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处逢生

2021-08-28 17:48詹谷丰
北京文学 2021年8期
关键词:西医病人妻子

詹谷丰

散文家詹文格在纸上落下《谁来拯救中医》这个标题的时候,我就开始了疾病的想象之旅:在没有发明西医西药之前,人类靠什么来解除疾病痛苦?

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是现代西医治療癌症最完备的临床场所,那两栋高楼里的所有的病室和身穿白大褂的医生,共同组成了西医西药对抗肿瘤的前线。我陪妻子来这家医院做肿瘤切除手术的时候,并没有发现中医中药的影子。与肿瘤的对抗,是一场复杂凶险的角力,是一个常人难以预见的漫长过程,在那两栋高楼中出入多次,我熟悉了那些迷宫一般错综复杂的窗口,电梯、楼梯、两幢大楼之间连接的长廊以及士兵一般整齐排列的报到机、取号机、出片机、资料打印机。

肿瘤,尤其是恶性肿瘤,在食物和环境污染日益成为社会问题的今天,已经从隐蔽处游荡出来,在人体的每一个部位上招摇过市。现代医学集中重兵布防,依然无法阻挡它进攻的势头。当一种恶疾以常见病、多发病的攻势攻城略地之后,大大小小的医院,都招募了精锐,组成科室,专门对抗这个强大的敌人。

我所居住的城市,经济发达,医疗技术也以与经济发展相匹配的方式,兴建医院,引进高端人才,增加先进的医疗设备。进入老年之后,身体素质下降,疾病骚扰,有时到了必须住院才能脱困的地步,但是,我从未想过,会有一种疾病,让东莞的医院束手无策,而必须转向省城的大医院。

肿瘤这个恶魔,在人海中横冲直撞,妻子不幸成了它的俘虏。当一家人还没从意外中回过神来的时候,妻子的妹妹,就为她联系了中山大学肿瘤医院的专家。

我们越过了东莞所有医疗机构,直接到广东,甚至中国南方最专业的医院,在医生的羽翼下,同魔鬼作顽强的抗争。信任权威,向往大医院,可能是病患的一种普遍心理,也是健康人的常情。我数十年来用个人的实践建立起来的就地求医的信念,瞬间被击得粉碎。

所有的检查,一律面对冰冷的机器,医生的隐藏,让病人的担忧无法诉说,只有从资料打印机中取出那些外人无法看懂的报告单之后,医生才会以专家的身份出现,然后作出化疗、放疗、手术等令人痛苦的选择。

化疗其实并不神秘,就是将医生配制的药剂通过手臂上的静脉注入体内。它的麻烦和复杂在于,每一次注射之前,必须作几项检查,然后等待空出的病床。排队,是进入医院每一项检查和诊断的必要程序,那些冰冷的阿拉伯数字,毫无商量地规定了你的等待时间,没有人可以逃得脱它的折磨,当你疲惫不堪地找到病室病床之后,却发现上一个病人的化疗尚未完成。

大城市里的大医院,没有一张病床不是病人接力的对象。接力,只是两个病人之间的无缝交接,而病床,却得到了两个人的双重交费。

化疗是漫长的,21天一个周期。在漫长的化疗过程中,我们渐渐熟悉了那些恒定的程序。第二天下午,当护士拔下手臂上的针头,我和妻子慢慢离开病房的时候,一个秃头或者用发套伪装了的接力病友,早已在病室门外的走廊上,苦苦等待了几个小时。

打的士回东莞,是暮色来临时最方便快捷的途径。回家的盼望,让化疗之后恶心难受的病人,对时间精确到了争分夺秒的程度。当的士经过东莞人民医院时,我忍不住一遍遍地想,任何一次求医的地域超越,都是由小到大、由低到高的过程,也是对患者金钱和烦恼的挑战。漫长的求医路途,就是一场治疗的马拉松,这场竞赛的参加者,都充满了胜利的渴望,他们企盼,在终点收到祝贺的鲜花,时间让他们的脖子上,挂满成功的勋章。

《谁来拯救中医》是一个作家的文学纪实和描述,它与严肃的医学专著不能相提并论,只是,书中的事例和信息,是可以吸引人的精华。陷在肿瘤医院的枯燥焦虑时光中,我从来没有想过,一部记叙中医的纪实文学,能够成为肿瘤患者的救命稻草。与科学的现代西医相比,书中的事例,具有更多的个案性质,它无法在验证、普及和治疗经验方面突显优势。

