驶向迷宫的命运之舟

孙雅楠

摘要：格非的小说《迷舟》充满了荒诞的悲剧色彩，“荒诞既视感”表现为人类“本我”与“自我”“超我”的分离，个人同现实和外界的疏离;悲剧性集中体现在“跌宕的命运之桨”“破碎的爱情之帆”“湮没的死亡之舟”三方面。在了解格非创作心态的基础上，通过剖析主人公萧和杏的悲惨命运，窥见格非对生命、存在、爱情的思考，将视野拓宽到人类生存处境和当代精神危机的层面，为传统的悲剧小说创作提供新思路。格非正视存在的悲剧，将诸多偶然因素穿插在历史叙述线条中，谱写命运悲歌。以悲剧的视角探讨人生价值，净化心灵，启迪读者发掘精神的独特性，实现对苦难的超越。

关键词：格非;《迷舟》;悲剧;命运;人性

格非擅于挖掘人性欲望、捕捉人类的精神困惑、揭露世界的无序无常，以其敏锐的洞察力、丰富的想象力、精准的表达能力，结合自身独特的沉郁气质，为读者建构迷离、奇特、玄幻的世界。笔者察觉，学界很少从悲剧性角度解读格非的小说创作。本文试图通过剖析小说《迷舟》的悲剧色彩，将视域延伸到现代人生存处境和当代精神危机的层面，为传统的悲剧小说创作提供新思路。

人类从未间断对悲剧艺术的深度思考和终极追问。“悲剧”一词发端于古希腊，“流传到今天的希腊悲剧，其内容皆来自希腊的英雄和众神的神话，即和史诗相同的领域，而与酒神及其崇拜似乎没有多大关系。”^①亚里士多德开创了悲剧研究的理论先河，他在著作《诗学》中提出“悲剧是对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它的媒介是经过‘装饰的语言，以不同的形式分别被用于剧的不同部分，它的摹仿方式是借助人们的行动，而不是叙述，通过引发怜悯和恐惧使这些情感得到疏泄。”^②黑格尔结合辩证法，用“矛盾冲突”揭示悲剧的本质，为悲剧理论作出开拓和创新;叔本华和尼采从“唯意志论”的角度，赋予悲剧理论新的内涵;马克思和恩格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使西方悲剧理论产生了“质”的飞跃，有了科学的方法论。

众所周知，中西方对于悲剧的认知有着巨大的差异。在西方悲剧理论日臻成熟的当今，学术界对现当代文学有无悲剧仍留有争辩。“现代悲剧已不可能使传统悲剧中的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死而复生，时代已经孕育和熔铸了新的悲剧特征。”^③中国古典悲剧通常更强调“始离终合”的温情结局，“苦难”“命运无常”则为当代悲剧创作的关键词。中国悲剧传统给予格非的是内在的气质，呈现为一种美学表现方式。格非的悲剧写作除了受中西方传统悲剧精神的影响，也是自身成长思考的结果。

1964年，格非出生于江苏丹徒县。长江下游三角洲的江南地带，气候温暖湿润，淫雨霏霏。正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根据法国学者丹纳的‘种族、时代、环境三要素理论，环境对作家的写作有决定性的影响，一种环境产生一种精神状态，并产生一种与精神状态相适应的艺术。”^④漫长的梅雨季节、稀薄的空气、腐烂的气息等衍生出与之相应的潮湿的心情。百无聊赖之中的消极元素，成为格非挥之不去的精神来源和创作标志。雪上加霜，格非的祖父被扣上了唯恐“避之不及”的帽子，预设的“有罪”判决，使格非自幼在村子里境遇艰难，少有朋友愿与之来往，自然而然形成了心性孤僻的性格，“不喜欢共谋和合作，喜欢冥想而倦于人事交往”^⑤，因为“对我来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交流或沟通是作为一种负担或障碍出现的。”^⑥沉重的童年记忆、饱受冷遇的异质家庭背景、障碍重重的人际关系、水乡雨季的氤氲旖旎、古镇村落的奇闻异事、贫寒学子的逐梦之路、一波三折的读书历程、特有的时代氛围……格非在将局限性转化为写作资源这方面的造诣颇高，恰是种种因素的合力，赋予了格非内向保守、典雅忧郁、慎独自律的特质，奠定了消沉、悲观、灰色的心理基调，与其笔下复杂的人物形象、颓败迷离的环境、神秘莫测的故事达成内在情感的契合，打造出一面独一无二的“先锋”旗帜。

