醴陵釉下五彩瓷省级非遗传承人陈利作品探析

王侠 吴卫

摘  要：探讨醴陵釉下五彩瓷省级非遗传承人陈利陶艺作品的艺术特色，为研究醴陵釉下五彩瓷代表性工艺“薄施淡染”打下学术理论基础。通过到醴陵实地走访陈利老师，研究其40多件陶艺作品和相关的文献，总结归纳出陈利作品具有以下四个方面的特点：“题材出新、不拘古法”“画面营造、取舍有度”“用色考究、虚实相生”和“画物之形、表物之情”。陈利将醴陵釉下五彩瓷的魅力发挥到了极致，其作品在题材、构图、用色以及抒情四方面的经营考究，体现出她对陶瓷艺术的理解与诠释，在不断探索中达到造型、材质、工艺和装饰的统一。

关键词：醴陵釉下五彩瓷;非遗传承人;陈利;薄施淡染;宁静致远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0年度湖南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立项重点课题“湖南传统手工艺的高校传承与创新研究”（XJK20ATW001）阶段性成果。

醴陵一直享有“瓷城”的美誉，作为与景德镇并肩的著名瓷窑，它以釉下五彩为其突出工艺。康熙年间的釉下三彩是五彩最早的开端，又被称为釉里三彩（红、蓝、青三色）。1907年以后，随着湖南瓷业学堂的创立、对色料不断的研发，醴陵的陶瓷艺人自制出玛瑙红、草青、海碧、赭色和艳黑等多种釉下颜料，在传统三色的基础上创烧出红、绿、蓝、褐、黑的五彩瓷器[1]20。21世纪初期，中国醴陵釉下五彩工艺得到进一步发展，多种复合色料的创烧，给予醴陵釉下五彩工艺更为丰富的色彩表现力。

经过一代代手艺人的努力，醴陵釉下五彩工艺日益完善，2008年“醴陵釉下五彩瓷烧制技艺”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陈扬龙先生成为该工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他长期钻研传统分水的技法，在此基础上开创了“薄施淡染”的独特工艺，解决了传统分水技艺色彩层次单一的问题，使醴陵釉下五彩瓷呈现出更加细腻丰富的色彩层次。其长女陈利在父亲的耳濡目染下，自幼对陶瓷艺术产生浓厚的兴趣，并不断地探索，思考和实践，所以在绘制技法、制瓷工艺、色料配制等方面都颇有建树，她一直坚持在传承中创新，在不断耕耘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艺术特色。

一、潜心钻研 淡泊名利

陈利（1968～，如图1），出生于瓷艺世家，其曾祖父陈亦果在晚清时期就开始为当地制造生活瓷器。祖父陈华来是当地享有名望的烧窑师父，被人誉为“窑郎中”，将柴窑改成煤窑是他的首创，他曾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父亲陈扬龙是醴陵釉下五彩工艺的国家级非遗传承人。1986年（18岁），陈利进入湖南省陶瓷研究所学习，从事醴陵釉下五彩瓷创作至今已有34年。她深受父亲影响，淡泊名利，生活简朴，甘于寂寞，潜心于醴陵釉下五彩瓷艺术的探索与研究。正是这种专注执着的工匠精神，使她在陶瓷艺术上绽放出耀眼的光芒。陈利在传承和发展“薄施淡染”工艺基础上，融入自身对陶瓷艺术的感悟，让醴陵瓷在本身“薄、透、洁”等特征基础上，升华至材质与美感、形式与情感的统一。

