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实力”：对传统国家实力理论的传承与拓展

李振福 鲍琦 彭琰 李香栋

[摘 要] 对“通实力”与“硬实力”“软实力”“巧实力”等传统国家实力观的概念、特点以及作用方式的异同加以比较，分析这些理论中“通”的成分和作用，并对“通实力”的概念及作用方式进行详细阐述，进而说明“通实力”是对传统国家实力理论的进一步传承与拓展，最后针对世界各国如何发展“通实力”提出，要注重运用联系和发展的观点，只有真正地打通了各国之间的隔阂，才能进一步加强国际联系与合作，实现共同发展。

[关键词] 通实力;国家实力;硬实力;软实力;巧实力

[中图分类号] D5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8616（2021）01-0036-11

关于国家实力，最早的定义是“对他国意志以及行动有支配能力的力量”[1]。目前学界对国家实力的研究文章有很多，主要的研究方向可以概括为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对传统国家实力理论进行的论述和分析。通过对“软实力”的构成要素进行详细的分析，对“软实力”的功能体系进行论述[2];对国内外不同国家的“软实力”的主要观点进行评述，并在此基础上区分广义和狭义角度的“软实力”的概念，以及对“硬实力”和“软实力”之间的辩证关系进行分析，得出“硬实力”和“软实力”相结合发展才是提升国家实力的有效方式，并以此为基础对我国实力建设方面提出建议[3]。除了对“硬实力”和“软实力”进行理论研究，也有学者对“巧实力”理论的由来以及具体内容进行论述，并以此为基础提出“巧实力”对我国建设发展的启示[4]225。二是以传统的国家实力理论为背景对世界各国的外交战略以及各国如何运用“软实力”“巧实力”等发展本国实力进行研究。以“软实力”理论为基础，对中国及中欧部分国家的双边关系进行分析，得出由于中国与中欧部分国家对“软实力”的运用是基于不同的价值观，从而导致了双边关系中的政策分歧以及摩擦，并提出了可能解决这些分歧的尝试性建议[5];对美国“软实力”的作用方式进行归纳总结，并分析美国“软实力”建设的优势与劣势，从而对我国“软实力”建设给出建议[6]。除此之外，关于“巧实力”的研究多数是以奥巴马政府的外交政策为背景，研究其“巧实力”的作用方式及对中美关系的影响等[7-8]。

目前，学界对国家实力的研究集中于对传统国家实力理论如“硬实力”“软实力”“巧实力”等方面进行分析，以及其在不同国家的作用方式，而国家实力理论的提出和发展与时代的变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合作共赢、互联互通是当今时代各个国家共同发展的最有效手段，“通实力”的提出符合时代发展趋势，能够更深刻体现出国家实力的强弱。因此，本文在对传统国家实力观研究的基础上，提出“通实力”的概念，分析其与传统国家实力观的异同，并阐述“通实力”对以往国家实力观的传承和拓展。

