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苏轼《凌虚台记》含有讥讽意
——兼论请托所作亭台楼阁记的结构特点

吉庆荣，张克锋

(集美大学 文学院，福建 厦门 361021)

宋仁宗嘉祐八年(1061)，28岁的苏轼初出茅庐，任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苏轼的上司是时任凤翔知府的陈希亮。后来陈希亮在后圃筑凌虚台，令苏轼作《凌虚台记》。此文主要记述凌虚台修筑之缘由、经过，联系古今兴废，感叹事与物之变化无常。

一、关于《凌虚台记》是否含有讥讽意之争的历史回顾

自明代以来，《凌虚台记》就一直存在着一个争议，即文中是否含有对陈希亮的讥讽意。林云铭说：“李卓吾谓是一篇骂太守文字。然宋朝无不识字之太守，岂有骂而不知，知而复用乎？”[1]林云铭这一观点是较为片面的，只是进行了一个常规的推理，认为没有人会使用一篇讥讽自己的文章。他没有考虑文章创作的具体背景，也没有仔细揣测陈希亮的心理就下此断言，这一论断是站不住脚的。关于苏轼和陈希亮之间的恩怨，邵博《邵氏闻见后录》有记载：

东坡初擢制科，签书判官事，吏呼苏贤良。公弼怒曰：“府判官，何贤良也。”杖其吏不顾，或谒入不得见……东坡作府斋醮祷祈诸小文，公弼必涂墨改定，数往反。至为公作《凌虚台记》……公弼览之笑曰：“吾视苏明允犹子也，某犹孙子也。平日故不以辞色假之者，以其年少暴得大名，惧夫满而不胜也。乃不吾乐邪？”不易一字，亟命刻之石。[2]

从这段富有戏剧性的文字中可以读出两点信息：第一，苏轼和陈希亮之间存在矛盾；第二，陈希亮对苏轼的刁难是出于好意，怕他年少成名，不能自持。如果说《邵氏闻见后录》是后人所作的笔记，并非亲眼所见，恐有杜撰之嫌，那么我们可以再从苏轼为陈希亮作的传记《陈公弼传》中进行求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