格非坦言自己是个消极的人，如果没有吴洪森的执意劝说，他很难将《迷舟》转交到《收获》的负责人程永新那里，稿件便会在抽屉中明珠蒙尘。他的笔调同样较为悲观，纵观先锋时期的中短篇小说《追忆乌攸先生》《迷舟》《青黄》《褐色鸟群》，长篇代表作《敌人》《欲望的旗帜》，抑或新世纪之后出版的《望春风》和“江南三部曲”，皆以悲剧落幕。张清华特意为格非小说创造了“哈姆莱特式的性格”这一说法，他认为其小说中的人物，譬如乌攸、萧、赵少忠、贾兰坡、谭功达、谭端午等人，“都有一种类似哈姆莱特式的诗意而分裂、智慧又错乱的‘悲剧性格”^⑦。奥斯汀·沃伦推崇文学与心理学的关系密不可分，“小说家的各个潜在的自我，包括那些被视为罪恶的自我，全都是作品中潜在的人物。‘一个人的心境，就是另一个人的性格。”^⑧足以见得，小说中的人物性格同作家本人的创作心境有隐秘的联系。

总而言之，解读小说《迷舟》的悲剧性，依然离不开中西方传统悲剧精神、非凡的人生体验、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等诸多要素对创作心理产生的影响。

一  跌宕的命运之桨

格非不愿轻易模糊现实和虚构的界限，试图将扑朔迷离的感觉融于真实的“存在”之中。《迷舟》的时间主线为1926-1928年，北伐军攻占兰江两岸，孙传芳部守军紧急抽调萧旅长，驻守棋山要塞，萧本人深觉任务艰巨：“在这几乎和以前一样寂静的午后，对即将开始的大战的某种不祥的预感紧紧地困扰着他。”^⑨萧在一周后下落不明，可谓巧设悬念，博人眼球。他的失踪，仿佛预示着32旅的不战而败。

主人公萧出生于军事之家，家父是会摆弄洋枪的头领，其英勇抗战的经历和典藏无数的军事典籍，对两个儿子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兄长抱负不凡，要去黄埔军校。母亲担心其安危，设法阻拦，却没料到萧偷来鑰匙，放走兄长。为了避免重蹈覆辙，母亲让萧跟随榆关镇的表舅学医，这是萧迫不得已的第一次迷失。某种程度上，萧出于“成全”而放兄长从军，萧的母亲出于“好意”而送萧学医，这两步意气用事落下的棋子，阴差阳错地改变了萧的命运走势。萧原本身居世外桃源，平安无事，被迫乘舟奔赴异乡是其悲剧命运的开端。

在榆关镇，萧结识了令他梦绕魂牵的女子杏。萧无视母亲的谨小慎微，怀着一丝埋怨，加入孙传芳的军阀部队。祸不单行，兄弟二人除了没有撇清与战争的关系，反而还成为对手。马三大婶带着萧生父亡故的消息匆忙而至，萧归乡置办后事，同身影秀颀的杏再度相遇。命运就此与杏纠扯在一起，步趋深渊。二人再续前缘，杏的丈夫有所察觉，杏为此付出惨痛的代价，被阉割后送回娘家。萧去看望杏，但此次榆关之行被警卫员视为投敌之举，引来灭顶之灾，萧的第二次迷失可谓自取其祸。

世间每一秒无不在上演循环往复，但世事同样为诸多偶然性的松散事实的总和。试想一下，倘若萧没去送钥匙，兄长便不会如愿从军，成为萧的敌对;倘若萧母没有强迫萧学医，他与杏无缘相逢;倘若马三大婶没有“煽风点火”，萧便做不到有隙可乘;倘若萧与警卫员坦诚相待，前去榆关的行为便不会被“误读”;倘若萧没有忘带手枪，母亲没有关紧院门，萧或许会有一线生机……尽管在格非的小说《迷舟》中很难找出有力的因果逻辑，但不难发现小说内部有着不容小觑的张力——局部构图清晰缜密，整体布局神秘莫测。《迷舟》里错综复杂的冲突与交融，似玄妙的太极图般瞬息万变，像参差错落的迷宫难觅出口，正如俄狄浦斯难逃命运的裁决，萧旅长亦无法逃脱死亡的魔爪。