一、传统实力观到“通实力”国家实力观的演化

“硬实力”的兴起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崛起，使得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感受到了威胁，因此，由军事及经济力量构成的“硬实力”成为当时国家实力的主要表现形式。“软实力”的概念则最早是由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于1990年在其著作《注定领导世界：美国权利性质的变迁》中提出来的。约瑟夫·奈认为，国家的综合国力是由“硬实力”和“软实力”共同组成的。其中，“硬实力”是一种支配性的实力，是一个国家经济力量、军事力量、科学力量的有形体现，指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力量。与之相对的“软实力”，是“一种通过让他人做他人想做的事情而获得预期结果的能力”[9]，是国家实力的一种无形延伸。综合国力这一概念的提出使得各个国家对传统国际政治力量的概念有了新的认识，“硬实力”和“软实力”也由此登上了政治舞台。“硬实力”与“软实力”二者的概念是相对而言的，“硬实力”的作用方式更加直观，主要体现在国家军事力量、科学技术能力、经济实力等方面的强弱，其主要特征及手段是在军事领域及经济领域以绝对的优势向其他国家彰显实力。而“软实力”更多的是以一种无形的力量作用于国家实力中，主要表现为文化影响力、政治价值观的吸引力和外交影响力等。其中，文化影响力是指以先进的文化吸引他人，使得其不断地被同化，最终使得他人或他国认同本国的价值观、思维方式等，并主动进行效仿;政治价值观的吸引力是指人们对该国政策的认可度及向往程度;外交政策影响力是指国家所提倡的世界理想及其具体的外交举措，外交政策同时也是国家文化与政治价值观的具体实施手段，通过国家外交政策所表现出的价值认同，对国家的国际形象进行展现，其主要特征及手段是通过说服、引导和吸引等手段将自己的观点、意愿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传递给对方，使其自愿地接受并改变其自身的想法，達到和符合己愿，并在潜移默化中逐渐发展和提升[10]。“巧实力”理论是在“硬实力”和“软实力”理论的基础上提出的，约瑟夫·奈认为“巧实力”是“硬实力”和“软实力”相结合的产物，主张对外灵活运用各种力量和手段抓住机遇、应对挑战以维护国家的利益，除了强调军事力量的必要性，他对联盟以及伙伴关系也极其关注[4]239。“巧实力”不是“硬实力”和“软实力”的叠加，而是两者间的相互渗透和统一，是将“硬实力”中军事及经济方面的强制性力量与“软实力”中文化、外交等方面具有渗透性的力量综合起来运用，达到扩大其影响力、提高综合国力等目的[11]。

对于世界各国的发展而言，国家实力伴随着国家形态的出现而出现，依据社会制度、社会生产力及国民需求的改变而不断进化。当今国际形势中，仍存在着许多不稳定和不确定因素，也出现了许多诸如地区局部冲突、恐怖主义、气候变化、网络安全、贫困人口等一系列问题，对现有国家实力的作用方式及其机理均提出了挑战。另外，在当前的国际舆论中，面对新一轮的国家崛起，西方国家以“修昔底德陷阱”1为由，指责中国和俄罗斯等国家在刻意地发展“锐实力”，并针对性地提出“中国威胁论”等。面对国际环境日趋紧张的情况，原有的国家实力形式已经不能完全满足时代发展潮流。以此为背景，本文提出符合现阶段时代特征且满足世界发展需求的一种互惠互利的国家实力观——“通实力”。

二、“通实力”的概念、内涵及作用方式

国家实力的不同表现形式属于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有着一定的时代局限性。目前，国际关系中存在着很多传统及非传统矛盾。显然，在面对如今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及诸多国际纠纷时，单纯地靠“硬实力”“软实力”抑或是“巧实力”中的某一种实力是很难解决所有问题的，因此，亟须一种更为符合时代发展趋势的新国家实力理论，对目前及将来一段时间的国际关系走向加以解释说明[12]。

（一）“通实力”的概念

国家实力的发展理念应逐步由原本的物质形态向精神形态转变，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实体资源逐步演变成一种精神形态的资源能力，借助自身的天然禀赋资源和能力来发挥国家的影响力，完成相对应的国家发展规划，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其中，经济贸易、交通运输、科技通信、外交文化等成为重要的载体，国家实力的发展从注重资源本身的发展转向构建联通大体系发展，整合国家自身资源形成有效的合作机制，实现国家自身的可持续发展与国家能力的提升。国家实力的提升仍需要借助他国的实体资源以长补短，将外部资源转换成自身的资源，形成关联关系，实现各国的共同发展，构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因而，国家实力的含义应富有更深层次的内涵，即形成“通”关系，吸引、利用资源，扩展及发展国家权力，实现国家实力的可持续提升[13]46。

“通实力”的概念可以进一步概括为国家综合利用所掌控的资源与能力，促进世界各国和各地区间的沟通、交互、理解，实现自身与他国协调和实力共同提升的综合实力。“通实力”的概念源于国家成立的本源，将国家的含义予以拓展并放置于全球视野内，将“通实力”作为以世界人民根本利益为出发点的国家实力理念。因而，“通实力”是国家综合利用所掌控的自身与外部的资源和能力，促进国家内部、各国家及地区间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沟通、交互、理解，形成以“通”为基础机制，进而构建更大系统范围的共同体[14]。

