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号的袪魅:从《新婚》看“艳阳天”之外的浩然(评论)

2021-09-05 16:40刘小波
鸭绿江 2021年7期
关键词:书写作家文学

浩然曾经在较长一段时期成为中国“唯一的一个作家”,诞生于这一时期的《艳阳天》《金光大道》等作品也成为浩然的标签和代名词,这样高度符号化的后果其实就是对其认识和评价存在着很大的历史局限性。浩然的艺术生命周期很长,需要对其打通进行全盘的考量,才能获得较为客观公允的评价。在浩然文学创作的早期和晚期,都诞生了不少的作品,且整个风格有一定的延续性。尤其是新时期以来,整个文坛活跃起来,浩然也在继续他的书写。这种晚郁时期的写作更加成熟,文本也值得细细品味。浩然的短篇小说《新婚》就是一篇完成于新时期的作品,也是作家在新时期较为看重的作品。透过这样一部作品,可以管中窥豹,看出浩然整个的艺术追求和美学风貌,看到“艳阳天”之外的浩然。

“躲起来”写就的《新婚》

《新婚》这部短篇小说是作家“躲起来”完成的。《新婚》的灵感和素材来源于作家在内蒙古热水地区的采风,小说正是这几十天采风的结晶之一。之所以来到这里,是因为浩然充分认识到成名后所受到的各种优待簇拥过多,使他无法深入生活,无法与群众打成一片,从而影响了艺术的生命力。于是,浩然悄悄走进热水,希望能寻觅到创作灵感。据浩然自己所言,这一次他独自一人到热水四周村子的普通人家串门访问、结交朋友,与各色人等打成一片,对这个较为偏僻地区发生过和发生着的“大事小情”都有了些耳闻目睹的感受,由此诞生了《热水镇人物风情》《留下来的三个》等作品,也包括《新婚》。《新婚》的基本素材和故事框架是在赤峰元宝山发电厂工地和普通的民工聊天得来的。

《新婚》是一部生活气息十分浓郁、故事简练却一波三折、人物形象丰满而立体的作品。故事虽以矛盾开场,但底色和基调是明亮而欢快的。作品通过一件平常的生活之事,写出了新时期内蒙古的风土人情,特别是年轻一代的工人的生活和精神状态。该小说发表于1986年的《鸭绿江》杂志,发表后反响很好,被《小说月报》《小说选刊》等选刊转载,还获得了百花文学奖等奖项,收入《〈小说月报〉第二届百花奖获奖作品集》等选本。作家还为这篇小说撰写了篇幅不短的创作谈,可见这篇小说的分量。

《新婚》书写了一个十分简单的故事:一对年轻夫妻因感情不和要去办理离婚,末了又放弃这一念头。刚结婚一个月的小两口,因为男方工作比较忙,女方感觉落差太大,加之一些其他原因,提出了离婚。而离婚手续在乡上没能办理成功,女方当时正在气头上,坚持要到区上去办理。故事的转折就发生在办理离婚的路上。在去往区上的途中,要蹚过一条河,男主人公处处为对方着想,正是这些不经意间的举动,女方重新认识了自己的丈夫,又决定不离婚了。

小说中的男主人公具有很多优秀的品质,如质朴、勤劳、大度、包容、乐观等等,似乎好得有些不切实际,其实却是作家深度采访而来,有着坚实的生活基础,并非作家臆想和杜撰。这样的一个小故事,是作家采风过程中遇到的多个人物和故事的叠加。男主人公就是原生态的、朴素而真实的热水人民的代表。在作家眼中,热水“这地方空气新鲜,没有烟尘。这地方气氛安谧,没有嘈杂。这地方的人心也是干净的:热情、实在、憨厚”“在他们的身上和秉性当中,把我们中华民族老祖宗的优良品德保持得最纯正!实在可亲可敬!”这就是内蒙古热水地区的真人真事,是这片质朴的土地,养育了质朴的人。写这样一位青年工人,其实也是以其为代表书写这个地方。

仔细阅读文本会发现,《新婚》有很多鲜明的个人风格。如高度精练的叙事技法,行文简洁、文字不拖泥带水;多以人物的心理活动来交代故事,通过人物细腻的心理活动,将事情的前因后果交代清楚;在景物描写上极具风情和画面感,老哈河的风光、街道沿途的风景、电厂的风貌都在寥寥数语中跃然纸上。在很多作品中,浩然都写出了一种优美而充满生机的自然风光,这是作家向善向美的内心呈现,既是真实的描写,也是一种心灵的寄托。

浩然的短篇是名副其实的“金短篇”。《新婚》结尾,作家使用了一句双关语——“渡过危险的急流”,这既是脚下的那条真实的河,也是爱情婚姻的这条“大河”。这预示着一个美好的未来,既是期许,也是这样的质朴青年必然的未来。作品依旧显示出一种大众喜闻乐见的隐形结构:新婚燕尔的小夫妻矛盾冲突爆发,很快又得到解决,走向大团圆的美好结局。整体上来讲仍是浩然文学风格的延续,如对农村生活的熟稔及特殊情愫的表达,行文上的精练、传神等。考察《新婚》的基本框架、文本风貌、文体风格与写作原委,我们能够感知到一位具有清醒认知和独特风格的作家,而这些,往往在高度符号化的过程中被忽略掉了。