格非通过书写萧旅长人生的偶然性，来揭示历史与现实的无序性，反映人类命运的无常性：必死无疑之际忽逢转机，看似死里逃生时却又朝不保夕。《迷舟》在叙事时间的往返回转中，将生老病死、爱恨情仇、悲欢离合等人生百态浓缩配比，小到个人、家庭，大到军阀、混战，包罗万象，牵涉亲情、爱情、人性、欲望、生死……人的七情六欲和人性善恶编织成一张杂乱无章而又密不透风的网，安置在七天的时光之旅，以追叙的方式回顾萧的一生。萧旅长乘坐一叶驶向迷宫的命运之舟，在迷离惝恍的归途中摇曳、停驻、徘徊、沉溺，直至消失于天际。

二  破碎的爱情之帆

只要留心，不难发现格非在对小说《迷舟》的命名上可谓慧心巧思。男主人公“萧”即“消”，格非实则早已为他埋下了生命消亡的种子，只待生根发芽，落地开花;女主人公“杏”指“性”，东窗事发后，作者显然无法饶恕男女之间的意气用事，让“杏”自食其果，失去了女性重要的生殖器官。格非在这篇小说里，用名字刻画出人生的轮廓，这无可否认的事实令人唏嘘。同时，他通过描写杏身体的残缺、萧生命的消亡、杏和萧二人支离破碎的爱情，巧妙地投射性与死亡的关系。

“诗、棋、卜卦、预感和无故死亡时常出现于格非的小说，这暗示了格非对于神秘的敬畏。在他那里，甚至性也是一种不可预知的冲动。”^⑩格非的作品，性与死亡的关系，总是较为暧昧。“然而‘性与‘死亡纠缠在一起却又不可摆脱宿命论的劫数，‘性变成一种神秘的生存陷阱，变成生存永远无法超越的扎布里斯基之角（古希腊传说中的一个死亡之角）。”11“但他并没有简单地在两者之间进行线性的因果串联，他的高明之处在于揭示了性与死亡之间由于其他因素的偶然介入才发生的关联。就如同行驶中的列车，半途跳上一伙打劫的蒙面强盗，对抗之下，使原指望通向幸福的列车坠下了深渊。”12萧若是死于三顺之手，可谓合乎常理。但四处扬言索取萧性命的三顺，最终扔掉刀具放走了萧，这样的情节设置达到了出其不意的效果。这时依照读者的期待视野，萧本该如期驻守阵营，死于战场也是情理之中。但格非宁愿剑走偏锋，将作者和读者的关系重新提到一个新高度。格非对读者的贪婪早已心领神会，在设悬念、埋伏笔、做铺垫等叙述手法的使用上可谓驾轻就熟，甚至故意违拗读者的期待，破坏预设的阅读进程，目的就是警醒读者不要抱有侥幸心理，放弃“一劳永逸”的阅读习惯。格非在与读者的智力周旋中不甘示弱，引导其深入阅读的同时，显然期望读者做到精益求精（观察力、理解力、想象力、感受力等方面）。倘若不能全神贯注，或是不积极参与阅读，阅读效果必将大打折扣。格非小心翼翼地对读者进行着引诱，最终召唤潜伏于萧身边沉默寡言、不谙世事的警卫员，摇身一变，成为萧的掘墓人。