那个时候,我在这家远近闻名的现代化肿瘤医院里,尚未发现中医中药的任何蛛丝马迹。

化疗之后的手术,是妻子治疗的核心。外科手术,大多以切除为目的。人类生与死的距离,只有在手术室里,才能真切感受到。亲情的疼痛,也只有亲人一只脚踏进手术室之门的最后回眸,才能体现。手术室是亲情的禁地,是将一颗心悬在空中的丝线。几个小时之后,面色惨白、不省人事的妻子被护工推进了病房。由于失血,妻子身体缩小了一圈,仿佛一张薄纸,一阵轻风就可吹跑。妻子全身插满了导管,胸部缠着厚厚的绷带。我没有看到妻子切除的病灶,但一只失去了的乳房,向我展示了一台手术的惊心动魄。

手术之后的放射治疗,是西医针对恶性肿瘤的极端手段。这项技术,虽然有了一个多世纪的实践,但那些无形无影的放射线,脱离了人类肉眼的观察和控制,更是让人心生恐惧。那是一个如同中药一般漫长的过程,为了省去每天往返的奔波,我在医院附近租了一间小房,安营扎寨,以逸待劳。

放疗的过程只有短短的十几分钟,无须专门的看护和照顾,但是,放疗的时间长达二十多天。放疗的效果和人体内部的变化,是肉眼无法探测的秘密,是让病人心神不宁的艰难时刻。

羊城的温总,是在我妻子忐忑不安中送来安慰的朋友。那天晚上,他从单位赶来,专门在医院对门的酒楼里宴请我们夫妇。

在广东的文学圈里,温总是一个口碑极好的人。他抱怨我没有及早告诉他妻子住院治疗的消息。他有一个在广东省卫计厅担任要职的同学,在广州求医问药,可以动用这层资源。温总安慰我妻子,要用乐观的心态面对疾病、面对现实。

安慰病人,除了医生,没有任何一种语言是创新的,我和妻子理解温总的好心和善意,也明白乳腺癌,是治疗成功率最高的恶性肿瘤。而且,我们身边,不乏成功的例子。

温总说这些话的时候,没有人可以看见,短短的几个月之后,严峻的考验,将会降临到他的头上,即使是神,也无法预料,恶性肿瘤,会将这个阳光开朗的中年汉子,彻底击倒。

化疗、手术、放疗以及口服药物,这些西医对付恶性肿瘤的常规手段,在不同的病人身上,有着不同的治疗顺序。当一个肿瘤患者以完成了所有程序的方式离开医院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还能昂首挺胸、气宇轩昂。病态,是张贴在人脸上的声明,醫院,是肿瘤的敌人,同时也是病人的炼狱。结束放疗之后,妻子萎靡不振,遍体难受,让我想起寒霜过后的一茎枯草。

在肿瘤医院接受放射治疗的一个多月时间,是我和妻子一生中最漫长的日子,是时光的蜗牛。医生的面孔,即使戴上口罩,也熟悉如邻居。肿瘤的慢性病特征,让所有病人和医生都有条不紊,周而复始。医生和病人脸上的表情,是慢性病和恶性传染病之间差别的标尺,没有人会想起口罩、隔离、恐慌、护目镜、防护服等恐惧的名词。2003年的非典,已经遥远得看不见了背影。

从现代医疗角度的标准衡量,中山大学肿瘤医院,为妻子进行了一次成功的乳腺癌综合治疗。但是,暂时的成功,并不等于永久的胜利。真正让肿瘤在病理意义上彻底投降,仍有漫长的距离。化疗、手术、放疗之后的康复,才是真正的攻城拔寨,是最后胜利的分水岭。

隐藏在肿瘤医院一号楼三楼的中医中药,在妻子的且战且退中像一条苏醒的蚯蚓,突然钻出了地面。

化疗放疗和手术的后遗症,超出了全家人的预料,到达了妻子肉体和心理所能够忍受的极限。

周身疼痛,整夜失眠,不思饮食,心情烦躁,坐立不安……日常生活中所有描述病人情状的成语,此刻一齐来到了妻子身边。西医的外科手术,能够切除恶性肿瘤,但却无法面对术后的激烈反应。

