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温初心之焰 再现东方之光
——评周湘林管弦乐作品《鲜红的太阳》

文/李露莎

1921年，在中国通向世界的窗口和东方第一大城市——上海，诞生了挽救整个国家于危难的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从此有了光明的引导和希望的未来。一百年后的上海，2021年5月10日，一场以“百年潮·中国梦——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主题”的音乐会作为第37 届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闭幕演出在上交音乐厅上演。观众跟随着熟悉的红色经典片段，在《红旗颂》《延安颂》《红梅赞》《春天的故事》《唱支山歌给党听》等充满不同时代特色的音乐里重温党的奋斗历程，还有一代代中国人对祖国、对党的赤子之心。

作为闭幕音乐会压轴的唯一一部首演作品，管弦乐《鲜红的太阳》以其恢弘、温暖的主题，承接起现场被一系列经典所唤醒的历史记忆，在逐层推进的动力性发展中将整个音乐会推向了高潮，气贯长虹。作为一部新作，与同场其他作品相比，其听觉体验当然是非常不同的，体现在主题旋律、和声、音色等音响结构方面明确可感的新颖、立体、饱满，而在情感体验层面，它与之前的音乐则是衔接且递进的，一脉相承的真挚、赤诚和坚定，让观众在不知不觉中从陶醉感怀过渡到对革命理想初心的回响，唤起人们对于一路劈破斩浪、不断创造瞩目奇迹的中国共产党的崇敬与感恩，还有跟着共产党奋进未来的新时代的信念和仰望。观众们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和专家们对音乐的高度评价，都无疑说明这部作品真实地抓住了每一个听众的内心，它充足的情感张力和考究的技术运用，使得普通观众和音乐专家都能从各自的视角实现深层共鸣。

一、听觉-视觉：直观和想象的连通

从现场听觉感受而言，作品从音乐形象与情境的构筑、发展到高潮推进，由三个大部分依据不同性格和叙事逻辑连接起来一路由情感贯穿，一气呵成。

引子由钟琴从中音区柔板奏出了核心的上行四音动机。旋律速写线条由竖琴和木管层构成的和声铺垫中缓缓级进上移，云层中跃动着想要穿出的光芒。

短暂的引子之后，第一部分的（“红太阳”）主题在D 大调上展开，这是一段极精彩的旋律，直击人心，弦乐从容蜿蜒，频频接应的小三和弦，让辉煌的全奏中始终交织着温暖的力量。宽广绵长的气息，流畅变化的和声，仿佛人在远观延绵起伏的群山，无怪无险，只因壮美使人动容。随后，从大提琴到单簧管引入到同主音d 小调的中间插段旋律，两句短小的沉静探索，木管和铜管组紧随着叠入，向上级进推起，直至太阳主题再现，光芒再次普照。

第二部分节拍切换到6/8。从G大调出发，一个轻快的民俗舞蹈片段作为主题素材逐渐变化发展。如果说第一段的太阳主题重在壮阔宏大的舒展旋律，第二个主题就以活泼多变的律动和色彩性的配器为最大特色。作曲家在6/8 各个小拍子轮换转换重音，形成一些不太规整的、摇晃动荡的节奏效果。主题从单独的单簧管到木管组，再到整体管乐组推着主题层层渐进。在胜利的欢庆中，人们忘情地舞蹈，曾经的困境和苦难，在此刻喜悦而坚定的步伐中烟消云散。

欢腾的第二段逐层消散，四音的“太阳”主题像远处传来的一个号角，从圆号声部闯入，弦乐组随后回应。这里节拍和速度虽然与此前保持连续，但律动却悄悄从统一的舞蹈脚步变成了几个交错并行的力量，向上牵引的管乐“号角”、向下翻折的弦乐组，急促下行级进的“疑问”短动机来回交织，越来越紧密。“号角”被一次次被阻断，但愈挫愈勇，顽强地以上行四度在各个调之间游移、探索，从C 到F，bE 到bA，B 到E，最后拉着整个乐队攀爬到最高峰。不过攀爬并未就此结束，接下来是另一座更高的山，一座起点更高的山，曲折不减，艰难不减，节拍在连续动荡切换，掠过四个半音下行，暂歇在并不稳定的五度音程合奏上。再现的“太阳”主题姗姗来迟，伴随着调性从内敛温柔的bE 迂回到初始的D 调，低声部弦乐组扩展到整个乐队奏完辉煌的再现主题，全体来到全篇最高点——“东方红”的旋律主题——巨大的太阳终于冲破云层，尽显光芒，照耀天地间一切。

