因，设法降低煤耗，使该厂三号炉煤耗最低降至0.476公斤，创中南区煤耗降低最高纪录[14]76。技术革新运动在节省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益、优化产品质量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增产节约运动的重要助力。

（三）发动爱国劳动竞赛

劳动竞赛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生活中具有特殊的意义。早在延安时期，中共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劳动生产竞赛便是其中的重要方式。大生产运动不仅解决了人们的生存问题，而且锻炼了干部，增进了同志间的团结，有利于加强党的战斗力和凝聚力。在增产节约运动中，一些厂矿继续发挥这一光辉传统，开展了持续长久的爱国劳动竞赛，以先进带动后进，全面提高生产效率。

在湖南省的工矿企业中，国营企业的爱国劳动竞赛开展较早，至1953 年底，已经有湘煤电厂、长沙电厂、衡阳电厂、新湘矿务局、中南电工厂、湖南炼锌厂、下摄司电厂、宁湘矿务局（第五厂）等单位结合自身工作特点，由简到繁，开展了不同形式的爱国劳动竞赛[14]60。锡矿山为了配合采探机械化和计划管理，将过去的流动红旗竞赛升级为满堂红竞赛，竞赛内容包括各个工种的全部指标，必须每个指标都被突破，才算满堂红。三三一厂围绕质量问题，开展分号红旗竞赛，也取得了很好的成绩[19]9。在这些厂矿企业开展爱国劳动竞赛之后，工人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生产效率及产品质量合格率得到了极大提高。长沙电厂型铸工厂开展了品质红旗竞赛，第五班屡创新纪录，报废率由过去平均62%，连续下降到1.94%、1.12%、0.73%，两个月废品率均保持在2% 以下，突破了质量指标[14]69。群众性劳动竞赛对于节约生产原材料也具有积极意义，自劳动竞赛运动开展以来，据统计，长沙电厂4 个车间共节约原材料24 023 385 元[14]69。此外，湖南厂矿爱国劳动竞赛还与“三反”“五反” 运动相结合，有效遏制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厂矿企业中出现的腐败现象及资本主义作风，对稳定当时的政治经济秩序起到了重要作用。

（四）改进企业管理制度

改进工矿企业管理制度是健全增产节约运动长效机制的重要举措。管理制度改革首先确定了厂长负责制。时任湖南省委书记的周小舟提出，工矿企业应当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由党委制过渡到厂长负责制：

实行厂长负责制决不是削弱党的领导，而是更加加强了党的领导。所谓厂长负责制，是厂长对生产的负责制。厂长在生产管理上负有完全的责任，但厂长必须定期向党委报告生产计划及在党委研究一定时期内工厂的中心工作和重大问题，我们必须要以战斗的精神集中精力去解决生产上的问题，不能事事一把抓，慢慢讨论。厂长负责制就是贯彻这个精神[17]74。

与新中国刚成立时不同，此时很多工矿企业厂长、矿长是由党员干部担任的，实行厂长制更有利于加强党的领导，党委从管理工厂的具体行政事务中脱离出来，集中精力管方向、把大局，确保生产，这也为后来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奠定了基础。

除了建立厂长负责制之外，针对生产过程中存在的安全问题及产品质量问题，省委及工业部门强调，厂矿企业在生产过程中还应当明确职责、科学分工，在加强计划管理的基础上，围绕作业计划的需要，有步骤有重点地建立生产指挥、安全和技术责任制等。其中，比较典型的是企业检查制度，如长沙市各工厂的三级检查制（厂一级每周检查2 次，车间一级每两日检查1 次，小组群众每周检查1 次）；此外，还确立了即时会商制度， 如株洲机车厂的日常会议形式不拘，但必须有情况、有问题、有领导参加，防止盲目碰头、为碰头而碰头[19]7。