内心的焦躁和肉体的不适,是冰冷的机器炮制出来的检验报告数据无法体现的隐秘。西医西药的无能为力,以一种无奈和傲慢的姿态出现,没有一个西医会透露半点中医中药的信息,只有同病相怜的患者,才会分享自己求生的经验。

在病友的指点下,妻子终于找到了中医科室。那个半隐藏在大楼内的诊室,我以为会是一处门可罗雀的地方,却不料人满为患,挂号无门。

选择中医的病人,没有一个不爱惜自己的生命,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甚至比健康的人更强烈。只是,在西医的大潮下,局外人无法知道他们的内心世界,难以知道在生与死的门槛前,在两种医疗方式面前,他们如何作出求生的判断。

白色大褂与一张隐藏在口罩背后的面孔标志着医生的职业,只有望、闻、问、切四个字,让这个诊室里的医生,从西医中脱离出来,成为两栋大楼中的异类。

中医中药,永远不可能成为这所医院的主导,但是,对于某些病人来说,这个隐于三楼一隅的诊室,却永远是他们生命的全部希望。

肿瘤医院的中医科室,妻子只是偶然的进入,而对于某些病人来说,却是必然、是唯一。有些病人,一生信任中医,他们的生命,似乎是草木和昆虫组成的中药上一根攀附的藤,虽然苦涩,却永远不能离开。他们病中的中医,是寺庙里的菩萨,那些浓酽苦涩的中药,是救命的甘露。我的母亲一生都是这样的患者,她能接受中医的望闻问切,接受中药的颓废气味,却拒绝西医的听诊器,厌恶小小药丸的各种颜色。来自西医的所有药丸,她都有天然的敏感和抗拒,她的喉咙,只是中药的通道,却是一粒小小药片的死胡同。我亲眼看见西药强行到达她胃里的反应。激烈呕吐,全身抽搐,甚至晕厥,就是她对西药的拼死抵抗。母亲一生,小病不断,却从未染过必须手术应付的重大疾病,所以说,她对西医西药的抵抗,是有效的,她是一个顽强的胜利者。如今,肿瘤医院里那些执迷中医中药的癌症病人,他们可以用自己的生命,捍卫中医中药的尊严,最终成为一个战胜者吗?

在恶性肿瘤面前,西医是攻城拔寨的主力军,化疗、放疗、手术的强大威力,肿瘤专业医院的建立,难免让人产生西医神话。只有那些在癌症的鬼门关走过的幸存者,才会知道,西医与肿瘤的较量,远没有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优势,癌细胞的强大,依然有手术刀无法到达的禁区。当西医对抗肿瘤的所有常规手段都不能适合一个患者的身体时,人们只有转向,求助中医中药。中医的表情,永远是民间的家常,它愿意在溺水的求生者面前,扔下一根希望的稻草。

在肿瘤医院的中医面前,妻子只是第三种人,将自己的生命和全部信任无条件地交给了西医。脱离险境之后,遍体鳞伤,而休养生息,只有中医中药,才是恢复元气最好的庇护所。

从此以后,妻子跨过了西医的三八线,投奔了中医。她深信,西医,帮她渡过了鬼门关,而到达得救的彼岸,必须依靠中医的船筏。

中医,是一种古老的传统,那些建立在精、气、神和阴阳五行之上的辩证理论,虚幻莫测,但是中药,却是肉眼可以分辨的草木和昆虫。

漫长的康复之路,由桑叶、蒲公英、白花蛇舌草、皂角刺、防风、瓜萎皮、麦芽、甘草、苦杏仁、陈皮、贝母、红豆杉、鸡内金和蜈蚣虫等铺就。这些古老的植物和昆虫,和扁鹊、华佗、张仲景、孙思邈、李时珍、葛洪等名字连在一起,让病人充满信心,看到希望。

相比西医,中医是一个温和的字眼,它极少让人联想起刀钳、鲜血、切除等激烈疼痛的汉字,它的灵活和自由随意,更是让信任中医的病人死心塌地。

与中医接头之后,妻子的药,就有了纸上的暗号,那些写在处方笺上的草木,变化着无穷无尽的排列组合。没有一个病人,能够从字面上破译草木的秘密,只有他们身体的变化和感觉,才是一张处方有无效果的最好验证。

