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文艺歌词创作的历史与审美特征

袁盛勇 邱跃强

摘要：延安文艺是现代中国文化史上富有精神魅力的文艺形态。延安文艺中歌词的创作具有鲜明的历史阶段性特征，歌词中所表达的对于普通劳动者和劳动之美的颂赞，以及其所具有的信仰性内涵都真实而热切地存在着。延安文艺是一种真实的历史和艺术存在，人们可以从中汲取精神的力量。

关键词：延安文艺;歌词;《解放日报》;历史;审美

延安文艺是现代中国文化史上一种富有精神魅力的文艺形态，具有独特的信仰内涵。除延安文学之外，延安文艺还包含了音乐、美术、歌舞、戏曲、电影等各种艺术形态的广泛运用。延安是革命圣地，也是歌咏之城。吴伯箫曾经回忆道：“延安唱歌，成为一种风气。部队里唱歌，学校里唱歌，工厂、农村、机关里也唱歌。每逢开会，各路队伍都是踏着歌走来，踏着歌回去。往往开会以前唱歌，休息的时候还是唱歌。没有歌声的集会几乎是没有的……每次唱歌，都有唱有和，互相鼓舞着唱，互相竞赛着唱。有时简直形成歌的河流，歌的海洋。”^①这里说的是集体合唱，也有各个部门、单位之间的“拉歌”，而这些就是延安主要的歌咏形式。当时延安创作了一些有名的合唱歌曲，比如《抗大大合唱》《黄河大合唱》《生产大合唱》等。其中1939年3月创作的《黄河大合唱》，由光未然作词、冼星海作曲，是人们经常合唱的歌曲之一，写出了黄河的悲壮和力度，唱出了民族的高度和情怀，具有强烈的中国审美现代性品格，有力呈现和塑造了中华民族的伟大气度和精神。

《解放日报》是延安时期中共中央机关报，上面刊登了数量可观的歌曲，这些歌曲是当时延安社会及其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延安文艺所取得的重要成绩之一，在当时产生了广泛影响。歌词是歌曲的重要构成，是一种富有诗意的文学，一首好的歌词其实就是一首优美诗歌。《解放日报》上刊登的歌曲，现在看来不仅旋律都很恰切，而且歌词也是那么富有时代特色，它们既具有历史感的阶段性特征，又具有丰富的信仰和审美内涵。因此，对于这些歌曲中的歌词进行总体性研究，不仅可以动态呈现延安时期社会情态的变化，也可以对延安文艺中的歌词创作发展历程作出较为符合历史本真的解释。

一  歌词创作的阶段性特征

延安文艺以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为界，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这两个阶段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延安文艺中的歌词创作其实也表现了此种历史性的阶段性特征，其前后表征出来的差异性还是非常明显的。时乐濛曾经回忆道：“抗日战争时期，革命圣地延安是中外驰名的歌咏城。但是，在整风前的某段时间里，我们音乐工作者在思想上还存在着主观教条、脫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倾向。”^②李焕之也说：“在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以前，不少音乐工作者学习民间音乐，的确是把它和自己思想感情的改造截然分开的。”^③他们作为延安时期音乐工作和文艺运动的积极参与者，所言是较为符合历史实际的。文艺整风前的音乐工作者的思想感情较为复杂，甚至存在看不起群众的情形，因此即使有人去学习普通民众喜欢的民间音乐，在思想情感上也很难与群众真正融合在一起，这样，其所创作的音乐也就大多流于形式和表面，很难让群众产生真正的情感共鸣。就歌词而言，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前的不少歌词较为空洞与乏味，诚如李焕之所言：“由于接触生活少，我所懂得的大部分是书本上的知识，而还不是群众生活中的感性知识。因此，民间音乐语言的生动性，它和人民群众生活的血肉关系，我还不能很好地体会到，所以在创作上运用起来，就成了几句‘像个瘪三一样乏味的音乐语言了。”^④又说：“自从1942年5月里，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作了一次对革命文艺工作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讲话以后，延安的音乐工作者在毛主席的文艺思想的指引下，努力从艺术实践上探求把音乐和革命工作的需要、和工农兵群众的需要最彻底、最紧密地结合起来。”^⑤这种转变当然并不容易，但是，只要音乐工作者的立场和思想感情发生彻底转变，就会产生巨大的艺术生产力。就《解放日报》所刊登的歌曲数量而言，也较好表征了这个发展态势：1942年发表8首，其中该年《讲话》之前1首，之后7首;1943年20首，1944年12首，1945年30首，1946年14首。可知，歌曲发表数量在1945年达到了顶峰。而且，不论曲调还是歌词，《讲话》之后创作的歌曲，大都能贴合社会生活，唱出群众心声，较好表现党的文艺政策对于延安文艺生产的积极促进作用。