在作品创作构思时，自己曾找到三幅符合理想意象的“太阳”画面：第一幅太阳在云层中穿梭，居于画面景深的最远处，也是最亮处，盘旋的长城为前景和中景，被阳光笼罩；第二幅，太阳的形象移出了画面，但它向左散发的光芒成了主角，游目骋怀，万物山川和左侧冉冉升起的五星红旗都沐浴其中；最后一幅是居于画面正中的、刚要从海面喷薄而出的红色太阳，它巨大而饱满的形体即将跃出，天际和海面已完全浸润在其温暖与能量之中。

对照引发作曲家创作灵感的画面回想音乐中几个不同的太阳形象，更能从视觉和听觉上达成连通。不过，真实作品所展现和唤起的物象、事件或情景是完全开放的，远超过这几幅具体画面，通向听众们各自的发散想象。

二、形象-抽象：观念和技术的合一

音乐作为一种传情表意的艺术，相对其他门类，其语言向来以抽象见长。但不同的作曲家在处理音乐的抽象与形象的平衡时有着各自的考量，针对不同的题材、主题，也需要有精当的把握。作为对党的百年诞辰的献礼之作，在形象描摹、音乐风格、情感表达以及听众共鸣等方面，更要求作曲家从观念层面和技术层面进行综合性把控，可以说，《鲜红的太阳》这部作品很好地平衡了这些问题。

从音乐材料来看，作曲家将几个主题从结构形态、情感状态以及象征隐喻层面联结起来：比如，原创的“红太阳”主题本身孕育着“东方红”的逆向骨干架构，但作曲家将其凝练为更加简洁有力的四音组合动机“A-E-D-A”（如谱例1）——前后两个上行五度，首尾两音呈八度的对称音型，并以略有不同的形象贯穿在全曲中。第一部分在行板上以博大、温暖的形象初现，到第三部分，形态基本保持原貌或稍作延伸（如谱例2），尽管其节奏、韵律、调性、乐器音色等一直在变化，但这个简短的动机犹如极有穿透力的陡峭光线，势如破竹，在纵横交织的厚重音响中始终保持着很高的可辨认度。直接引用的主题是全曲接近尾声处浓墨重彩的《东方红》主题，但作曲家并不多做展开，管乐和弦乐响遏行云的大合奏仅持续民歌旋律半句，后半句便突变为快板，木管组滚滚而来的级进上行小音阶急速翻腾起来，“红太阳”主题被铜管托起，融入了被波浪席卷的整个乐队。

谱例1：第一段落的四音动机和“红太阳”主题

谱例2：第三段落的四音动机

节奏节拍方面，各个段落之间暗自关联，且张弛有度。6/8 的舞蹈乐段（第二部分）自然作为节奏最丰富多变的段落，但三拍子的律动其实从第一个主题就在酝酿，一方面功能性地撑开了旋律线的速度，也同时为之后留下伏笔。中部的6/8 拍节奏，也屡次用不规则重音、七音组、间插5/8、3/8 拍等方式形成打乱人们的心理预期，形成轻微的紧张，但又很快让人回到原来熟悉的规则中，继续蓄积心理势能。

再看其结构布局，三个大段落的起承转合形成了自然的感性逻辑结构。第一段落为一个ABA 的三部性结构，以主要主题奠定全篇的基调；第二大段将舒展的情绪暂时打破，在民俗性的舞蹈节奏中展开，一个由级进的三音列和正三和弦交叠而成的特色音高组动机（C-E-F-G）伴随抑扬顿挫的律动，将喜悦和欢乐带到空中遍洒大地。第三段落以“奋进”为主题。一方面它与第二大段保持节奏、速度的连接，但材料则回到第一段落，听觉上一次次地唤起“红太阳”的动机，在艰难和困境中百折不挠，突出重围。并且，最后也以该主题结束，与全曲的引子形成照应，首尾贯通。