“掐頭去尾”的“半个”浩然

浩然的文学生命周期十分漫长,从20世纪50年代携短篇小说《喜鹊登枝》步入文坛,到21世纪的晚年,半个多世纪以来,他一直笔耕不辍。遗憾的是,浩然生逢特殊年代,作品被高度符号化了,关于他的阅读、研究和评价也“掐头去尾”,剩下“半个”浩然了。只有进行一个完整的创作周期考察,对他的评价才能得出公允的结论。经历了长时间的“神化”,浩然依旧有着清晰的创作头脑,一直未曾更改的就是作品只能来源于百姓的生活的认知,这也是他多年的坚守。《新婚》这篇小说也是作家晚年极为重视的作品之一,他在创作谈中说:

我为《新婚》的诞生高兴。因为收获不只是一篇小说,而是使我更加坚信“人民群众的社会生活是文学创作的唯一源泉”。为了写作下去,在任何情况下,都得千方百计地深入生活……每年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我在县以下小镇、乡村生活与写作,保持跟生活和群众的联系。这样一来,果然使我写出一些还算有点味道和有点灵气的作品。

“有点味道和有点灵气的作品”,想必作家是有所指的。在被冷落后,他很快就开始了自我调整,继续到生活中去寻找创作的灵感,作家自诩为有“灵气”的作品,这种灵气就是来源于生活,“生活和人民”正是《新婚》的“魂儿”。《新婚》这样的作品并不是个案,而是他创作的常态,全面认识浩然,离不开这些文本的加持。

除了基本的生活化叙事,浩然的作品也对很多社会问题有着深入的思索,这也是他的作品能够被各种解读和使用的原因。《新婚》这个极具生活流的故事其实也暗含着诸多的社会议题。譬如男方是一位发电厂的工人,正在从事重要的建设任务。从作家的描写中可以得知这是一位工人能手,一提起自己的工作便滔滔不绝,对新婚妻子的冷落也与工作上的繁忙有关。他既是业务能手,也有着极好的人缘,尤其是对待离婚这件事的态度,愈加凸显了其大度温情的一面,这样的设置既有“高大全”的人物设置余绪,也是对新时期工人形象的全面认识。小说中的男主人公与女方的姨兄有一种暗含的比较意味,即“跑买卖的专业户”和工人阶级的对比:一条“葱绿色裤子”作为道具出场,让整个矛盾更富生活化和具象化。又比如知识的代沟,是“知识”让女方有了更多的追求,更在杂志上看到了“要争取有爱情的婚姻”这样的东西,但是故事并没有朝着爱情悲剧的路子演进,而是在深度的交流中,将男方的优点一一凸显出来,也慢慢培养起了爱情……种种书写,都有婚姻故事之外的考量。

其实浩然的很多作品都借助了爱情这一普通读者最为“感冒”的套路,思索那些与阶层、社会地位、城乡差距、知识构成等方面相关的问题。在短篇小说《蜜月》中,一个农民与女老师的故事,本质上是一种对城乡差别的挑战。同样的内在挑战在《金光大道》中铁汉与陈爱农那里也存在。《新婚》依然如此,小说中朴实的工人用自己的热情感化了妻子,消灭了一开始无爱的状态。这些差距真的会在人性的美与善面前消失吗?作家的理想情怀暴露无遗,甚至有些乌托邦色彩,而在当时,那种因双方差异太大而离婚的书写十分常见。用爱去抹平这些阶层的、文化的、地域的、年龄的、贫富的差距等等,是浩然独到的爱情乌托邦理想。

我们可以对比一下浩然多个时期的作品,通过主题、技法、灵感来源和美学风貌等多个角度来看浩然一贯的文学坚持。1956年,《北京文艺》上刊出的小说《喜鹊登枝》算是他的处女作,小说质朴而清新,以农村生活为题,描写了当时农村的生活新风貌和新图景。小说主要书写了一个老人拥护新婚姻法,支持和帮助女儿自由恋爱、建立美满婚姻的故事。这个老人形象,也来自浩然平素熟悉的人物。这样的写作风格一直延续下去,浩然在回忆《送菜籽》这样的小说时,记忆犹新的也是对农村生活满怀热情,对农民由衷地喜爱。浩然长期作为普通的下派干部,待在基层,跟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亲密无间地打成一片,所以他能毫不费力地从平凡的日常生活现象中抓住有趣味、有意义的故事,写作的时候,笔到情发,如倾如流。