那么，什么样的“通”才能体现“通实力”的强弱？在现代国际关系中，国家间关系多边多元，错综复杂，但总体来讲，政治互信是国家间合作与交流的基础，经贸往来是国家间合作的重要形式，文化交流与科技合作是未来国家间合作的发展趋势。“通”的概念，要从影响力强弱的角度深入理解。简单来讲，“通实力”强调的是国家应该具备较大的影响力，或者国家有将潜在的关系或已经存在但较弱的关系发展成较强的关系的能力。也就是说，既要有足够的资源和实力可以支撑本国的发展，同时也要有能够对他国发展产生推动作用的能力。因此，“通实力”是具象资源与抽象能力的总括[13]51。

（二）“通实力”的作用方式

通过对传统国家实力观的研究，发现这些实力观中，有着共同的特点，即“通”的成分所发挥的作用。“硬实力”理论中，国家实力发挥作用主要是通过有形力量的实施，拥有强大军事、经济力量的国家会使他国的行为以及政策等发生变化，使其能够朝着本国利益最大化的方向发展;“软实力”理论则是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使其他国自愿服从自己的想法;“巧实力”理论同样是通过软硬兼施的方式达到国家自身的期望。不管是哪种国家实力，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打通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并使国家自身的利益最大化。在传统国家实力观中，强权主义思想比较明显，有着强烈的压制色彩，而“通实力”是以构建联通机制为基础，主要依靠经济贸易、交通运输、科技通信、外交文化等手段，打造互利互惠、互利共赢的国家实力发展模式，以求同存异为基础，在不危害他国既定利益的前提下，实现世界各国实力的整体提升和发展[13]52。“通实力”既能有效地避免双重标准，又能对传统国家实力理论中符合时代发展趋势的内涵得以最大化的传承。任何国家发展国家实力均需要有一套标准来进行衡量，而“通实力”的发展旨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发展自身实力为主要目标，同时兼顾他国实力的提升。“通实力”延续了“硬实力”中对经济发展的高度重视，强调与世界各国的经济贸易往来、交通运输状况等硬件因素，同时摒弃了“硬实力”采用的强制构建关系的方式，而是以一种求同存异为原则和以独立自主为前提的方式构建国家间的关系。同样是对“软实力”中文化交流、政治外交影响力等因素的继承，但“通实力”拒绝通过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吸引，使其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强行让他国加入的“软遏制”做法，而是通过合作机制建立一种相互依赖的关系，且发展的国家实力由合作双方共享，进而推动国家综合实力的提升。

三、“通实力”对传统国家实力观的继承

“通实力”理论并非空想而成，而是基于对经典“硬实力”“软实力”“巧实力”等国家实力理念的总结和概括，抽离出国家实力理念的本质要素，形成更具广泛应用的国家实力理论。“通实力”理念继承了传统国家实力观的发展理念，既关注了“硬”物质资源，又包含“软”精神文化，进一步从本质上解释了国家实力的含义与特质。同时，“通实力”理论符合当代的潮流趋势，倡导独立自主、合作交流、互利互惠，将有力推动人类命運共同体的发展共识[14]。

（一）传统国家实力观的特点及作用方式

1.“硬实力”

“硬实力”发展的典型时期为美苏冷战时期，英美等拥有强大军事、经济等实力的国家，通过威胁、对峙等方式来实现本国利益的最大化。除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初期的局部战争，美国政府在后冷战时期为了取得国家利益，在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以及局部战争中持续使用强硬的军事发展策略。更具体地说，美国在2003年以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由，对伊拉克发动武装袭击。同时，小布什政府将战争冠以“对恐怖主义的战争”名号，根除伊拉克独裁者萨达姆·侯赛因并处理伊拉克战争带来的后续危机。除了在军事上对他国进行干预，“硬实力”在经济领域的表现也十分突出。例如，美国等国策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对伊朗实行制裁，限制与伊朗进行核武器、导弹、石油等资源的进出口贸易，以此来阻止伊朗可能的核武器计划。