2008年（40岁），陈利的作品《山果》入选文化部举办的“薪火传承·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展”。2010年（42岁），作品《翰墨遗香》以邮票的形式被中国邮政收录。2014年（46岁），作品《婵娟》在“海峡两岸非物质文化遗产联展”中展出。2015年（47岁），作品《碧玲珑》《万紫千红》受到大众关注，分别在第十届全国陶瓷评比大赛、“瓷谷”杯第二届湖南省陶瓷艺术原创作品设计大赛中获得银奖和金奖。2016年（48岁），上述作品《万紫千红》又被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并获“2016百花杯中国工艺美术精品奖金奖”，同年还参加了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举办的“第三届中国工艺美术双年展”。2017年（49岁），“薄施淡染——陈扬龙醴陵釉下五彩瓷技艺传承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其中陈利有四件作品被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分别是《碧玲珑》《婵娟》《山花烂漫》《三友图》。2018年（50岁），作品《金玉满钵》作为醴陵釉下五彩瓷的代表，被收藏于中国驻美大使馆。

二、薄施淡染 寧静致远

醴陵釉下五彩瓷是绘画、装饰与工艺相得益彰的立体性、综合性艺术，区别于平面绘画，陶瓷的艺术创作更要与器型相互协调，同时更为重要的是它还受到工艺和材料的制约，优秀的釉下五彩瓷作品要能体现造型美、材质美、工艺美和装饰美[1]。陈利通过对醴陵釉下五彩瓷不断地研究和探索，使其作品呈现出“题材出新、不拘古法”“画面营造、取舍有度”“用色考究、虚实相生”“画物之形、表物之情”的特点。现从以下四个方面来阐述陈利釉下五彩瓷作品的艺术特征。

（一）题材出新 不拘古法

在中国陶瓷彩绘中，花鸟题材具有悠久的历史，其发端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的彩陶，并随着历史的更迭而呈现出不同的风貌，无论题材内容、形式风格、装饰手法都大异其趣[3]。从远古时期的几何纹至花鸟、山水、人物等题材的发展，显示出人们从单纯对自然及宗教的崇拜演变为对世俗文化、个人情感的表达。同时，民风民俗对陶瓷艺术潜移默化的影响，也使其表现题材大多隐含吉祥的寓意。陈利不拘泥于传统题材，结合器型以及工艺，选择恰当新颖的题材，体现出其艺术瓷特有的情感表达及魅力。

以表现梨花题材的作品《碧玲珑》（如图2）为例，这件作品创作于2014年（46岁），在2015年第十届全国陶瓷评比大赛中获得银奖。梨花花色淡雅清新、枝叶细长、姿态优美，但“梨”音通“离”，带有离别的消极意味，以至于在中国传统陶瓷艺术表现中极少出现梨花题材的作品。陈利对于作品题材的选取并非孤立地创新，而是根据《碧玲珑》所采用的小口、宽腹、圈足的器型精心设计。这种造型在整体上不似梅瓶的修长优雅，反而显得敦厚可爱，以至于它不适合表现宏大复杂的题材。陈利巧妙地运用靓艳寒香的梨花主题，使整个作品虽低调内敛，却有拨动心弦的张力。

梨花题材的运用在其他艺术作品中也有涉及，其中在绘画上的运用较多。与林风眠的中国画作品《梨花小鸟》相比，两者在用色上有异曲同工之妙，皆以极淡雅的绿灰色调来表现画面。两者都采用较为松动的笔触，使得整个画面轻快带有朦胧的美感。两者的不同在于，林风眠将花、鸟、环境三者化为整体，用中国画写意的手法来烘托意境，而陈利着重于花叶的动态把握，通过薄施淡染的技法控制墨色浓淡，表现出枝叶与花朵摇曳的姿态，观者看瓷彷佛能感受到轻风拂过梨花的画境。通过用色、笔触以及梨花的表现三个方面与林风眠的中国画对比，可以看出陈利的作品既具有中国画的韵味，又有对于梨花题材在陶瓷运用上的独特思考。

陈利在构图上，通过艺术化的经营来体现其作品的意境，并不是随意机械的安排，也不同于传统富丽饱满的装饰构图，而是围绕其器型、枝叶，从瓷器底部向上延伸，将梨花点缀其中，营造出飘零又带有一丝愁绪的意境。不似传统题材的华贵吉利，淡淡的忧伤恰好成就了其独特之美。陈利对于题材的创新运用，使陶瓷艺术不仅是表达“喜”的吉祥艺术，更是“喜怒哀乐”等综合情感的再现。正如朱良志①先生所说的“……不在于外在的热闹，更在于平静之中含有笙鼓齐作的世界”[4]，陈利的陶瓷艺术也在“静”的世界里体现出或喜或悲的感染力。