新时期伊始,文学界开始了全面的拨乱反正,但是依旧是文学全面介入生活,社会性的思考仍是放在首位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现代派文学等主流创作思潮不断交替,作品中的社会化思维很突出。而浩然似乎自觉疏远了,依旧坚持书写自己认为有灵气的东西,深入生活是他一直坚持的创作砝码。《新婚》与《喜鹊登枝》《送菜籽》这样的故事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也是他同一种风格的延续。故事来源于活生生的人和事,向生活要素材、追求作品的灵气是浩然的毕生追求。浩然缺乏专业的知识构成和文学训练,却有着无比丰富的生活,而他是善于将生活纳入文学的高手。生活经验的富足、叙述语言的凝练、对细节的雕琢、文本的丰富性和可读性等,都是浩然长期以来形成的写作风格。生活的多样化、人情的美好、人性的复杂都是他要着力表达的东西,而不仅仅是一种政治的图解和时代的迎合。

再发现与再评价:

“艳阳天”之外的浩然

关于浩然的“神化”过程,回过头去打量,其实并不是浩然一味迎合时代。这种经典的魅力有其内在的因素,符合民族的基本审美需求。只是一味地强调作品的意识形态性,就无法解释直到今天购买阅读他作品的读者仍不在少数。浩然的作品拥有广泛的读者,除了当时无书可读以及政治正确外,更多还是因为文字本身的吸引力,是文学性在起作用。动荡的时代结束后,浩然的命运急转直下。浩然的被否定和边缘化,与新时期早期为了配合“拨乱反正”不无关系。正是为了“拨乱反正”的决绝,浩然迅速被全盘否定了。虽然被否定,被边缘化,但新时期以来的浩然并没有停止写作,却几乎没有什么反响,比如他创作了《苍生》这部被誉为与《平凡的世界》齐名的作品,读者对两者的接受差异之大让人诧异。新时期以后,浩然仍有不少作品问世,可主流的文学史、作品选几乎只字不提这些,大量的创作被湮没在卷帙浩繁的纸堆里。可以说,浩然在“文革”与新时期,两次做了历史和时代的牺牲品,悲哉浩然!

浩然的作品暗含着诸多民间的审美因素,这些隐形结构在接受中发挥着巨大作用,比如英雄人物、民间道德、才子佳人、正邪对立、善恶报应,等等。很多时候,这种根植于民间、符合民间基本审美结构的较为传统的写法,被看惯、用惯了时髦技法的人们评判为“陈旧”,可这些“陈旧”元素在读者那里被各取所需,读者再造文本,从中抽取出他们自己需要的意义。而这些解读,可能与作者、出版者的意图大相径庭。这在某种意义上也正是艺术独特的魅力,也是“再发现”的意义所在。

新时期文学是伴随着大量西方文学思潮蓬勃发展的。各种流派走马观花,浩然一直坚持着属于自己风格的书写。2005年出版的《浩然全集》有十八卷之多,除了《艳阳天》《金光大道》這两部流传度极高的作品,还有大量的很少有人知晓的作品。虽然文学史不书写,批评界不关注,但他一直没有停止书写。浩然是书写农村生活的高手,他自我要求严格,长期坚持采风、文学训练和文学创作,在《喜鹊登枝》发表之前,浩然已经有了超乎想象的练笔,他写出了大量的诗歌、小戏、故事,整理出多篇民间传说故事,加上新闻报道稿件,字数超过百万字。这些文字,大多没有见诸世人,但是却锻炼了浩然的文学基本功。也就有了《喜鹊登枝》发表后,初出文坛的他就受到叶圣陶、巴人等的推介和赞赏。

新时期以来,浩然依旧保持着旺盛的创作力,作品显现出一种晚期写作的沉郁风格,但是关注度与此并不匹配。顾彬对他评价时用了“政治机器”这样的比喻,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更多的还在于,历史选择了浩然,而不是他一味地迎合历史。今天我们再去看浩然,必定要从头到尾进行整体的考量。浩然在新时期一直创作不止,对其评价也是一个大的问题。好在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随着越来越接近理性的认识和评价,对其意识形态的捕捉能力和文学描写功力平分秋色的创作特色也渐渐被多数人认同。

随着研究的深入,关于浩然的评价已经渐渐走上了正轨,不少“重读”“再评价”的文章对其文学成就进行了学理层面的探讨。洪子诚、陈晓明等知名文学史家的当代文学史著作中也有了对浩然的客观评价,只是对他文学周期的“两头”关注仍不到位,这还需要未来的研究者们在文本发掘与细读的基础上一步步完善下去。新时期以来的浩然,写作风格并没有太明显的变化,依然在坚持自己毕生追求的质朴而有灵气的写作。一个只读过几年小学的“文盲”,有志于作家的梦想,并一辈子为之努力,也正是这种不易,让浩然更加爱惜自己的文学羽毛。明白了这一点,当看到他自觉与那些鲜花、掌声疏远时,就更加能体会其中的况味。

【本栏责任编辑】  洪  波

作者简介:

刘小波,博士,博士后,《当代文坛》编辑部主任,副编审。研究方向为艺术学理论、中国现当代文学。在《光明日报》《人民日报》等报刊媒体发表文章。有多篇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长篇小说选刊》等转载。曾获马识途文学奖、“啄木鸟杯”年度推优等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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