具体而言，首先就歌曲的创作形式来说，《讲话》之后，音乐工作者善于更多汲取与使用流传于乡村大地的民间音乐曲调。比如，《解放日报》于1943年6月26日第四版刊登的歌曲《锄草》就用了“破席片”调：“驴驹子不叫鸡儿又叫，战士们一齐起来了。问你为甚起这么早，清早里趁凉快去锄草。这儿正锄草（你）不辛勤，到来日吃不饱别埋怨人。王旅长讲的话一点也不差，锄草要细心如绣花。火燎燎的太阳当头照，锄掉的草儿遍地倒。”^⑥这首歌曲不仅在曲调上运用了民间音乐的调式，而且在歌词的内容上也将边区民众的日常生活与乐观自信的精神状态展示出来了。

其次，歌词语言更加通俗易懂，不少方言入歌，更贴近普通民众的生活与情感。《解放日报》1943年2月11日第四版刊登了由安波作词、张鲁作曲的《拥军歌》，歌曲名称下特别注明是“民歌风”：“正月里是新春，家家户户送礼物，赶上猪羊出了门，猪羊送到那里去，送给（那）英勇的八路军 咳呦咳呦咳呦，送给（那）英勇的八路军……一心爱戴总司令，一心（那）拥护八路军，咳呦咳呦咳呦，一心（哪）拥护八路军，一心哪拥护八路军”。^⑦歌词写陕北老乡欢欢喜喜地将猪羊送给八路军，可见群众对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是多么爱戴;其中多次出现“咳呦咳呦咳呦”，口语化的拟声词更加贴近日常生活，看似平常，却充满力量和激情。

最后，就歌词创作主体来看，《讲话》之后，越来越多为群众所创作的歌曲被刊登在《解放日报》上，个体创作也愈来愈为集体创作所取代。例如《解放日报》在1943年4月30日第四版刊登了中国民间音乐研究会记录整理的歌曲《刘志丹》，歌名下方特别注明：这歌“是陕北人民自己创造的革命歌曲，广泛流传于农民口中，虽不是全部歌唱志丹同志的事迹，却反映当时革命情形与群众情绪，词十二段，但各地流传的有些出入，曲词，也不完全同，这里所发表的是根据关鹤童同志在延安所记录的与安波同志在黄河边所记录的两种整理出来的，第十一段缺词一句，词中许多人名只是记音，望知者指正，同志们如有其他关于志丹同志的歌谣及其他革命歌谣，亦望抄寄民间音乐研究会（鲁艺转）以供研究。”^⑧中国民间音乐研究会是专门负责搜集与整理民间音乐的一个机构，他们深入乡间和群众，了解与熟悉民间的音乐与情感，《解放日报》将中国民间音乐研究会搜集与整理的民间歌曲进行刊登，为当时音乐工作者提供了范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再比如《解放日报》1944年3月11日第四版刊登陈伯林的《移民歌手》《毛主席领导穷人翻身》，以及1944年4月24日第四版发表屈增泉《边区办得没穷人》等歌曲，都是由普通民众自己作词，曲调亦取自民间音乐。洪流曾在推荐发表《边区办得没穷人》时加了一个附注，其中写道：“四月十日下午，我跟吴满有双工队在南山卯掏地，天忽下雨，附近双工队都歇工回家，惟吴满有同志的双工队却愈掏愈有劲，队员中有佳县移民屈增泉在劳动中创作出七段秧歌，歌唱出他心中对边区，对八路军的热爱，这和过去发表的‘毛主席领导穷人翻身同样是他们心里的歌唱。”^⑨这些来自群众的歌曲，其歌词和曲调其实都来自现实生活，来自他们身边，是创作者心声的自然流露，辞藻并不华丽，但蕴含着真挚的情感。