（五）实施工资改革和安排编余职工

工资是影响职工生产积极性的重要因素，不合理的工资制度不仅会挫伤职工的积极性，还会导致企业资金的浪费。为了保障节约工资支出的同时提高工人的生产效率，实施工资改革成为增产节约的重要措施。当然，工资问题直接涉及职工群众的切身利益，如何把握改革尺度十分重要。公平合理、尊重劳动是重要的标准。株洲第七工程处工资改革的具体要求是正确掌握技术标准，认真评定技术等级，了解工人技术水平，通过评级使工资达到比较合理的状态；并贯彻按劳付酬原则，明确提出少数极不合理的必须降低工资。在决定降低工资时，不少职员出现了思想偏误，担心“按劳付酬很对，但人口多降工资维持不了生活怎么办”，通过耐心说服教育，使职工正确认识了按劳付酬原则，最终积极拥护改革的职工达到了职工总数的75%[23]25。

除了按劳付酬、适当降低工资之外，妥善安排编余职工也是湖南工矿企业节省工资开支的重要举措。湖南工矿企业通过系列措施，不仅安抚了职工情绪，还调动了职工的爱国情绪及生产积极性。西冲锑矿编余职工155 人需要安置，厂方主动找当地县委、区委联系，当地区乡的负责干部积极配合动员，并分别组织党员、团员及积极分子，对思想意识后进的工人进行个别谈话，解除了群众的思想顾虑，获得了大部分编余职工的肯定。工人杨固余等人感慨：“过去国民党解雇工人哪有这样的照顾，现在人民政府发工资，发遣散费，路费，还特别照顾最困难的工友，我们只有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才有今天这样，回去后，保证听毛主席的话，与农友搞好团结，努力生产。”[24]10湖南工矿企业通过系列措施妥善安排编余职工，既节省了企业工资支出，又稳定了职工情绪，还提高了职工生产积极性。

三 成效显著：生产改善、技术进步、管理提质与作风改进

在中共湖南省委、省政府的大力宣传促动下，省内大部分工矿职工认识到增产节约运动的重大意义，并在这一过程中将增产节约运动与建设社会主义实际联系起来，热情饱满、信心很足[25]34。省内工矿企业积极改进企业管理方式及生产组织方式，解决了工业生产方面遇到的许多关键问题，使得增产节约运动顺利开展，并取得了显著成效，具体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改善了湖南省工业生产状况

新中国成立初期，湖南省内不少单位由于国家计划完成得不顺利，致使任务后推，完成任务变得异常艰巨。在省委和各企业党委的坚强领导下，各工矿企业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开展了增产节约运动以后，情况立即好转。1952 年至1955 年3 年期间，湖南省内的工业发展开始出现增速，部分产业统计数据如表1[13]1所示。

表1 1955 年湖南省工矿企业增产节约运动部分统计数据

增产节约运动改善了湖南工业生产的被动局面，提高了工业生产水平，为湖南地区乃至全国的建设积累了经验，最直接的效果就是提高了产量，超额提前完成了“一五”计划的生产目标。此时，各厂矿喜报频传，水口山矿务局提前1 年3 个月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26]；湖南石墨矿在1955 年11 月12 日，提前2 年1 个半月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1955 年的总产值比1957 年的计划水平还提高了26.57%[27]；地方国营湖南第一纺织厂提前1年2 个月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总产值指标，棉纱、棉布产量已达到1957 年的水平[28]。

（二）推广普及了先进的生产技术

为了节约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益，省内各厂矿着力发现生产窍门与推广先进生产技术。锡矿山矿务局推行了深眼总爆法，获得大量块石，解决了回探和选洗跟不上冶炼进度的问题，使产量由35 吨每工班提高到44 吨每工班，并将两班制改为三班制，充分发挥机采单位设备能力，将生产水平提高了一大步[29]43；水口山矿务局职工在先进生产者运动中，提出了285 条合理化建议，总结推广了9 种先进经验，贯彻了24 项苏联专家建议，其中比较典型的是提高了锌块品质，解决了炉温太低和不平衡等问题[26]。彼时，发现生产窍门成为一种先进经验。中南电工厂二车间召开“老将（老师傅）出马” 大会，提出窍门60 个，该车间油漆班找出7 个窍门改良工具，建立材料集中保管制，减少施工步骤，提高工效达3 倍，全月缩短工时计496 小时，节省原材料1 200 余万元[25]34。南岭煤矿原回采率只达50%～70%，因此上半年仅完成回采计划的87%；自发现竹帘钢采煤法窍门后，回采率达到94%，并降低了消耗、保证了安全[29]43。