“硬实力”的主要特点即强大和强硬，以强有力的军事、科技等实力来实现或保护本国利益的持续发展。毋庸置疑，国家发展离不开硬件的支撑，但仅仅依靠国家“硬实力”的发展是无法在现今这个时代站稳脚跟的。对于越南战争，美国在越南战争中赢了一场场战斗，却输了整个战争，这不单单是战略和政治的胜负，更是在国际政治舞台中一次重要的博弈，美国的做法是与世界人道主义相悖的。对于伊拉克战争，美国实现了对萨达姆政权的打击，但是不正当的发起理由使其国际形象跌至冰点。

2.“软实力”

“软实力”的兴起时间为20世纪80年代末。冷战结束后，多国都在深刻反思冷战的弊端及国家实力的深刻含义，加之时代主题被进一步深刻理解，认为军事、资源等实体实力已经发生转移，权力被进一步转移到文化、意识形态等方面。“软实力”应运而生，通过综合运用国内的文化、制度等资源，向他国输出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以及价值观等要素，从而影响其他国家的发展方向及策略，最终实现本国利益的最大化。“软实力”主要是对所拥有的资源进行柔性运用，不同于“硬实力”的发展方式，“软实力”往往从内部影响、控制甚至瓦解目标。苏联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由15个权力平等的加盟共和国按照自愿联合的原则组成。因为社会制度的不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丘吉尔发表的“铁幕演说”及美国的“杜鲁门主义”令苏联倍感威胁。同时，因为伊朗石油问题及希腊共产主义革命的问题，美苏各自所在的集团分别成立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及华沙条约组织，形成苏美冷战的对峙局面。随着全球社会的不断发展，开放性政策的日益深入，西方思想逐渐渗透，苏联重“硬实力”、轻“软实力”的问题逐渐凸显，社会意识和价值观受到严重冲击，民心涣散，东欧各国在美国巨大的经济利益引诱下，爆发颜色革命，发生了由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变的巨大震荡，苏联于1991年宣布解体。

在“软实力”发展过程中，我们不难发现“硬实力”的隐约身影。这两种国家实力观均是为了达到或者维护自己的利益，“软实力”虽不像“硬实力”般直接的作用，但“软实力”在实施的过程中有时候会出现双重标准，即无法有效区分强制与非强制手段之间的界限，表面的非强制手段仍然不缺少侵害手段的存在，实际上明显的强制手段又带有非强制的色彩[15]。

3.“巧实力”

21世纪初“巧实力”的概念逐渐兴起，“巧实力”强调“硬实力”和“软实力”的综合运用，且认为在“巧实力”运用的过程中，并没有明确的分配比例，主要依靠决策者的软硬兼施和灵活运用可以支配的所有政策工具，把握好“硬实力”和“软实力”间的平衡，从而发挥出“巧实力”的作用。在奥巴马任期内，运用“巧实力”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方式，美国开始将更多的“软实力”融入外交政策中[16]。为了改善美国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奥巴马先后访问了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和埃及，并表示美国永远不会与伊斯兰世界开战，同时在开罗大学演讲时大量引用《古兰经》中的经典词句，以展现美国与伊斯兰世界寻求新合作的诚意;访问拉美國家，强调与拉美各国“平等的伙伴关系”，重启与新兴大国俄罗斯的关系，等等。奥巴马在外交中对“软实力”尺度的合理利用，使得美国的国际形象大大提升。同时，在国家“硬实力”作用的方面也把握着一定的尺度，奥巴马宣布向阿富汗增兵，并不断加大打击塔利班“顽固派”和“基地”组织的力度;针对朝鲜半岛的核问题，以文字形式承诺将动用包括“核保护伞”、导弹防御系统在内的全方位军事力量向韩国提供“延伸遏制力”;对于中国，美国在军事上向中国台湾地区兜售武器，在东亚进行军事演习，派遣舰队进入南海，在经济上违反世界自由贸易规则向中国征收高额关税。奥巴马政府在“巧实力”的战略实施中，针对不同的地区投入了不同的软硬实力比例：对拉美、伊斯兰以及中东部分冲突较大的国家极力安抚;对欧盟等盟友表示歉意，并对伙伴关系加以巩固;对于中国等与其未有直接冲突但核心价值观存在差异的国家，以“友好和平”的方式相处，寻求最大限度的合作，以实现其自身利益。

