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启英,朱为利,任思雨
(1.新疆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新疆 乌鲁木齐830047;2.南开大学 经济学院,天津300073)
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经济创造了速度与数量“双料”增长,即便在当下国际经济低迷及新冠肺炎疫情冲击背景下,2020年我国GDP首次突破100万亿元大关,创造了属于自己的经济增长奇迹。然而高速增长的背后也带来了诸如供需失衡、城乡失调、产业结构不合理、收入差距大、生态破坏、环境污染等问题。党的十九大指出我国已转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如何通过转动能、优结构、促升级、提量增质进而实现高质量发展新常态至关重要。为此,不少学者试图从FDI质量、全要素生产率、产业结构、人力资本、管理模式、税制结构、生态保护等视角探寻提升高质量发展之路[1-7]。然而,对于身处改革深水区、转型攻坚期的中国,忽视嵌套于经济体系中特殊的体制设计不利于释放制度红利与优化政策效力,也就难以形成良性循环体制实现高质量发展新常态。作为经济转型、社会转轨中顶层设计的财政分权制度,其对经济乃至社会发展的影响不容忽视,财权上移、事权下放的分权体制弱化了地方政府财政自主度并伴随着地方事务范围的扩大,加剧地方政府财权与事权失衡,直接影响了政府行为及其财政职能的发挥,进而对辖区内资源配置、经济效能、社会公共供给、生态环境产生不容忽视的影响。有关高质量发展的研究缺乏财政分权这一制度层面的分析,且研究结果为“分权抑制论”[8-9]“分权促进论”[10]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