还有在配器方面，本部作品也集中显示了作曲家的功力和匠心：乐器组纵向组合的音色融合得自然，明亮清澈，节制不浪费；乐句、乐段的横向交接发展中，也巧妙地用连续性和对比度暗示其结构逻辑。如首段“红太阳”主题，由短笛和整个弦乐组作为旋律声部，其他木管乐器和铜管组在下方分别以不同的层次支撑和声，多声部的打击乐和滑奏的竖琴，全部错落有致，立体饱满，没有丝毫的凌乱。与此同时，《鲜红的太阳》尤为特别的是其打击乐的使用，作曲家一共设置了16 种打击乐，包括定音鼓（4只），钟琴、木琴、管钟、马林巴、响板、颤音琴、凤鸣排钟、吊钹、对钹、康加鼓、邦戈鼓、铃鼓、大鼓、小军鼓、三角铁，并将它们布置在7 个声部。第二个大的舞蹈段落中，铃鼓、邦戈鼓、木琴、马林巴等打击乐非常出彩，完全贯穿到整段的骨骼筋肉之中。全篇最后急速的高潮尾声，作曲家还特意加入嘹亮的高音小号，将音响撑到最饱满的状态。

总体来说，该部作品与当晚其他不同年代的红色经典作品相比，在音乐语言方面显示出绝对的现代性，深谙现代作曲技术及观念的作曲家常有意无意地使用一些打破常规的音响结构、和声推进以及配器方法，使局部音乐片段的张力急剧变化，各处埋伏着出人意料但不突兀的音响细节。同时，这部特殊题材的作品也集中体现了作曲家驾驭传统技法的功力：其一体现在对几个原创主题旋律的经营，由这些素材自然散发出雄宏、温暖的力量，且在之后的动力性发展中始终维持主题的清晰形象；其二则是在节奏、布局、配器等方面用娴熟的技法和综合性考量，使音乐形式在感性上保持丰富多样，浓淡相间得宜，在音乐叙事上实现逻辑与审美的调和，均衡节制有度。

三、个体-集体：身份和情感的潜藏

最后，回到作品背后，这是一部为党的百年诞辰而作的作品。作曲家选择以“太阳”为题。太阳对人类而言，是最直接最简单的意象，同时也代表了永恒、力量、激情、温暖、能量的极限。中国传统文化中，太阳是生命的起源和更替的见证，时间对其无痕，而近代，太阳和红色被建构出现代性的特别含义，它们有专门的象征对象——民主胜利、社会主义战争、革命精神、共产党。红色和太阳贯穿在整个20世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斗争过程中，凝聚成超越时代的国家象征和精神图腾。

本部作品中作为关键素材的《东方红》，同样也具有这样的双重背景，它本来是一首陕北民歌，前后有《探家》《骑白马》等各种作为乡间小调的地方版本，简单的节奏和旋律中凝聚了当地集体性的特别审美感性样式：纯四度加大二度的两个纯四度叠置（双四度），偏爱的徵调式和四、五度音程跳进，简单、曲折、坦率的旋律风格。被鲁艺音乐工作者偶然发现后略作改编和重新填词之后成为了革命民歌，之后这个曲调跟随党领导的现代民主国家的奋斗足迹，传唱大江南北，且在各种重大历史场合的反复使用中成为了特定的红色文化符号象征。因此，作品在构思创作中也必然需要考量中国传统民间音乐与近代以来红色音乐的风格之间如何在管弦乐这样一种通用语言范式中达成高度契合，而本作品正是作曲家对于中国管弦乐应有品质和品格的一次实践，他用自己的态度和方式回应了可听性和专业性的平衡问题，以及音乐如何引起深度共鸣的问题。

笔者认为，作曲家以这部作品带给当下创作的启示也正在于此。对党和国家的情感根基，应该是共性的，我们每个人都切身地融于这个大历史潮流，有着一样的集体身份和文化身份，每代人也有着相似的记忆。对于技术过关的作曲者而言，寻得风格化的共性语言并在此基础上展开无我化的套路写作，达成听众的认同的效果似乎并不太难，但却容易形成一种“感而不动”。而在本作品中，作曲家却是深度融入了集体-个人身份的双重体验，让人既能看到“我们”，也能看到“我”，他带着个人的经历，个人的感受，个人的思考，个人的情感，在一种历史再现中，重新赋予当下的解释。

正由于创作者从情感层面对主题对象的真诚，以及对普通观众和音乐专家的坦率，听众才能够通过音响的通道感受作曲家内心深处的话语和表达，且在微观的个人记忆与宏观的民族国家之间实现深度共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