“巧实力”是“硬实力”和“软实力”在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正向产物，既吸取“硬实力”中对军事及经济方面的把控，又结合“软实力”中以柔性的力量对国家政策、外交理念等方面的影响。“巧实力”的典型特点着重体现在灵活性和综合性方面。“巧实力”的运用有着很大的灵活性，可以根据国家自身的条件或国家的需求进行变化和调整，能够让他国在潜移默化中接受，减少发展中的阻力和障碍，达到所期望的结果。然而，“巧实力”虽“巧”，但其关键在于“软实力”与“硬实力”的投入比例上，投入比例的偏差会使得“巧实力”作用效果产生较大差异，甚至出现负影响。奥巴马政府在巴勒斯坦与以色列和谈的处理上没有任何的创新，并且由于美国过多地向巴勒斯坦以“硬实力”施压，而使得阿拉伯国家大失所望;阿富汗与巴基斯坦的关系没有因为奥巴马的新战略而得到好转，反而因为增兵的做法使关系进一步恶化。“巧实力”在奥巴马执政早期和末期作用效果的差异，也说明了“巧实力”战略的局限性。

（二）“通实力”对传统国家实力观的传承

通过对以往国家实力观的梳理及总结不难发现，人类社会不同的发展阶段有着不同的国家实力发展理念和国家实力发展战略。“硬实力”“软实力”与“巧实力”的产生都是基于特定的历史与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不同的国家实力理念造就了不同的历史现象。例如，在传统国家关系中，国际战略的基础是军事实力，战争成为国家政治的延伸，解决国际争端问题最终还要靠军事实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国家军事实力的强弱成为其国际地位的象征，英国、美国等成为当时的世界霸主[17]。“软实力”是在冷战结束前后，美国以如何确定自己的世界地位入手，抨击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衰落论，提出的国家实力理论，强调以文化魅力、意识形态和国际机构为依托的同化力，有效地控制政治环境，改变其他国家的行为选择。“软实力”的实施进一步巩固了美国的世界霸主地位[18];而“巧实力”对于“软实力”和“硬实力”两种实力的综合使用，也使得美国的国际形象及其在世界各国眼中的地位都有所改变。

新时期，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其在文化、政治价值观和外交政策的优势，企图控制世界政治、实现国家战略的想法已经不太现实。“软实力”的双重标准问题日益凸显，当新兴国家凭借“软实力”发展自身国家实力时，被诋毁成不顾别国利益以尖锐的方式实现自身国家利益。面对现如今的全球化治理难题和政治经济新秩序重构，传统的国家实力发展理念已经不能有效实现国家发展目标、解决全球的治理难题，国际社会呼唤产生一种更符合当今时代发展潮流的国家实力发展理念，进而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目标。

“通实力”的提出适时地解决了目前国家实力理论中与时代发展趋势相悖的矛盾。“通实力”是在传统国家实力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与传统国家实力相同，在“通实力”作用的过程中，对经济发展水平，科学技术的先进程度等硬件条件，以及国家的外交政策和文化传统等软要素实现了综合运用。而且，“通实力”也具有高度的靈活性和综合性，为了实现国家间的共同利益，不断调整合作机制，为国家间的共同发展提供了有利的视角和工具。