萧的身亡命殒，萧和杏之间的关系，很容易令人想到格非的中篇小说《镶嵌》。主人公韦利显然是典型的反面教材，他身体力行诠释了何为“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时各自飞”13。当妻子张清被歹徒侵害时，武艺超群的韦利下意识逃之夭夭，没有奋力营救爱妻。可笑的是韦利刚冲出楼门，便被先前乔装的歹徒拖到垃圾桶旁，顺势夺走性命。当他倒在血泊中，回想妻子正遭受凌辱，以事不关己的态度感叹道：“五个人，太过分了……”14《风琴》当中冯金山看到自己的老婆被日本兵用刺刀挑下肥大的裤子时，心中涌现难以克制的兴奋感，他“陌生化”的态度和韦利“观赏”妻子被害的行为如出一辙。格非再次升华爱情悲剧的主题，揭示了人性的劣迹斑斑，窥探出情欲远胜过爱的可悲现实。无论是《迷舟》还是《镶嵌》，抑或是《风琴》，都蕴含着极强的现实意义，毫不留情地剖析潜藏于心的阴暗面，借以文学话语传递生活的荒诞性，思考性与爱之间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格非在萧、杏、张清以及韦利的亲身经历中，杂糅了对世事百态的偶然性、对人类不可知命运的心理体验。此外，格非倾向于将一切真相意外却又合理地掩藏在历史表面下，“我对历史的兴趣仅仅在于它的连续性或权威性突然呈现的断裂，这种断裂彻底粉碎了历史的神话，当我进一步思考这个问题时，我仿佛发现，所谓的历史并不是作为知识和理性的一成不变的背景而存在，它说到底，只不过是一堆任人宰割的记忆的残片而已。”15抛开萧和杏的爱情而言，即使萧按时赶回部队，也难以摆脱战败的事实。作为军阀孙传芳部队的一员与北伐军对抗，显而易见，萧的悲剧注定无法幸免。

萧初识杏，便对绰约多姿的她一见倾心。可惜再度相逢，妙龄女子已为人妇，二人如同栖息于合欢树的喜鹊和绿头翁鸟有缘无分，不该点燃心中之火，酿成覆水难收的悲剧。我们不妨从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理论入手，来分析萧对杏的爱慕之情和男女逾越之举。弗洛伊德后期的研究著作《自我与本我》阐述了“本我”是最为原初、潜意识下、非理性的心理结构，饱含本能和欲望的冲动;“自我”充斥着理性和常识的力量，迂回地在适当满足“本我”的基础上，完成对原始欲望/非理性行为的控制;“超我”是最為高级的心理结构，以良心、道德、理想等原则来规范自我。萧情不自禁触碰杏纤细的指尖，划过手臂，解开杏领口的第一道纽扣，显然体现了“本我”中含有本能能量的力比多驱动力。弗洛伊德指出“力比多是取自情绪理论的一种表述。我们用这一名词称呼那些与包含在‘爱（love）这一词之下的一切东西有关的本能能量——以量的大小来考虑这一能量（虽然目前实际上是不可测量的）。我们用爱一词所指的东西的核心，自然就是以性结合为目的的‘性爱（sexual love）（这就是通常所称的爱，或诗人们所歌颂的爱）。”16萧深爱着杏，这一点毋庸置疑。他无时无刻不被她婀娜的身姿、清新的果香所吸引，但在二人未修成正果、杏已有家庭后仍藕断丝连，这份爱就没有上升为责任，缺乏道德和理性的厚重，仍是出于满足本能所需。我们知道“自我”从“本我”当中分化衍生，“超我”从“自我”中分化而出。萧当初的不计后果印证了“自我并未同本我截然分开，它的较低部分合并到本我中去了”17。当马三大婶告知萧东窗事发，杏自食其果，尽管小说没有原原本本描写萧的痛不欲生，但他一言不发地持枪赶回杏的居住地，足以说明他的牵肠挂肚。杏的悲惨遭遇，使萧良心不安，改变了回棋山的初衷。对于萧前去榆关的真实动机，到榆关后又有何举动，格非没有爽快地公之于众，“写作变成一次阉割行为”18。因此，很难评判萧的来踪去迹是否合乎情理，同样也不能草率地将其归为“超我”或“本我”。陈晓明认为萧的悲剧在于无法区分战争和情爱的根本对立，“萧试图用情爱来补充战争造成的生活空缺，这注定了使他成为战争的牺牲品。”19实则，萧在奋不顾身看望杏的那一刻，便将军人身份置之脑后，仅仅是一个普通男人在面对心爱女子受伤时的最真实表露。