（二）画面营造 取舍有度

陶瓷的画面营造不同于在纸上的画面构成，陶瓷造型的立体构造影响其画面构成。在画面进行形式表现时必须考虑陶瓷画面的整体性以及诸如对画面大小、留白、元素的取舍等方面的恰当把握[5]。对于画面构成、取舍的精确把握，不仅有利于作品完整性的表达，也有利于其空间性的表现。陈利在陶瓷画面构成上极少突出纵深立体的效果，而是根据写生稿直接在瓷坯上设计初稿，在弧形曲面上合理安排各元素的位置、大小，对画面元素进行有意识地取舍。其画面营造是从整体到局部进行精心设计，使作品主次分明、画面空间舒适，给人由表及里，或聚或散的韵律之美。

陈利对画面构成的取舍主要体现在对整体架构、主体元素以及辅助元素三方面的经营。以表现木芙蓉题材的作品《婵娟》（创作于2013年，图3）为例，创作灵感来源于陈利老师的一次秋季写生，容器造型是由张守智②教授设计的。芙蓉花是我国的传统花卉，具有富贵吉祥的象征意义，这在字音上可得以体现，“芙”通“富”、“蓉”通“荣”。木芙蓉有一个特点，即“一日三变”：清晨初开时颜色较浅，一般为白色或淡粉色，午后花色加深，黄昏时渐变为深红色，所以被称为“三醉芙蓉花”。宋代王安石有诗云：“正似美人初醉著，强抬青镜欲妆慵”，把“芙蓉”比喻成“醉了的美女”，美艳致极，陈利笔下的芙蓉也带有“美人初醉”的姿态。在主体元素的构成上，要做到取一朵而能观花之变。陈利巧妙采用“S”型的构图以及淡粉、红、深红多种颜色的叠染渐变，将芙蓉花的“一日三变”在一朵花中得以呈现，让时间这第三个维度通过二维画面得以呈现。“S”型的分割，也使花朵形成了有中国传统意味的太极图形。

陈利对于画面主体元素的精炼概括，使得一朵芙蓉融会了时间、姿态甚至文化的表达。在整体上，陈利围绕其呈敛口、低领、丰肩、长腹下敛的器型，使画面元素为整体服务，进行恰当的留白，营造出宁静舒适的空间气氛。陈利将较为繁密的枝叶安排在瓶肩的位置，花朵点缀在画面中间偏上，画面下半部分留白，叶与花的画面占比与留白部分趋向均等，使得整个构图平衡稳定、画面舒适透气。在其他辅助元素的构成上，舍弃对于其他元素“面面俱到”的表现，来凸显花朵的高雅。由于醴陵釉下五彩瓷构图时所留下的墨线在高温下消失，会形成白色的线条[6]，陈利减少了侧脉以及细脉的末节表现，避免过多的白线条对观者造成视觉干扰，让叶面更加完整统一。除了对于叶脉的简化，陈利也极少在画面上落款或表现鸟禽等元素，这也形成了陈利作品低调不惊的个人特色。陈利对于画面营造的用心考究，始终贯穿在她的创作之中，在取舍之间使作品彰显出聚散的魅力。

（三）用色考究 虚实相生

色彩作为陶瓷艺术不可或缺的表现元素，不仅美化了陶瓷本身，更是成为了工艺美术师们“表意”的载体。“双勾分水”以及“薄施淡染”的工艺作为醴陵釉下五彩所独有的核心技艺，它们赋予了醴陵瓷器独特的美感，同时也制约了醴陵瓷在色彩上强烈的对比表现。运用淡雅的色彩，呈现出浓淡相宜、虚实相生、层次丰富的特点，给人素雅宁静的色彩感受[7]。陳利通过多年对醴陵釉下五彩瓷的探索，用色完成了从“观象生色”到“改色寓意”再到“造色表意”的转变。其作品色彩突破视觉美感，形成安静轻快的色彩氛围，给予观者心灵上的享受。