二  歌词创作的信仰性特征

我们认为，延安文学“是一种具有自身规定性的现代性文学，是一种基于信仰和趋于信仰的文学”^⑩，作为更大范畴的延安文艺也是如此。来到延安的知识分子不少本身就是共产党员，他们所具有的革命信仰是非常明确的，后来经过党的教育和战火洗礼，尤其是在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熏陶下，他们也都具有了一种倾向革命和拥护共产党及其领袖的信仰情怀。

周恩来曾经在所著《抗战政治工作纲领》一书中两次提到“信仰”一词。他说：“要以耐心说服诱导的精神，争取官兵和人民的信仰，团结他们在革命主义与政纲的领导下而坚决奋斗。”11又说，“要战士服从指挥，政治工作便应保证指挥官的威信，政治工作人员的威信。但这种威信的建立，应当一方面是政治工作保证下级对上级的信仰”。12这里既没有用信赖，也没有用信任，而是用了“信仰”，对于共产党来说，革命是一种信仰，政治工作也是一种信仰，争取人民的信仰对于革命工作至关重要。歌曲，作为文艺类型的一种，某种程度上又超越了文藝的限制，成为历史的见证者与记录者。而从《解放日报》刊载的歌词来看，其所呈现的信仰性特征是动态发展的：由对党所领导的革命、抗战、生产等一系列具体实践的信仰，再到对党的领袖毛泽东和共产党的信仰，逐步完成与确立。同时，我们也应看到，正是党积极抗战、带领人民发展生产、提高民众的文化水平等赢得了广大民众的信仰，歌曲中才表现出信仰性特征，二者是相互作用，相互贯通的。

自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战争既是现实生活的主要内容，也是文艺作品的主要内容。《解放日报》于1942年7月5日第四版刊登了麦新作词并曲的《抗战五周年进行曲》，歌词共有三段，第一段为：“我们高声歌唱，五年的英勇抵抗，全中国的人民，在斗争中锻炼成钢，十八个根据地，插在敌人的后方，八路军和新四军，血战苦斗反扫荡！”第二段是：“我们高声歌唱，五年的英勇抵抗，全世界的人民，团结像一个人一样，二十六个民主国，压在法西斯头上，今年打垮希特勒，明年打垮日本鬼！”13从歌词里可以看出，艰苦抗战的五年并没有磨灭中国人民的高昂斗志，而这来源于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来源于军队的英勇杀敌，来源于军民的团结一心。

全国人民团结合作，一致抗日，这是每一个中华儿女都希望看到的，但在抗战的过程中，国民党多次掀起与中国共产党的摩擦，“企图削弱以至消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以便独吞抗战的胜利果实，战后继续维持其独裁统治。1943年春，国民党悍然掀起第三次反共摩擦。”14《解放日报》1943年8月25日第四版刊登了由牛克伦作词、林影作曲的《反对打内战》：“反动派，没心肝，不打日本打内战，日本小鬼拍手哈哈笑，民族的危机在眼前。边区军民齐动员，拿起镰刀锄头枪杆长矛手榴弹，反动分子来进攻，打退个王八蛋，王八蛋，王八蛋。”15显然，边区人民对反动派的行为深恶痛绝。歌曲以诙谐讽刺的笔调，将国民党反动派的丑态形象地通过歌词刻画出来，同时也将边区人民与共产党英勇自信的一面很好地展示出来。1945年8月15日，抗日战争取得了最终胜利，但是国民党依然还在发动内战。《解放日报》于1945年12月19日第四版刊登了由桑夫作词、张鲁作曲，根据越调改编的《反对内战》，共五段，其中写道：“（合）冬天过了春呀春呀天到，太阳出来全世界人民都呀都呀都欢笑，（甲）法西斯主义垮了台，（乙）胜利的火把在燃烧，（合）毛泽东同志举起了手，指出了光明路一条，和平民主要团结，要团结，新民主主义的旗帜空中飘，空中飘，一呀得儿嗨！一呀得儿嗨！”16面对国民党发起的内战，共产党依然坚持团结，争取和平，这不仅是共产党的态度，也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心声和呼求。