三  湮没的死亡之舟

“舟”是可以在水上移动的交通工具。迷失方向的小舟，便无法顺利抵达彼岸，船只遇到风浪，通常会有两种命运：顺水行船或者沉入海底。《迷舟》中的“小船”所现之处都暗藏玄机，萧正如“迷舟”一样，被赋予了一种人生境遇的象征。

小说《迷舟》除了叙述萧执行任务的进度、萧和杏的感情进展之外，还隐藏着明暗两条人物线索：暗线人物警卫员、明线人物马三大婶。风流热情的马三大婶串联着萧和小河村的一切周遭，像蛰伏的幽灵，对萧的死亡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她亲自为萧传来父亲的死讯，噩耗弥漫着不幸的气息并未就此散去，死神仿佛“窥间伺隙”地潜藏于角落中，等到一个“称心如意”的时刻，召唤萧驶向生命的终点。“舟”自始至终与灾难和死亡挂钩，萧、杏、马三大婶丈夫，所有同小舟扯上关系的人，浑然不知置身于现实的死角，对于突如其来的神秘变故手足无措。只有格非和上帝是赢家，站在“制高点”上结束了这场闹剧：借贴身警卫员之手，索性将萧置于死地。

萧的前世今生，仅用七天，便被一览无余。我们不禁要问，格非为何将故事不多不少编排为七天？作为数字本身，“七”并非与众不同，但其文化意义却博大精深。在中国，“七”的文化符号可谓神乎其神。譬如说，“七”是一个轮回，天上有“北斗七星”;人为“七情”“六欲”所困;人体有“七窍”“六识”;道教有“三魂”“七魄”之说;现代音乐讲究“七音”……相传女娲造人用了七天，古人将新年的第七天设为“人日”，将农历七月初七设为“七夕节”（七夕节的原始意义与人类生殖繁衍祈福有关）。在古代丧礼中，亲人身亡后有“做七”的习俗。而在西方，《圣经》中记载上帝用七天创世;耶稣复活同样用了七天。可见，数字“七”与生死命数息息相关。格非选用七天，作为生命的告别仪式，祭奠了萧由生到死的归程。“时间，使《迷舟》具有了确定性，同时使《迷舟》具有了神秘性。”20

令人百思不解的是，马三大婶为何会在萧渡船前夕，如幽灵般闪现军营，传达萧父的死讯？萧返回小河村的首日，为何会找道士占卜生死？来历不明的道人是何方神圣？萧不祥的预感、极度的不安因何而起？马三大婶借筛子时，为何对萧欲言又止，她诡谲的眼睛里藏匿着哪些不可告人的秘密？她的丈夫乘小舟去向何方，离开小河村后为何奔波？马三大婶怎会对萧和杏之间的暧昧关系了如指掌，她怂恿萧私会杏的居心何在？杏出事后，马三大婶为何没有实话实说（隐瞒三顺扬言要杀害萧）？对萧怀恨在心的三顺为何涣然冰释，最终放过萧？萧的父亲如何做到未卜先知萧的军队覆灭的结局？萧连夜前往榆关究竟做了什么？重重迷雾，格非在故事中仅仅抛了一鳞片甲的线索，至于事实和真相，只做留白处理，使事件陷入自我诠释的谜团，将一切话语权都交给颖悟绝伦的读者，萧仿佛乘坐在距离天际很近的一叶小舟上，在蜿蜒的河流中渐行渐远。杏的残毁、萧的死亡，作为故事的高潮和结尾，实际上蕴含着真正的情感意向被强行压制。正如警卫员没有给萧留出解释的时间，历史同样没有被赋予还原和“复活”的机会。因此，故事的结尾顺理成章也被阉割。南帆认为格非笔下神秘的空缺往往是世界的常态，“另一些时候，即使格非表面上维持某种单独的叙述角度，故事的核心部位仍然付诸阙如。”21“对于当代的先锋群体来说，构成‘死亡的机遇总是‘差错，这个差错不过是以非解释性的动机掩盖历史的命定劫数而已。”22“命运之舟”最终抵达何处，在人为，更在天命。无论是出于萧母的无意之举，还是由于马三大婶的推波助澜，抑或因为萧再三考虑后的自我抉择，都足以构成个人的生存法则，皆暗示出历史不可避免的颓败命运。

