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共同体美学”的实践与开拓

韩爽

电影《我和我的家乡》是2020年“国庆档”的票房冠军，由五个故事串起关于“家乡”的解读，用喜剧来表达平凡小人物的乡愁和乡恋;这一实践既有创作者本身带有的“先入为主”的模式，又努力建立与观众的情感交流机制，积极挖掘和观众的共鸣之处，潜移默化地实践了电影的“共同体美学”。

东西方文化视域下的“共同体美学”

最早提出和阐述电影“共同体美学”概念的是电影学者饶曙光，他提出“电影与观众是一种从竞争到合作的关系，并且通过良性互动与契约形成‘共同体美学……建构有效的对话渠道、对话方式、对话空间，形成共情、共鸣，形成良性互动，最终建立起共同体美学。”2在2019年《当代电影》杂志组织的对谈中，饶曙光进一步对电影的“共同体美学”进行了补充，“电影语言的现代化和电影理论的现代化，其实就是要在当下构建一个创作者与观众的共同体，这个共同体美学并不完全否定作者，它只是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实现作者的个人表达，通过这种互动的方式和更先进的技术手段，实现一个更高层面的‘共同体美学。”3

关于“共同体”（又译作：社区）一词最早由德国社会学家斐迪南·滕尼斯在其1887年出版的成名作《共同体与社会—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中集中而系统地阐述了这一概念，斐迪南·滕尼斯从习惯习俗、人的意志和共同记忆来定义共同体这一概念，他说，“共同体是建立在有关人员的本能的中意或者习惯制约的适应，或者与思想有关的共同的记忆之上的”，4滕尼斯强调“共同体的理论出发点是人意志完善的统一体，并把它作为一种原始的或者天然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