1941年之后，由于日军的不断进攻与侵略，加之国民党实施经济封锁、政治压迫等政策，根据地的经济日益困难，人们生活受到极大威胁和挑战。对此，党中央和毛泽东及时发动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大生产运动。《解放日报》于1942年4月5日第四版刊登了麦新作词并谱曲的《春耕小曲（对唱）》，很好地表现了延安大生产运动。第一段云：“（甲）张泉老汉来呀，喂！（乙）李家大哥来呀，嗨！（甲）春天到来好呀好风光;（乙）家家户户下呀下—忙，（合）唉呀嗨！唉呀嗨！（甲）多种庄稼多开荒，（乙）又种棉花又种粮;（合）前方的战士流呀流血，后方的百姓流呀流汗！唉呀嗨！唉呀嗨！”第二段云：“（甲）张家婆姨来送饭！（乙）李家娃儿来送茶！……（合）吃饱肚子才能打胜仗！唉呀嗨！唉呀嗨！”17歌曲中的“张泉老汉”“李家大哥”是根据地成千上万普通民众的代表，他们努力生产，支持抗战，洋溢着发自内心的喜悦心情。

共产党不仅带领人民积极抗日，努力生产，还认真开展民众教育，提高人民文化水平。《解放日报》1944年10月17日刊登了光祖创作的歌曲《上夜校》：“夜校去得儿龙个龙个龙，把字认得儿龙个龙个龙，一晚上认二个字，一月认它六十个，不认字，睁眼瞎，……不分男女老和小，大家都来把字认，认字不是艰难事，只要你是个用心的人。”181944年12月31日第四版刊登了李伟创作的《上冬学》：“（一）七卡七卡七来个七七卡七卡，庄稼收到家，人人笑哈哈，拿起书本（儿）冬学学文化，学文化，好处大，知识学得多，道理解得下，不做落后人，不做瞪眼瞎，男女老少都上冬学，冬学的好处大。（二）七卡七卡七来个七七卡七卡，人人有文化，救国有办法，小管（这）家务大就管国家。会生产，会打仗，有文又有武，创造新中华，不做落后人，不做瞪眼瞎，男女老少都上冬学，冬学的好处大。”191945年3月22日第四版刊登了亚几作词、紫光谱曲的《学文化歌》：“1.不识字，真麻达，活人成了瞪眼瞎，瞪眼瞎，钞票路条认不清，书信报纸解不下，解不下。2.毛主席，想办法，号召大家学文化，学文化，冬学夜识读报组，咱们抽空来参加，来参加。3.学文化，没有啥，只要耐心，不嫌麻达，不嫌麻达，一天认识几个字，一年就能认千把，认千把。4.学文化，学文化，有了文化，啥也不怕，啥也不怕，生产战斗样样会，建设咱们新国家，新国家。”20从以上歌曲中可以看出，识字教育不仅提高了群众的文化水平，而且增强了他们当家作主的主人翁意识。