笔者总去想，萧身为一名旅长的价值和意义何在？使命还未完成，就被宣布“出局”。生命的不堪一击，就如历史长河中的一粒沙子随风而逝。作者如此安排，是否隐讳地想表达着什么？

显然，格非不是故弄玄虚，炫耀文字拆解、叙事拼贴以及结构布局的技法，他的内心为人类难以摆脱的生存危机而困扰，他时常以“死亡”“恐惧”“命运”为母题，以神秘性的生存经验为障眼法，躲藏在历史的裂缝里，以一种合法化的表达方式，将个人体验剥离，揉进民族历史/现实当中。因为“……巨大的历史幻象在记忆深处缓缓蠕动，就足以怂恿他们沉醉于无边无际的幻觉，没有终结的语词游戏，无法遏制的表达欲望，莫名其妙的暴力行径，失去家园而没有归宿的任意逃亡和随遇而安的死亡……”23格非“只能在叙事方法及语言风格方面铤而走险”24，《迷舟》《褐色鸟群》《大年》《青黄》《敌人》等，无一例外，全部被他有意安排了故事情节的遗漏。陈晓明认为这些“空缺”不单单是作者的有意为之，更是生存历史起源性破裂的寓言式的书写。“在叙事层面上对故事空缺的修复、补充，结果却使生存的历史变得更加破败。生存是如此坚韧地在不堪弥合的破碎中默默伸越向前，歷史在其最隐秘之处保持永久性的缄默。那些构成生存最内在的东西永远被排除在生活（历史）之外，只有这样，历史才是可能存在的，可以讲述的，可以与之对话的……”25萧的惨遭不幸，杏香体的残缺，所有无法弥合的“空缺”就像历史永久性的缄默，这何尝不是一种悲哀和一出悲剧？

小说里反复运用“宁静”“平静”“安详”等词语，有意营造出安之若素的氛围，放缓了叙事节奏，不像侦探/战争小说那般惊心动魄。只是，暴风雨骤降前的诗意，如同生活废墟上缓缓奏响的一曲旋律美妙的挽歌，收尾时的悲壮更为强烈。作者格外注重对看上去无关紧要的风景的描写，景致成为人物的感觉状态和特殊的感觉方式，因此读者很容易忽略行文中诡秘的伏笔、暗藏的杀机，就连有些苦难成分都被蒙上“审美”的光彩。没有人能联想到在清晨引起狗吠的两个陌生人和战争有着千丝万缕的瓜葛，尽管“萧又从警卫员的眼睛里看到了道人双目诡谲的光芒”26，但“他对这个美丽的村落不久以后给他带来的灾难一无察觉”27。尽管萧的母亲早已发现他眼神的微妙变化（同临终前的父亲一样黯淡无光），唯恐儿子会遭遇不测，还在灵堂为其烧纸垛祈福……只是这种“自欺欺人”式的消灾解厄，作用微乎其微，就像萧心头的不安一样转瞬即逝。类似上述含蓄的内置构成，是真正意义上的“草蛇灰线，伏脉千里”。