“对路”两个简单朴素的汉字,在现代汉语里是合于需要和合于要求的意思,但是,对于一个病人来说,却是治疗效果的唯一指向。医疗机构林立的东莞,到处都可闻到草木的药香,但是,并不是每一家医院、每一个中医,都可以同“对路”两个汉字画上等号。

求医问药,没有特别的机缘,就不会打破传统的思路。二甲医院和中医专科医院,无疑是中药的首选。东莞医疗机构的分布图上,繁星点点,名气大的医院,挤满了求医的患者,我和妻子无数次经过一家小型综合医院,却从未想过里面藏着高人。这家以一个街道的行政区划命名的医院,离我家咫尺之遥,妻子却视而不见,舍近求远,去往远方的另一家大医院。

中医,具有最个性化的诊治方法,相同的病症,总会在不同的医生笔下开出不同的处方。妻子保留的中药处方,书本一般厚,即使出自同一个医生,也从来没有一张雷同。所以,中医师的药方差异,让“对路”充满了对症的变数。

一个健康者的心目中,是很难有“名医”概念的。所有的常见病和多发病,无论中医或者西医,都很难分出高下,只有疑难杂症或者久治不愈的顽疾,才可以让医术高明者,脱颖而出,树立口碑。有人总结说:“越是难以治愈的病,越是在这号病域里产生名医,比如有著名的治癌专家、治乙肝专家,但绝对没有一个是治感冒的杏林圣手。”告别西医之后,妻子的求医问诊,就成了一个漫长的寻找名医的过程。

名医,是病人的评价,名医的存在,如同微信群里的潜水者,从来不会声张炫耀,更不会将“名医”两字写在自己的额头上。在东莞求医,我不知道妻子换过多少医生、进过多少医院,疗效,就是她的唯一标准,只是,她忽略了中药的漫长,她的耐心,正在崎岖的时光中不断消失。

一个身壮如牛的健康人,不会跨进医院的大门,只有依靠药物为生的病人,才会将医院和医生当作生活的柴米油盐。

在千里之外的故土养病的日子,我才发现,世界上最近的地方,是医院;离你最近的人,是低调和蔼的中医。

回故乡养病的那天,是一个黑色的日子。由于提前定了日期,我未能赶去广州,向温总作最后的告别。一个远行的人,留在我脑子里的,永远是他的热情和微笑。

在三十年前印象的旧底片上,老家的中医院简单低矮,远远不如以“人民”命名的西医院,但是,中医院的儿科却门庭若市,候诊的病人,挤满了一条走廊。

我带儿子去中医院求诊的那个年头,如雷贯耳的老中医温先生已经退出一线,他的女弟子黄医生撑起了一个县中医儿科的大旗。黄医生用敬业的态度和温和的笑容以及高明的医术,让一个个病恹恹的孩子回归生龙活虎。许多时候,所有的医生都已下班,只有黄医生的诊室里,依然挤满了病儿。

这一切,都成了过去。如今的中医院,除了那个永远不变的名称,所有的旧貌,都已换了新颜。温医生、黄医生,都成了一代人的记忆。没有一张脸,能够看到熟悉的表情。

妻子挂了一个鲍姓医生的门诊号,被告知十五天之后才能就诊。

中医院的院长是个热心助人的诗人,他在不打扰正常就诊秩序的前提下,巧妙地为我解决了一个难题。他让鲍医生提前半个小时上班,用加班的方式,为一个远方来的患者就诊。

鲍医生是个年轻人,他的两根手指,就是诊断疾病的唯一工具。鲍医生拒绝病人介绍病情,他用两根神奇的手指,探测到了病人体内的每一颗地雷。食欲、睡眠、心情和身体的所有不适,都没有逃过鲍医生的探测仪。

鲍医生的形象,完全没有小说或民间传说中中医的神秘,他的年轻,他不急不缓的语速和准确而又简洁有力的判断,让妻子目瞪口呆、心悦诚服。

何院长告诉我,鲍医生是外省人,在义宁有“神医”的美誉。没有一个求医的患者能够逃得出他准确判断的脉象。一个外省人与修水的缘分,源于一场美丽的误会。医学院毕业生,本来是去永修县求职的,但一字之差的两个县,在文字上面目模糊,而且又属同一个市管辖,所以,鬼使神差之下,鲍医生买错了车票,下车之后,鲍医生才发现自己的粗心。将错就错,他拿着简历,走进了修水县中医院的大门。

