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宋代文赋的回归与转向

叶露

(贵州师范大学 文学院，贵州 贵阳 550001)

“文赋”是赋体演变到宋代的产物。元祝尧《古赋辨体·宋体》谓“宋之古赋，往往以文为体”[1](P61)，又在扬雄《长杨赋》后注云：“如《子虚》《上林》，首尾同是文，而其中犹是赋。至子云此赋，则自首至尾纯是文，赋之体鲜矣。厥后唐末宋时诸公以文为赋，岂非滥觞于此。”[1](P47)司马相如《子虚赋》《上林赋》首尾是子虚、乌有、亡是公的对话辩难，故用散语，而且中间也以三人的对话连接，其“假设问对”乃是构篇的框架。扬雄《长杨赋》也是假设子墨客卿和翰林主人的问对构篇，但其前四段都是二人的对话议论，第五段也大半如此。扬雄此赋相较于司马相如《子虚》《上林》的巨丽铺陈，确实是以散语论事为主，名物和形容铺陈遽减，祝尧言其“赋之体鲜矣”，即是批评其违背了赋尚铺陈的体制特点。唐人提倡“古文”，宋人赋作受其影响，完全变成了“以文为赋”，则可以说是铺陈的丧失。祝尧对于这种现象是持批评态度的，在他之后，明代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云：“三国、两晋以及六朝，再变而为俳，唐人又再变而为律，宋人又再变而为文……故今分为四体：一曰古赋，二曰俳赋，三曰文赋，四曰律赋。”[2](P101)至此，宋赋已被确指为“文赋”，在一体之赋的定义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当代学者对宋代文赋亦有所讨论，如曾枣庄称“文赋是继俳赋、律赋之后的一种新兴赋体”[3]，郭建勋指出宋代文赋多用散文句法，押韵自由或不押韵，以才学议论为主[4]。尽管学界对宋代文赋的研究已较充分，但从句式等角度来分析，仍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