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不仅体现在民族的抵抗之中，也表现在阶级的反抗之中。毛泽东作为党的领袖，起着统揽全局的决定性作用，也是新的政治文化和正确思想路线的杰出代表，因此文艺整风之后，歌颂毛泽东的歌曲很多，这些歌曲更多来自群众和民间。例如，1944年3月11日第四版刊登了农民李有源创作的《毛主席领导穷人翻身》：“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生存呀，嗨荷呀，他是人民大救星。”21将毛泽东比作“大救星”，本身就带有强烈的信仰性特征。再如1946年8月10日第四版刊登的《毛主席》：“太阳出来满山红，毛主席是咱的大救星，桃花落来杏花开，毛主席领导咱站起来，三条大路中间走，毛主席和咱们手拉手，莲花生在水里头，毛主席活在咱心里头，走过来南北又东西，谁不拥护咱毛主席……辈辈公鸡辈辈鸣，跟上咱主席闹革命。”22以及1946年9月11日第四版刊登的农民歌曲《翻身谣》：“1、毛主席太阳红噢嗬，毛主席太阳红，劳动的人民大翻（噢嗬）身，噢嗬，劳动人民大翻身。2、共产党为人民，噢嗬，共产党为人民，减租赎地翻了（噢嗬）身，噢嗬，减租贖地翻了身。3、开农会齐讨论，噢嗬，开农会齐讨论，自己的事情自己（噢嗬）问，噢嗬，自己的事情自己问。4、咱们农民团结紧，噢嗬，咱们农民团结紧，天下的农民一家（噢嗬）人，噢嗬，天下农民一家人。拥护毛主席，拥护八路军，拥护毛主席，拥护八路军，吃水不忘，吃水不忘，淘井的人。”23民间音乐不仅在普通民众中有着广泛的流行性，也具有很强的时代色彩。《解放日报》1946年5月30日第四版刊登民谣偶集《减租谣》时，曾特别说明：“在解放区正正轰轰烈烈进行着减租清算运动中，曾流传不少农民们自己创造的歌谣：下面发表的几首，就是流传在晋察冀张家口一带农村中的，这几首歌谣，活生生地描绘出了在旧社会中农民所遭受的残酷的封建剥削，又生动地反映出了在共产党政策下被解放后的农民欢欣的心情。”24民间歌曲是普通民众自己创作的音乐，每一个音符，每一句歌词都承载着他们的思想与情感，而且，从歌词来看，在一定程度上，它们也能及时准确表征共产党在人民心中的地位和党的政策好坏。比如其间歌词所写：“毛主席，红太阳，劳动人民大翻身，中国古稀闻。共产党，为人民，减租赎地翻了身，倒比父母对咱还关心;拥护毛主席，拥护八路军，吃水不忘掏井人。开农会，齐讨论，自己的事情自己问，咱们农民团结紧，天下农民一家人。”这首歌曲通过对比方式，反映了在毛泽东和共产党领导下，农民摆脱了从前的苦日子，过上了幸福美满的生活。总之，当时人民群众信仰共产党、八路军和毛主席，是出自内心的真挚感情。从所写歌词内容的发展变化来看，人民从对革命、共产党和八路军等的信仰，再到对革命领袖毛泽东的信仰，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并具象化的过程，而这个在延安文艺歌词中得以艺术表现的过程，其实反映了一种历史的真实。

三  歌词创作的审美性特征

马克思主义认为，美产生于劳动。尊崇劳动在延安时期既是一种社会风气，也是一种审美风尚。《解放日报》所发表的歌曲中，有关劳动的歌曲最多，也最具审美特色。劳动是美的，也是光荣的，而作为劳动主体的人，更是值得歌颂与赞扬。马可曾经深情回忆道：“劳动能够创造怎样的奇迹啊！我是到了延安以后，经过整风，才明白了劳动创造世界的道理的。在延安几年中参加开荒、纺线、捻毛、下乡记录民歌……从中更证实了和坚定了这种信念。”25在延安大生产运动中，曾经涌现了不少劳动英雄，他们的事迹和精神受到传唱，产生了广泛影响。