除了描绘水秀山明的图景，格非惯用阴雨连绵的天气去暗示历史和人物命运的变幻走势，掀起故事的高潮：

傍晚的时候，涟水河上突然刮起了大风。28

雨是深夜下的。萧在梦中听到了预示着涟水春汛的雷声。29

三顺是昨天深夜回来的。那是萧刚刚离开后不久。姗姗来迟的梅雨开始零星地下了。30

电闪雷鸣、风雨交加的深夜，仿佛天神显灵，对萧和杏的偷欢以示惩罚，如影随形的死亡气息扑面而来，为随后的悲惨遭遇做铺垫。格非擅用“雨雪”的意象来强化“死亡”主题，烘托悲剧色彩。狂风暴雨如同一股神秘的力量在幕后运筹帷幄，预示了命运迹象的变幻莫测和人类无法扭转的命数：《追忆乌攸先生》中乌攸先生在被槍决前，淅淅沥沥的雨仿佛要为他洗清冤屈;《褐色鸟群》中穿栗棕色靴的女子，其丈夫死于瓢泼大雨之夜;《青黄》当中小青的父亲在梅雨季节撒手人寰;《敌人》里赵少忠的女人在大雨滂沱之中咽了气;《欲望的旗帜》当中贾兰坡教授在狂风骤雨的夜晚自杀身亡;《不过是垃圾》里李家杰在一个风雨之夜，病逝在中日友好医院……格非凭借对时间和记忆的匠心独运，依托“雨季”展开回忆之旅。只要你披荆斩棘地越过虚无与灰烬的丛林，便会发现格非的小说饱含着一代人精神编年史的意味。

悲剧往往具有荡魂摄魄的震撼力，发人深省。例如《哈姆雷特》《奥赛罗》等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是经久不衰的文学遗产;索福克勒斯、埃斯库罗斯皆为闻名于世的古希腊悲剧创作家;中国剧作家曹禺深受悲剧理论影响，认为“宇宙是一口深深的井，任凭你怎么呼号，都逃不出这个黑暗的坑。”31正是由于现实和生活中本源性的缺失，作者才会在破败的世界找寻片刻的完满，苦难的悲剧性场景因此更令人扼腕叹息。格非通过探索人类感性世界的生存本体，展示了现实生活异乎寻常的表现。小说《迷舟》充满了荒诞的悲剧色彩，幸好格非十分体恤读者，以独特且冷峻的审美特性和意蕴，削弱了文本感伤的基调，令人“哀而不伤”。

笔者以为，作品既是个人的心声，也是整个时代和民族的体悟。格非能够正视存在的悲剧，将诸多偶然因素穿插在历史叙述线条中，谱写命运悲歌，痛定思痛，不仅实现了对苦难的超越，而且以某种方式建立个人与世界的联系。作家笔下的历史、世界、读者和个人意识达到契合和统一，这是格非一如既往的创作追求。《迷舟》的创作纯一不杂。格非在往后的创作中同样尽可能隐匿于商业都市，当代批评家陈福民钦佩他像农民耕地一样，毫无怨言地经营文学事业。除了性格使然，“保持写作的智性，意味着他在内在的冲动激情与写作方式之间取得了某种适度的平衡。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把自己的体验加以准确的表达。”32文学当唤起内心迟钝的末梢神经和沉睡的灵魂。我们始终相信，格非的写作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注释：

①[德]弗里德里希·尼采著：《悲剧的诞生：〈尼采美学文选〉》，周国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0页。

②[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诗学》，陈中梅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63页。

③贾艳艳：《二十世纪现代主义语境中西方悲剧观念的流变》，《江苏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

④陈斯拉：《格非论》，作家出版社2018年版，第19页。

⑤⑥15格非：《塞壬的歌声》，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3页，第6页，第15页。

⑦张清华：《春梦，革命，以及永恒的失败与虚无——从精神分析的方向论格非》，《当代作家评论》2012年第2期。

⑧[美]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79页。

⑨2627282930格非：《褐色鸟群》，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5页，第33页，第29页，第43页，第43页，第46页。

⑩21南帆：《纸上的王国》，《读书》1999年第2期。

1122232425陈晓明：《无边的挑战：中国先锋文学的后现代性》，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36页，第234页，第25页，第25页，第244页。

12吴义勤主编：《格非研究资料》，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3页。

1314格非：《相遇》，浙江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第117页，第118页。

1617[奥]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弗洛伊德文集》，车文博主编，长春出版社2004年版，第65～66页，第125页。

1819陈晓明：《空缺与重复：格非的叙事策略》，《当代作家评论》1992年第5期。

20钟本康：《“格非迷宫”与形式追求——〈迷舟〉的文体批评》，《当代作家评论》1989年第6期。

31张英：《〈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与曹禺创作的转型》，《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

32陈福民：《智者的生存——格非印象小记》，《中文自学指导》1995年第1期。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2021年度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科学研究项目“多元视野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21-KY-38）

责任编辑：刘小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