我近距离地观察鲍神医的就诊,除了让病人保持沉默之外,我实在找不出他和其他中医的区别,把脉、开方、交代饮食禁忌等等,这些复制了千百年的方法,已经堵死了任何创新的空间。然而,他的眼光,仿佛探尽了病人身体的所有筋络,那些症状描述,正是病人难以尽言的全部痛苦。

妻子手术之后的所有不适,鲍医生如数家珍,一个素昧平生的病人康复期间的所有症状,都在他的掌握之中。

生命漫长,但时间总是短暂,对于一个康复中的病人来说,没有一种时光比中药更悠远。回到东莞之后的日子里,妻子总是想起故乡那家曾经治好过家族几代人疾病的医院,忆起那些身怀绝技的中医。只是路途遥远,没有一味中药的药力,能够跨越千山万水,到达病人的身边。

妻子长久以来的烦躁、焦虑、失眠,是一个病人最真切的感受,是别人无法体验的痛苦,是所有仪器设备的盲区和死角。一场大病的初愈,常常以许多难以检测的症状遗留作为灾难的后遗症。在冰冷的机器和检验数据面前,妻子是一个成功治愈的案例,但手术和化疗放疗之后千疮百孔的身体和心理,却是病历上无法体现的真实感受。

西医的无能为力,常常会成为传统中医的突破口,建立在病例之上的民间医术传奇,经常会插上翅膀,飞入寻常百姓之家。

我和妻子经常路过而从不关注的那家街道医院,突然进入了我的视野,我想起一个姓袁的诗人,在这里从事中医的工作。

长期以来,我对袁医生的了解仅仅是文字,在饭桌上,他从来不谈他的职业,他只是用诗歌,与我们这些医学的门外汉交流,他成了一个没有故事的人。

诗人和医生之间,从来就不具有逻辑关系。医生这门职业,注定了他的严谨和认真,面对病人的时候,任何的想象和诗情,都必须排除在外。袁医生以一个救死扶伤者的身份进入我印象的契机,是他發表在杂志上的一篇自述性的散文《神奇的中医》。

文字是神奇的,它让许多患者,寻着它的路径,找到了那家街道医院的袁医生,我妻子,也顺理成章地成了他的一个病人。

望、闻、问、切,是所有中医的X光、多普勒彩超、CT、MPI和核磁共振,袁医生用他的指头,就完美地完成了那些先进仪器需要的所有程序和时间。那些肉眼看不见的经验,只有温度,没有误差,在那些熟悉的患者眼里,远远超过了那些冰冷的机器的准确和可靠。

袁医生是一个中等身材的中年人,亲切和蔼的笑容,始终是他恒久不变的形象。这些最容易让饱受病痛折磨的人产生信任的神情,也许是一个职业中医与生俱来的天性。

袁医生的诊室很大,墙壁上挂满了康复者赠送的锦旗,那些用不同赞美词编织的旗帜,是一个医生最形象最直接的口碑。从上班的那一刻开始,这间挂满了感谢词的病室,就被求医者挤满。“门庭若市”这个成语,成了一间中医诊室的现实。

袁医生是一个没有秘密的人,他的隐私,都在诗歌和散文中。

除了望、闻、问、切和中药外,袁医生治疗的手法,仅仅是多了一根针,一根细小的银针,还有一个玻璃的火罐。

癌症病人术后的不良症状,在现代化的仪器面前,并不是病症,那些无法验证的不适,只能无奈地用“疑难杂症”的幌子来掩盖。而在袁医生的经验中,焦虑、烦躁、盗汗、失眠等症状,都是人体阴阳失衡的病状,人人谈虎色变的抑郁症,就是从这些症状起步。

由于祖传的原因,广州中医药大学毕业的袁医生比别人多了一门傍身的医术。针灸和推拿,是他开方施药之外的另类中医手段,他用一个个玻璃的火罐,在病人身上盖上了中医独特的图章。

中医的图章没有盖在我的肉体上,我不知道那些久久不能消失的火罐印记,那些临时生长在病体上的银针,对于一个病人,意味着什么。我唯一能够观察到的是,妻子的精神状态,日益好转,失眠、烦躁、焦虑等症状,渐渐消失。