比如，1942年12月16日第四版发表的《赵占魁歌》：“打鬼子要拼命，做工要卖力！赵占魁，好榜样;活儿干得又快又多又漂亮！听指挥，守厂规;手艺教徒弟，学习又努力。看待工厂像家庭，爱护像具原料像性命！不想发财不退伍，为抗战，不怕苦！边区工人千千万，赵占魁是第一个好模范！”26赵占魁是工业战线的英雄模范人物。他抗日积极拼命，工作卖力刻苦，而且遵守纪律，爱护公物，把工厂当作自己的家，无私奉献着自己的手艺和智慧。赵占魁崇高形象的获得，来自于他在平凡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成绩，他鼓舞和激励着更多的普通工作者，只要努力奋斗，人人都可以成为模范，成为英雄。又如，1943年3月7日第四版发表了贺敬之作词、张鲁作曲的《种菜圣人黄立德歌》：“（1）春天里呦好太阳，我们到菜园访一访，紧走呵慢走呵（2）玉米顶哟戴红缨，革命的工作样样出圣人，种地呵种菜呵，劳动英雄真光荣，得儿哟嗳，哟得牙梅花，种地有个吴满有，黄立德是种菜的大圣人，咳，大圣人 （3）选好地哟下好种，除去那野草，好扎根，翻地呵灌水呵，咱跟老黄向前行，得儿哟嗳，哟得牙梅花，不怕累不怕苦，劳动的汗水粒粒是黄金，咳 是黄金（4）老实干哟肯吃苦，不为个人享幸福，节省呵努力呵，他更把工作放前头，得儿哟嗳 哟得牙梅花，老黄从前是什么人，黄立德本是一个受苦人咳受苦人（5）洋芋肥哟白菜鲜 葫芦南瓜 一大片（6）英雄们齐拉手，我们流血还要流汗，种地呵种菜呵，生产的担子大家担，得儿哟嗳，哟得牙梅花，老黄拉起阵胡琴来，全体人民唱着歌儿干，咳，唱着歌儿干！”27黄立德是当时种菜方面的能手和模范，他以前是一个穷苦人，现在终于靠自己勤劳的双手和种菜的经验，带领大家积极生产，过上了幸福生活，而自己也成为了被人称颂的“种菜圣人”。这些歌词所颂之人和事都具有一种崇高之美，劳动和人都是崇高的，受人景仰。

不论是工人英雄，还是农民英雄，他们都鼓舞和激励着人们去进行忘我劳动和生产。例如，1943年3月18日第四版刊登了石田作词、张鲁作曲《小车歌》（鲁艺宣传队推小车用），共五节，其中第五节歌词写道：“（五）今年我喂了五口猪来么一群羊，今年咱们又织布来么又纺线，开荒要赶上吴满有，咱们大家加油干，嗳嗨嗳嗨！生产要赶上吴满有，咱们大家一起干！”28人们以当时农民英雄吴满有为模范和动力，在劳动生产中互相竞技，你争我赶，热火朝天。又如，1943年4月3日第四版发表的《开荒》（生产四部曲之一），也将人们争做劳动英雄的场景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你一镢啊我一镢啊，比比谁的力气壮，你一镢啊我一镢啊，开荒好比上战场，上战场啊打东洋啊，咱们生产为谁忙，为谁忙。为的是啊打胜仗，打胜仗，保家乡，保家乡啊要武装啊，抗日军民有食粮，有食粮，劳动英雄有荣光，有荣光，有荣光。你一镢啊我一镢啊，比比谁的力气壮，你一镢啊我一镢啊，开荒好比上战场，劳动英雄有荣光，有荣光，有荣光”。29