四、“通实力”对传统国家实力观的拓展

（一）理论拓展

“通实力”理论的发展内涵不同于其他国家实力发展理念具有双重标准和冷战思维。“通实力”的“通”将各国家有机连接，所构成的联通机制从原则上来讲既没有双重标准又能实现多赢。“通实力”强调双方自愿形成发展关系，构建命运共同体，推动相关国家实力的共同发展。“通”机制的形成旨在以自愿吸引的形式促进各方发展，强制的吸引方式不符合时代主题也背离了“通实力”的发展内涵，借助强制的手段构造的“通”机制只是短暂的联通，并不能有效吸引世界上的所有国家与其形成关系，更不可能有效地促进世界的联系。总之，强制手段发展的国家实力是违背时代发展趋势的假性国家实力发展观，以自主参与、共同发展为前提的“通实力”才是符合时代潮流与民心所向的国家实力发展理念。

“通”机制的构建从本质上抵制以强制的手段构建相关关系，任何国家构建的“通”机制都需要考虑人类的共同利益。因此“通实力”是相关国家构建出的一种联通的吸引和扩散机制。“通实力”强调构建关系的强弱需要从基础影响力的角度进行考量，国家实力的大小是在比较中体现出来的。简单来讲，影响力大的国家具备更强的“通实力”，影响力大的国家更能将潜在的关系或弱关系发展成强关系，国家就会具备较强的发展潜力和国际影响力，从而发挥出巨大的影响作用，实现国家战略目标与国家利益，即将潜在的资源转化成实力，将观念中的实力转换为现实中的实力。

（二）作用方式及手段的拓展

“通实力”理论中构建“通”机制的载体形式不仅仅局限于具象的商品贸易、交通、人员、网络等，或者常规的抽象政治、经济、文化等形式，更涵盖多元的载体形式，其关键在于形成一种有效且独一的联结机制，正如同“人类命运共同体”一样，形成息息相关的“命运”关系，谁都无法逃避或谁都无法取代谁，谁都无法主观地从单一方面把“通”打破或联结到新的主体。“通实力”的目标与以往的实力理念有着明显的不同，“通实力”主张建立一种互联互通的方式化解冲突，积极有效地调节“硬实力”要素。“通实力”又是“硬实力”与“软实力”内涵的最大延伸，强调不局限于特定的实力资源，而是从实力的本源出发，特别关注国家的吸引、辐射、影响，在整合和利用多元资源的基础上，扩展相关国家的实力。“通实力”旨在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更倾向于有效地解决国家与地区间的冲突和矛盾，增强国家内部的协调和统一，在自身发展国家实力的同时，构建世界共同体，进一步适应世界全球化与一体化的趋势。“通实力”理论“通”的范围，不仅仅局限于国家内部与国家之间，“通实力”国家实力理念中的“通”涵盖国内、国际两个维度，国家“通实力”建设在国内“通”稳固的基础上，将自身的发展融入更大的世界范围的系统中。

国家内部“通实力”的建设需要依靠自身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实体资源的有效联通，内部资源的联通将有效地以优势资源带动弱势资源发展，弥补自身缺点的同时推动国家实力的整体提升;国家内部的联通更是将形成优势地区的发展帮扶带动弱势地区的发展局势，以先“富”带动后“富”，促进国家内部的协调可持续发展，使得国家实力的建设更为合理和高效。同时，“通实力”的发展需要借助其他国家的资源，构建形成更大范围的国际合作交流机制，推动经济、外交、交通、科技通信等领域的合作，实现优势互补，实现国家可持续性的实力提升。