（三）加强了生产作业的过程管理

为了按质按量完成生产计划，湖南省内工矿企业积极改善领导方法和生产组织方式，加强对生产工作的直接领导与精细管理。锡矿山通过采用逐渐消除采、选、炼环节之间的不平衡状况，健全辅助车间功能的作业计划，加强企业领导对企业生产过程的调度工作；在生产计划的安排方面，采用由月、旬作业计划逐渐变为日、时作业计划等方法，有力地保证了各生产环节的协调一致及增产节约计划的全面完成。通过采取上述管理方法，该矿不仅全面完成了生产任务，而且保证了生产安全，提高了该年9 月份的出勤率（9 月份出勤率达96.15%，比8月份提高了0.32%，比计划提高了2.79%），节约了成本（共节约采、选、炼小组成本2 亿余元）[25]37。除了锡矿山之外，“一五” 计划期间，大部分工矿企业都加强了对生产过程的管理力度，并由此减少了生产过程中的事故发生率，且提高了产品质量，保障了国家计划的顺利完成。

（四）改进工作作风、密切干群关系

增产节约运动主要以减少生产支出、提高生产效益为主要目的，除了追求经济效益外，其也是一场思想教育运动和群众动员运动。彼时，省内各厂矿对超额完成国家计划、节省生产开支保持着高涨的热情。大部分工矿企业领导能积极投身企业生产，以身作则，与职工一道攻克技术难关。水口山矿务局第一冶炼厂工段炼炉上的墩过砖出现了变形和断脱的现象，党总支书记、厂长、工会主席及各职能部门的负责干部，都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而日夜坚守在炉子上[30]；邵阳市化工日用品制造厂厂长、党支部书记、工会主席，都曾深入电池车间，同工人、技术员一起研究原料配方问题[31]。

由于领导干部带头，坚持走群众路线，重视发动群众，注重解决实际问题，干群关系变得密切起来，进而激发了职工的生产热情。水口山一厂领导深入群众开展工作，随时掌握群众思想，使得该厂某小组由积极分子占52%、后进职工占48%，逐渐提高到积极分子占90% 以上[25]38。三三一厂、湘潭电机厂和株洲铁路工厂，都顺利进行了一次适当的工资调整，基本上消除了群众的不满情绪，推动了运动的发展。资兴煤矿开始增产节约运动后，一两天中新纪录不断涌现，甚至有的单位领导还赶不上群众的劲头，锡矿山一矿矿长在群众纷纷提出保证超额完成增产节约任务后，才敢出面接受增产节约目标[29]42。

“清理资产，核定资金，推行经济核算制度；高度发挥工人阶级的创造性，充分利用工业的潜在能力，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缩短生产周期，加速资金周转来达到节约投资；以降低成本来争取超额积累；以提高产量质量来增加生产总值”[32]，这些都成为增产节约运动中所秉持的一般经验和做法，充分体现了节约精神与艰苦奋斗的作风，确保了增产节约运动的效果。由于处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阶段，受经验不足、急于求成等因素影响，增产节约运动难免会出现一些问题，有的厂矿安全事故较为严重，如牛马司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事故，死亡18 人，受伤4 人，为全中南区解放后第三次大的事故[33]54。有的干部官僚主义严重，认为自己是某级干部，做过农村工作、带过兵，“管这么个厂子算啥”，不深入生产，脱离群众[14]71。有的厂矿存在产品质量差的问题，湖南省电工厂变压器1953 年1 月至8 月产品次货率平均为23.4%，漏油现象严重，经常要派出技术人员到天津太原等地去维修[14]72。

但是毕竟瑕不掩瑜，增产节约运动是新中国历史上一次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无论对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还是对提高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都具有积极的意义，这场运动的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今年正值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我国正处于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的历史起点。“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必须杜绝浪费，勤俭节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过去我们党靠艰苦奋斗、勤俭节约不断成就伟业，现在我们仍然要用这样的思想来指导工作。”[1]我们可从当年增产节约运动中汲取有益的工作经验，吸吮丰富的精神内涵，规避当年的失误教训，以加强顶层设计，细化实践举措，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