这些歌词和曲调，无不呈现了一种劳动的热烈和崇高之美。与之在审美上有一些不同的，当是另外一些歌曲对于劳动场景和生活的优美书写。比如，1946年3月5日第四版发表的《男耕女织》，尽管歌曲中也有对劳动生活的描写，但采取的不是那种热烈的曲调和话语，更多呈现了一种优美、舒缓的色调：“1.春风吹来暖洋洋，正是春耕的好时光，你送粪来我赶牛，庄户人家都上山岗，用镢掏，用犁翻，抓紧时间莫偷懒。2.今年的生产要比往年好，改良农作法最重要，选择品种除虫害，深耕细种勤锄草，只要技术能改善，一亩能顶一亩半。3.男也忙来女也忙，妇女们织纺更要加强，线儿纺的匀又长，织成的布儿平又光，自种自纺，织布做衣裳，不花钱买布节省粮。4.石榴花开红如火，解放区生产多么红火，男人们耕种女人纺织，今年的收成定比往年多，吃得更好，穿得更暖，边区的人民都喜欢。”30抗战结束，人们渴望能够保持一种和平安宁的生活状态，因此，歌曲也就具有一种田园牧歌式的情调。“春风吹”“石榴花开”等意象和语词既写出了季节的美好，又表现了生活的美好，人们心情的欢愉。

综上所述，延安文艺中歌词的创作具有鲜明的历史阶段性特征，歌词中所表达的对于普通劳动者和劳动之美的颂赞，以及其所具有的信仰性内涵，都是那样真实而热切地存在着。延安文艺之所以具有独特魅力，之所以能够给今天和未来的人们以多种启示，就在于它不是一种虚幻的想象，而是一种真实的历史和艺术存在。延安文艺的光影在社会主义中国的阳光下摇曳生辉，不会远去，在一定意义上，它已经构成了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文艺的一部分，因此，它应得到人们更深入的研究和学习，并从中汲取精神的力量。

注释：

①吴伯箫：《歌声》，《光明日报》1961年10月1日。

②时乐濛：《延安—歌咏城》，艾克恩编：《延安文艺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22页。

③④⑤李焕之：《在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教导下》，艾克恩编：《延安文艺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10-311页，第310页，第303页。

⑥刘远：《锄草》，《解放日报》1943年6月26日。

⑦安波词、张鲁曲：《拥军歌》，《解放日报》1943年2月11日。

⑧中国民间音乐研究会：《刘志丹》，《解放日报》1943年4月30日。

⑨屈增泉：《边区办得没穷人》，《解放日报》1944年4月24日。

⑩袁盛勇：《抗战与延安文学现代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8页。

1112周恩来：《抗战軍队的政治工作》，见其《抗战政治工作纲领》，明明书局1938年版，第12-13页，第20页。

13麦新：《抗战五周年进行曲》，《解放日报》1942年7月5日。

14李良志、李隆基主编：《中国新民主革命通史》第9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57-258页。

15牛克伦词、林影曲：《反对打内战》，《解放日报》1943年8月25日。

16桑夫词、张鲁曲：《反对内战》，《解放日报》1945年12月19日。

17麦新词并曲：《春耕小曲（对唱）》，《解放日报》1942年4月5日。

18光祖：《上夜校》，《解放日报》1944年10月17日。

19李伟词并曲：《上冬学》，《解放日报》1944年12月31日。

20亚几词、紫光曲：《学文化歌》，《解放日报》1945年3月22日。

21李有源：《毛主席领导穷人翻身》，《解放日报》1944年3月11日。

22徐秋风：《毛主席》，《解放日报》1946年8月10日。

23《翻身谣》，《解放日报》1946年9月11日。

24《减租谣》，《解放日报》1946年5月30日。

25马可：《南泥湾的春天》，艾克恩编：《延安文艺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16页。

26用文词、姚铁曲：《赵占魁歌》，《解放日报》1942年12月16日。

27贺敬之词、张鲁曲：《种菜圣人黄立德歌》，《解放日报》1943年3月7日。

28石田作词、张鲁作曲：《小车歌》，《解放日报》1943年3月18日。

29李伟词并曲：《开荒》（生产四部曲之一），《解放日报》1943年4月3日。

30彦君词并曲：《男耕女织》，《解放日报》1946年3月5日。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延安文艺与现代中国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8ZDA280;陕西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探索项目“延安文学与陕北民间文化关系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18TS031）

责任编辑：杨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