陈利对于用色的考究在她众多作品中得以体现，2017年（49岁）被国家博物馆收藏的作品《山花烂漫》（如图4）更是用陶瓷语言体现色彩之美的代表之作。“山花”即指杜鹃花，俗称“映山红”，它作为中国十大传统名花，花色艳丽，以红色最为多见。而陈利则将花色艺术地处理成褐色，打破以往杜鹃花花红艳丽的形象，使作品呈现出典雅的褐灰色调。在工艺上，色料不同于简单画瓷的浮于表面，而是通过“薄施淡染”的工艺使颜色层层浸染，呈现出浓淡虚实、交相呼应的色彩效果。颜色的浓淡变化将花朵柔软鲜嫩的质感表现得淋漓尽致，花与叶的虚实变化体现出一簇簇杜鹃花争相绽放的体积感。在色料与陶瓷材料结合上，陈利精心配制的绿灰色料与瓷器本身也相得益彰，使醴陵瓷器本身呈现出晶莹的类玉质感。在色彩上，陈利通过陶瓷材料的本色、釉色、纹饰等来综合显现出作品的感染力[8]。陈利对自然颜色的抽象、提炼、创造，有意识地将花色进行主观处理，让作品充满安静平和的自然气息。花朵似乎扎根于陶瓷之中，而后慢慢地生长绽放。让观者恍惚身处在“空山无人，水流花开”的环境之中，烦乱的思绪似乎在作品面前得以平静释放，表现出禅意的宁静之美。陈利对于用色的经营，在其花色处理、工艺、色料与陶瓷材料的结合以及色彩感染力方面得以充分体现。色彩表达超越客观再现，以个性的色彩赋予陶瓷艺术更为本质的美，最大限度地传递给观者醴陵釉下五彩瓷“素以为绚”的美学理念。

（四）画物之形 表物之情

李可染先生曾说：“意境是艺术的灵魂。是客观事物精萃部分的集中，加上人的思想感情的陶铸，经过高度艺术加工达到情景交融;借景抒情，从而表现出来的艺术境界，诗的境界。”[9]借景抒情是中国画中体现意境美的表现手法，在陶瓷艺术中则是通过画物言情的方法来体现作品的意境与内涵。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国陶瓷艺术也不断走进大众的生活，走向民俗化。陶瓷绘画的题材、纹饰在我国明清时期就呈现出“言必有意，意必吉祥”的特征[10]。在传统文化的熏陶下，陈利的陶瓷作品通常以写生为基础，通过艺术化的处理，表达吉祥喜庆的寓意。