即使是这样,我也从来不将袁医生看成是一个救死扶伤的白衣天使。我们见面,都是在文人的圈子里,在我心中,他依然是一个激情奔放的诗人,是一个经常在酒后,抑扬顿挫地朗诵自己诗歌的文人。袁医生广东客家人的身份,在他的诗歌朗诵中暴露无遗。幸好医术没有地域之分,不会由于南北差异而水土不服。

有一次,一个朋友即将出远门,临行之前,他请袁医生把脉,袁医生通过他的舌头,看到了他的五脏六腑和身体的秘密。朋友带着袁医生的告诫到了重庆。谨慎和小心,依然不是疾病的防弹衣和庇护所,在工作过程中,朋友终于不支,不得不求医和卧床休息。这是一次潜在的风险,最后在袁医生的提醒和朋友的防范下,仅仅以最轻微的脑梗的结果度过。化险为夷,所有听袁医生朗诵诗歌的文友们,都知道了一个中医的火眼金睛。从此以后,袁医生就成了文学圈里的业余保健医生,诗歌的距离,我们一杯酒后就可到达,但中医的路程,只能从袁医生的汗水和疲惫的眼神中寻找,从他的散文《神奇的中医》中发现。

我一生中,无数次疾病缠身,严重的时候,吃奶的力气都耗尽了,成了病魔掌中的面团,我一次次从阴森的鬼门关越狱,最后都从西医的通道中逃生出来。我对西医的感情,是死里逃生者的感恩,而对母亲一生信任的中医,却从来不以为然。对于隐藏在本草中的中医,我最美好的印象,只有“郎中”这个源于民间的古老的中性名词。

在汉字的记载中,中医起源于原始社会,春秋战国时代,就已经形成了最基本的中医理念。相对于依赖设备检验的现代医学,中医早已是一个龙钟的老人,步履蹒跚,墨守成规。在崇拜西医的患者眼里,进入衰老期的中医,已经日暮西山,而不断研发新药,推出新的治疗方法的西医,却是如日中天。持这种理念的人,比比皆是,而我,也曾经是他们的同道。更有不明身份的人,用中医的基础不是生物学,而是阴阳五行;大多数中药,没有经过双盲实验的验证;大多数中药,药理不明;大多数中药,副作用不明的论点,得出了西医使一个人活得清清楚楚,死得明明白白,中医使一个人,活得不清不楚,死得不明不白的结论。

如果倒退回去数年,我肯定会为上述观点竖起骄傲的拇指,但是,自从妻子生病以来的求医经历和社会现实,已经让我慢慢远离年轻时狂妄和偏激。

对于所有的医学来说,我都是一个外行,在人生的许多时候,我也经常以一个病人的身份短暂出现。我的求医问药,只以西医为对象,我极少在古老的中医那里,寄予身体健康的希望。

中药温和,见效慢,且煎熬麻烦,苦涩无比,服用也没有西药方便快捷。在一个不懂人类历史,尤其是年轻气盛的患者那里,中医带有天然的劣势,在与西医的较量中,失败的往往是上了年纪的中医。我一生中患病无数,尤其是进入老年之后,更是医药不离,但是,西医,仍然是我唯一的选择。虽然我不排斥传统,且信任中医,然而,来到我身边的中药,却是乔装打扮伪装成西药形状的间谍,虽然小巧玲珑、五彩缤纷,但是它的体内,依然流淌着草木的血液。

疾病,是人类的一种顽固的症状,我对中医的拒绝,长期以来,也像疾病一样顽固。

广州的肿瘤医院,从两年前的凶险之地,变成了如今定期复查的安全之所。从那里出来的结果,就是寻访中医调养生息的开始。一个肿瘤患者的求医经历,就是一个写作者的半部传记。

西医和中医,都是病人康复的希望和寄托。妻子求医的个案,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没有西医,肿瘤无法切除;没有中医,术后症状难以消失。

中医的历史,远远早于科学的历史。但是,当中医被“科学”这个名词的标尺规范的时候,古老的中医,就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不科学”的指责,成了中医暴露的命门。

用“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一句话判处中医死刑的鲁迅先生,是西医四百年以来攻击中医最有代表性的人物。百年之后,这种观点已经被实践证明為偏激独断。在中医的批判队伍中,陈独秀、梁启超、傅斯年、俞樾、曾国藩、严复、胡适、梁漱溟等名人,都是站在前头的先锋。