（三）适应性方面的拓展

“通实力”是以世界人民根本利益为出发点的国家实力理念，是国家综合利用所掌控的自身与外部资源与能力，促进国家内部、国家与世界其他国家间以及世界各国家地区间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沟通、交互、理解，形成以“通”为基础机制，构建大系统范围的共同体。“通实力”的核心思想即以和平自主、求同存异、联通融合等为原则，不刻意侵害他国利益来实现本国的实力提升。“通实力”意在将分散的权力主体打造成有机的共同体，载体形式将不局限于具象的商品贸易、交通、人员流动等，在具象的载体之上建立抽象的联系，最终将世界各国联结在一个紧密交织的“联通网”中，国家间通过这张“网”可以更好地合作交流，实现共同发展。“通”的特性也表现出国家实力的建设不区分国别、民族，而正是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国家在追求国家实力建设的进程中，进一步完善了“通实力”理论体系。从历史的发展脉络来看，谁能有效地联通与控制，谁就有机会成为世界的联通优势国家。随着时代的变迁，可以大致看出“通实力”的发展脉络。封建主义时期的国家实力主要依靠经济、文化的控制，中国与意大利曾把控欧亚大陆主要的经济节点，丝绸之路的有效联通机制，使得能够控制“流动”的国家成为世界的强者。而后，随着世界市场的形成，法国、英国、荷兰等国家开辟的新航路也成为国家崛起的重要筹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深刻理解时代的变更，认识到世界范围内亟须一种稳定的经济秩序，于是就建立起以各种媒介为主的国际联系体系，在世界社会经济交流中成为最为重要的关键节点，使得美国的国际综合地位迅速提升。

“通实力”的发展，不仅仅局限于发达国家，更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需求，是一种依据国家间普遍性规律的国家实力理论。因而，“通实力”有着更深远的适应性，能够更好地适应国内环境与世界局势的发展变化。“通实力”理论内涵要求的“通”是广义的，能够更加有效地推动国家实力的提升和发展。

五、结论和讨论

21世纪以来，国家间的关系开始发生了许多的改变，以往由英美等强国主导世界的关系已经逐渐淡化，新兴国家的地位不断提升。世界各国间交往频率增强，逐渐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关系，彼此间的利益也在不断地交汇融合，形成互联互通的新型国际关系。世界舞台也不再是强国的专利，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使得国际权力越来越分散，世界多极化的进程也在不断加快。近年来，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总量已经接近全球的40%，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80%[19]。世界经济格局的重大变化，加大了发达国家的危机感，美国极力分化新兴经济体国家，在国际关系中更多运用“制裁”、极限施压等经济手段，但世界的发展趋势并不会因为一个国家的阻挠就改变，合作共赢、互联互通、共同发展已经成为了更具有说服力的方式，并且受到了许多国家的青睐。

在国际影响需求占主导的今天，“通实力”的发展不仅强调国际社会的互联互通，也强调国内各领域的互联互通。国际社会中，针对经济发展问题，各国应该不断扩展开放程度，加强国际合作，发挥跨国企业的沟通作用，让各国经济紧密联系在一起，针对各类地区性问题甚至全球性问題，相关各国应该积极寻求利益一致，共同解决问题;在国内发展问题上，应主动发现并利用相关利益群体，在相互联系中实现发展。例如，在交通强国建设过程中，除了发挥交通系统的作用，还应该注重与城市规划建设、金融贸易之间的联系，这是由于交通系统并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与城市规划建设、金融贸易等紧密联系的，在各领域的相互影响中，才能实现互联互通、互相促进。

除此之外，还应在“通实力”的实践中强调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各个国家在建设“通实力”的过程中，要注重联系的观点。在相互联系中，注意各个方面资源的联系和整合，提升国家实力。以前的封闭式发展已经不合时宜，将本国封闭起来必将造成与国际社会的脱轨，失去发展的机遇。只有将整个世界联结成一张紧密的关系网，让每个国家都发挥自己的作用，努力在国际关系网络中找到本国的发展机遇和合作伙伴，积极将恶性竞争转化为平等对话基础上的良性合作。国家之间的普遍联系使得“通实力”的建设更加必要，每个国家都会或多或少地面临与周边国家的争端和问题，如何将联系沟通的能力发挥到极致，加强不同国家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合作，成为一个国家实力强弱的重要标准。“通”可以分为不同的形式，既包括文化经济的沟通和交流，也包括基础设施等的连通，在目前的国家实力发展中，已经不再单纯地发展军事、经济等实力，而是在国家综合实力基础上的互联互通，在相互联系的合作中共同促进国家实力的提升。