以创作于2013年（45岁）的作品《石榴》（如图5）为例，石榴作为陶瓷装饰的题材最早出现在唐三彩陶器上，自古以来都被视为吉祥物，象征着多子多福。陈利笔下的石榴在传达吉祥寓意之外也表现出别样的韵味。作品描绘了一片片蕉叶或展或收、或整或缺，正反各有姿态。一簇倒垂的石榴在蕉叶的庇护下，果实绽裂，饱满的石榴露出一颗颗剔透的果实，充满成熟的气息，整件作品灵活生动又富有吉祥寓意。在石榴的表现上，陈利将石榴处理成绽裂的形态，赋予其多子多福的吉祥寓意，其表现方式类似于徐渭在《榴实图》上的题诗“山深熟石榴，向日笑开口”，但在情感的表达上并未有徐渭“深山少人收，颗颗明珠走”的落寂凄凉之感。裂开的石榴，如一张张开口大笑的喜悦脸庞，陈利借石榴而表达出愉悦平和的生活状态。在元素的搭配上，石榴与芭蕉叶完美结合。芭蕉早在汉代就有对它的文字描述。唐代禅宗盛行时，芭蕉更是成了佛教的意向植物，像唐代朱庆馀《送品上人入秦》：“心知禅定处，石室对芭蕉”。宋代张方平《芭蕉李都尉宅金渊阁分题得渊字》以“忽疑鸾凤过，翠影落金渊”来描绘蕉叶之美。陈利使用具有精神意向的芭蕉打破石榴题材的单一，不仅增加了作品的画面美感，同时也有利于作者的情感表達。形式美感上，宽大的芭蕉叶（面）、小巧的石榴（点）以及细长的石榴枝（线）的组合，使整个作品达到点线面的和谐统一。残缺不全的芭蕉叶让画面舒适流畅，给予遮盖下的石榴透气的空间。情感表达上，芭蕉同石榴一样，自古以来都带有吉祥的寓意，同时它本身也带有清雅的生活气息，两者结合凸显出喜庆、禅意以及雅俗的统一。陈利的作品是“言必有意”的体现，扎根于大众的生活，传递对生活的美好希冀，体现出釉下五彩瓷器所独有的淡泊宁静之感。

三、结语

作为省级非遗传承人的陈利老师，将醴陵釉下五彩瓷的魅力发挥到了极致，在传承中创新，将“薄施淡染”的工艺巧妙地融入到其各类艺术瓷创作中。其作品在题材、构图、用色以及抒情四方面经营考究，体现出自身对陶瓷艺术的综合理解与诠释，在不断探索中达到造型、材质、工艺和装饰的统一。陶瓷艺术是综合性的艺术，用陶瓷自身的语言表达陶瓷艺术是陶瓷与绘画保持距离的关键所在。陈利对于陶瓷语言的精准把握，使其作品既具有醴陵釉下五彩瓷器所独有的“薄如纸、白如玉、声如磬、明如镜”的艺术效果，又具有中国写意水墨画的淡雅宁静的艺术气质。

生活融入作品，作品反映生活。研究陈利的作品并总结归纳以下四方面的特点：“题材出新、不拘古法”“画面营造、取舍有度”“用色考究、虚实相生”“画物之形、表物之情”。观作品如观其人，陈利淡泊宁静的生活态度，令其专注于陶艺世界，使陶瓷艺术不断地推陈出新，让传统工艺在新时代下获得新的生命活力。

注释：

①朱良志（1955～），安徽滁州人。曾任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现为北京大学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主任，曾任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亚洲部高级研究员。

②张守智（1932～2020），生于天津，原籍河北平泉。陶瓷艺术设计家、教育家，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陶瓷艺术设计系教授。

参考文献：

[1]林知恩.醴陵釉下五彩之我见[J].陶瓷科学与艺术，2008（1）：53.

[2]吕章申.陈扬龙瓷艺[M].北京：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7：26.

[3]李磊颖，王清丽.花鸟：陶瓷装饰中的另类叙事[J].艺术教育，2011（7）：32.

[4]朱良志.曲院风荷：中国艺术论十讲[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11.

[5]曹欢.浅谈现代陶瓷绘画艺术形式表现的独特性[J].陶瓷研究，2013（1）：40.

[6]吕埴.薄施淡染：醴陵釉下五彩瓷的前世今生[J].收藏，2019（6）：103.

[7]张宗登，张红颖.醴陵釉下五彩瓷的装饰艺术特征探析[J].中国陶瓷，2007（10）：57.

[8]李正安.陶瓷致美的本质与要素[J].陶瓷科学与艺术，2008（7）：37.

[9]李可染.谈学山水画[J].美术，2007（4）：33.

[10]袁炯.浅谈中国传统陶瓷艺术纹饰的民俗化发展趋势[J].美与时代（中），2012（4）：74.

作者简介：

王侠，湖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视觉传达设计与理论研究。

吴卫，博士，湖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媒体视觉传达理论及应用研究、非遗数字化传承与文化创新研究和包装设计及应用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