有人将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也列入了这支讨伐中医的队伍中,但是,毕生主张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陈先生,依然坚持了客观和中肯。他用中药有效、中医不通的论断,表明了他不同流俗的观念和评价。

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又一次来到了义宁竹塅陈寅恪先生的祖居,在凤竹堂陈寅恪的先人住过的房间里,我看到了一个文化望族和中医的渊源和关系。陈寅恪的曾祖父陈伟琳家传医书《太医院》,皇皇九大卷,陈伟琳制药的碾槽,都向世人展示了古老中医和义宁陈氏家族千丝万缕的联系。

南京大学王彬彬教授,专门撰文介绍了陈寅恪对中医的看法,许多鲜为人知的史实,通过后人的文字,回到了陈氏祖屋凤竹堂:

陈宝箴是一个具有专业水准的中医,能够为人处方看病。陈宝箴的父亲陈伟琳(字琢如)是乡间名医,陈宝箴继承了父亲在医学方面的志趣。而陈宝箴对中医的兴趣也为儿子陈三立所承袭。陈三立同样具有为人看病开药的本领。所以,义宁陈氏,其实是中医世家。陈三立之子陈寅恪,从小耳濡目染,对中医也了解甚深。

陈寅恪对中医的反叛,与鲁迅、陈独秀、梁启超等人截然不同,在《寒柳堂记梦未定稿》的第一部分,他就开诚布公地阐明了观点:

先曾祖以医术知名于乡村间,先祖先君遂亦通医学,为人疗病。寅恪少时亦尝浏览吾国医学古籍,知中醫之理论方药,颇有由外域传入者。然不信中医,以为中医有见效之药,无可通之理。若格于时代及地区,不得已而用之,则可。若矜夸以为国粹,驾于外国医学之上,则昧于吾国医学之历史,殆可谓数典忘祖欤?

我在面对陈伟琳的《太医院》和药碾时,想到的世道沧桑,总觉得现实社会,处处充满反讽意味。站在中医对立面的陈寅恪先生,最后用“中医有见效之药”的中庸,让许多患者仍然对草木的中医感恩。

对于人类来说,疾病,尤其是恶性疾病,是一种无法选择的灾难,但是,求医的路径和方向,却是病人脚下可以自由选择的分岔小径,没有人会舍近求远,更没有人会放弃平坦的阳光大道而选择崎岖险峻的危崖,所以,病人的所有希望,就是疾病消退,回复健康。

中医,越来越将自己铸造成了一柄双刃的利剑。它用慈悲的船筏让许多患者渡过疾病的苦海,却在理论上留下了不少缺失,同时又用故事的传奇误导了病人。它的锋刃,无可避免让自身受伤流血。

中医和西医,都是造福人类的天使,它们不是水与火的关系。当一个绝望中的病人枯木逢春彼岸得救的幸福时刻,不会去关心中医西医,也不会去注意中药西药。所有的医术,不论古老还是现代,都以救死扶伤作为最终目标;所有的医生,不论年长或年轻,都有自己的短长。妻子的求医之路,就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没有西医,癌细胞无法切除;离开了中医,术后的健康也难以恢复。复杂的慢性病,非器质性的疾病,这些西医化验、拍片检查发现不了症状,正是中医的擅长。战场上杀敌,万米之外,大炮可以炸死目标,而贴身肉搏,匕首刺刀却更能发挥作用。

定期复查,又一次检验表明,妻子已经走出了恶疾的阴影,绝处逢生,化险为夷,正在为她的焦虑画上句号。

求生,是人类的本能和天性。绝处逢生,既是一个人的幸运,更是一条漫长曲折而且充满了凶险的长路。每一个绝处逢生的患者,他路上遇见的每一个医生、每一家医院,都是他人生中的救援者。每一个绝处逢生的患者,在庆幸之余,都应该对每一个关怀过他的医生,感恩、致敬。

一个肿瘤患者绝处逢生的结尾,是新型冠状病毒肆虐中国的非常时期,这场恐慌,越过了中国的边界。面对这个凶恶的敌人,西医和中医跨越了观念的鸿沟,成了一条战壕里的兄弟。而且,中药的疗效,已经让许多绝境中的生命看到了光明。

所有企图灭绝人类的细菌和病毒,最终都将杀灭,科学研究的创新和发明,永远是人类绝处逢生的希望。

责任编辑 张颐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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