第二，在建设国家“通实力”的过程中，发展的观点同样重要。整个国际社会以及其中的每一个国家都在不断向前发展，尽管会有曲折，但是整体的发展水平正在不断提高。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国家实力有着不同的内涵和侧重点。目前世界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这也是“通实力”的重要内容，“通实力”是各国抵制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有力武器。在国家建设“通实力”的过程中，应该注重国家实力的发展变化。国家“通实力”的建设，最终目标为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使得国家与世界各国息息相关，建立和平的国际环境和稳定的国际秩序。各主权国家从更长远的角度出发，实施和平发展道路，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坚持正确的实力发展观，谋求共通的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成为全球发展的建设者和推动者。

第三，各个国家发展“通实力”，需要先打通再增强。一个国家只有在不同区划、不同领域加强联系，共同发展，才能使国家总体实力得到提升。不同国家之间，在经济贸易、政治组织、文化交流等众多方面都存在各种形式的碰撞和影响，只有充分运用联系的观点，加强国际联系与合作，实现各国在“通”的基础上的“强”。一个国家“通”的能力增强了，就可以将自己原有的实力发挥到极致，这是国家实力发展的更高形式。另外，国家和国家实力的发展与国际社会环境密切相关，在不同的国际环境下，国家所发展的国家实力也有所不同，体现了国家实力与国家环境之间的普遍联系，只有在相互联系的发展中，才能发挥“通实力”的作用。

参考文献：

[1] MORGENTHAU H J.Politics among nations[M]. Beijing：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5：5.

[2] 唐代兴.国家软实力的构成及其功能体系[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3）：215-220.

[3] 武铁传.论软实力与硬实力的辩证关系及意义[J].理论导刊，2009（5）：23-25.

[4] 洪晓楠，李琳.约瑟夫·奈的“巧实力”理论及其对中国的启示[J].江海学刊，2014（3）.

[5] 惠宁.美国文化软实力建设的经验与教训[J].人民论坛，2017（3）：114-115.

[6] 桂翔.美国软实力的影响之道[J].国外社会科学，2009（5）：63-69.

[7] 钟龙彪.“巧实力”战略与奥巴马新外交[J].现代国际关系，2009（5）：7-12，43.

[8] 骆郁廷.奥巴马政府的巧实力战略与中美关系[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0（5）：94-99.

[9] 基欧汉，奈.权力与相互依赖[M].门洪华，译.3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263.

[10] 李琳，洪晓楠.约瑟夫·奈的软实力理论评析[J].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4）：88-93.

[11] 李琳.约瑟夫·奈“软实力”理论及其对中国的启示[D].大连：大连理工大学，2014.

[12] 李振福.“通实力”与“一带一路”通道建设研究[J].学术探索，2019（9）：34-43.

[13] 李振福，刘同超.北极航线安全的通实力视角研究[J].学术探索，2019（6）.

[14] 李振福.加强北极区域的“通实力”[J].中国船检，2019（4）：52-55.

[15] 顾肃.论国家软实力的政治和文化维度[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1（3）：84-90.

[16] 王冲.巧实力理念与美国“阿富巴战略”评析[J].太平洋学报，2010（3）：51-59.

[17] 张殿军.硬实力、软实力与中国话语权的建构[J].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11（7）：60-67.

[18] 高宏强.中国睦邻外交中软硬实力的构建角度[J].前沿，2008（4）：19-21.

[19] 何毅亭.我国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N].人民日报，2020-12-08（9）.

[責任编辑：丁浩芮]

Connective Power： An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National Power Theories

Li Zhenfu  Bao Qi  Peng Yan  Li Xiangdong

Abstract： By comparing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in the concepts， characteristics， and modes of action of connective power and traditional concepts on national power such as hard power， soft power and smart power，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elements and role of “connecting” in such theories and elaborates the concept and modes of action of connective power. It then further illustrates that connective power is an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theories of national power and puts forward suggestions for countries on how to develop connective power. While developing connective power，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need to break down the barriers from connection and development perspective and further enhance international connection and cooperation to achieve mutual development.

Key words： connective power; national power; hard power; soft power; smart pow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