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支持对高校贫困生网络强迫性购物的影响：自尊和主观幸福感间的链式中介效应

曾欣虹，黄玉婷

(福建师范大学福清分校 教育学院，福建 福清 350300)

网络强迫性购物(Online Compulsive Shopping)，是指个体试图通过网络购物获得负面情绪的暂时缓解，[1]长期重复，逐渐形成一种被迫式的网络购物行为。大学生是网络购物的主力军，更是网络强迫性购物的易感人群。据国内调查显示，有51.6%的贫困生有过网络购物经历，有74.6%的贫困生乐于网络购物，贫困生占网购大学生总数的19.11%。[2-4]在消费场所的选择上，10.8%的被调查贫困生选择网络商城，仅次于校园超市和路边摊。[2]在生活费的使用上，用于网上购物的占4.83%，仅次于生活所需和学习所需。[5]大学生网络强迫性购物的检出率为8.401%，[6]本研究的贫困生网络强迫性购物检出率也达到6.866%，这些数字显示，贫困生网络购物现状不容忽视。

社会支持(Social-support)指的是来自家人、亲属、朋友、同事、同学、社团、工会等社会各方面的个人和组织给予个体的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帮助和支持。[7]国内研究证实了社会支持对网络购物成瘾的影响，社会支持与网络购物成瘾倾向呈显著负相关，低社会支持者，个体的强迫性消费倾向增强，社会支持系统缺失和过大的压力是导致网购成瘾的重要原因之一。[8-11]自尊(Self-esteem)和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SWB)作为个体对自我的一种总体感受和评价，可能在社会支持与网络强迫性购物之间起到中介调节作用。

与所有大学生一样，高校贫困生离开家乡和父母来到新的环境，是否能获得父母、老师和同伴群体的社会支持，直接影响着他们对自我价值的认可和自我的总体评价。对于贫困大学生而言，社会支持是他们大学四年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无论是客观支持，还是领悟社会支持，都能够有效减轻因家庭经济困难而产生的一系列压力和负面情绪。[12]这有助于个体获得理想的预期奋斗目标，提高自我认识和自我评价，促进和发展自尊水平，增加主观幸福感，[13]从而降低网络强迫性购物发生的概率。

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福建省几所高校贫困生在国家精准扶贫资助政策帮扶下，其社会支持、自尊、主观幸福感与网络强迫性购物之间的关系，试图建立贫困生的社会支持网络，提高其自尊感和主观幸福感，进而有效减少网络强迫性购物的症状，尝试搭建高校贫困生网络购物的教育引导新路径。

一、研究对象及方法

(一)研究对象

选取福建省高校家庭经济困难的在校大学生为研究对象，要求被试至少获得过一次国家助学金或国家励志奖学金。共发放问卷1 500份，回收问卷1 473份，其中有效问卷1 340份，有效率为90.97%。

(二)研究工具

采用2014年国内学者曾欣虹针对中国大学生编制的大学生网络强迫性购物量表(College Students’Online Compulsive Shopping Scale，CSOCSS)、Zimet等人编制的领悟社会支持量表(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Scale，PSSS)、1965年Rosenberg编制的自尊量表(The Self-Esteem Scale，SES)和1996年国内学者段建华修订的总体幸福感量表(General Well-Being Schedule，GWBS)。[14-15]这四个量表，均具有良好的信效度，在各领域都得到了广泛运用。

(三)研究程序

本研究得到了福建师范大学、福建师范大学福清分校、集美大学、泉州师范学院、闽南师范大学、莆田学院、三明学院和龙岩学院辅导员的大力支持，并将所带学生中符合本研究条件的被试大学生集中进行问卷施测。施测过程中宣读统一的指导语，要求被试根据自己真实的感受独立作答，当场回收问卷。采用SPSS22.0软件和AMOS17.0软件，录入数据并校对无误后进行数据处理，统计方法包括描述性统计、单样本t检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相关分析、回归分析和中介分析。

二、研究内容及分析

(一)描述性分析

采用理论中值法，即理论中值=项目数×项目均分，计算出网络强迫性购物总分及三个维度的理论中值，并以此为标准进行数据处理。结果发现：高校贫困生网络强迫性购物总均分为24.148，筛查出有网络强迫性购物倾向的贫困生共92名，检出率为6.866%，三维度的检出率在4.403%～14.925%之间，平均分由高到低依次为“网购后的负面情绪”“网购强迫性冲动”和“网购强迫性行为”，总分及三个维度的得分均显著低于理论中值。以2014年笔者使用的量表对福建地区高校大学生网络强迫性购物的调查结果作为对比，发现高校贫困生的“网购强迫性行为”明显偏低，“网购后的负面情绪”明显偏高，详见表1。

表1 高校贫困生网络强迫性购物的总体情况

(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用Harman单因素检验排除数据中可能存在的共同方法偏差。未旋转因素分析结果显示，16个因子特征值大于1，第一个因子的方差贡献率为15.653%(小于40%)，说明该数据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见表2和图1)。

表2 特征值及方差贡献率

图1 碎石图

(三)相关分析

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探究高校贫困生网络强迫性购物与社会支持、自尊和主观幸福感之间存在的关系。结果显示，网络强迫性购物与社会支持、自尊和主观幸福感三个变量分别存在不同程度的显著负相关，相关系数在-0.101～0.218之间；同时，三个变量中两两之间均存在不同程度的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在0.350～0.369之间，详见表3。

表3 相关矩阵

(四)回归分析和中介分析

采用分层回归分析来检验高校贫困生的自尊和主观幸福感是否在社会支持与网络强迫性购物之间存在中介效应。结果显示：第一，高校贫困生的社会支持对网络强迫性购物具有负向的预测作用(β=-0.101，P<0.001)；第二，高校贫困生的社会支持对自尊和主观幸福感分别具有正向的预测作用(β=0.378，P<0.001；β=0.388，P<0.001)；第三，高校贫困生的自尊和主观幸福感对网络强迫性购物分别具有负向的预测作用(β=-0.184，P<0.001；β=-0.247，P<0.001)；第四，社会支持、自尊和主观幸福感同时作为自变量"强迫"进入回归方程后，自尊和主观幸福感对网络强迫性购物的负向预测作用依然显著但明显减弱(β=-0.122，P<0.001；β=-0.214，P<0.001)，社会支持对网络强迫性购物不再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说明存在完全中介效应，详见表4。

表4 回归分析表

(五)链式中介分析

采用AMOS17.0软件构建模型，以社会支持为自变量，网络强迫性购物为因变量，自尊和主观幸福感为中介变量，进一步验证四个变量之间的中介效应。模型1：在自尊与主观幸福感两个变量间不建立路径；模型2：在自尊与主观幸福感两个变量间建立路径，从而检验自尊与主观幸福感的链式中介效应。结果显示：模型1中，虽然GFI、AGFI、NFI、IFI和CFI这几项指标都能大于0.9，但P=0<0.05，X2/df=16.047>2，RMR=2.415>0.08，RMSEA=0.106>0.05，TLI=0.899<0.9，这五个指标未能达标，说明模型拟合度并不理想；模型2中，P=0.136>0.05，X2/df=1.622<2，RMR=0.402<0.08，RMSEA=0.022<0.05，这些模型拟合指数均符合标准，此外，GFI、AGFI、NFI、IFI、TLI和CFI这几个指标都大于9，且指数均比模型1更优，详见表5。

表5 中介模型拟合度指标

同时，采用偏差校正的百分位Bootstrap法检验中介效应，结果发现，三条路径的置信区间都不含0，说明中介效应均显著，详见表6。

表6 中介模型的Bootstrap检验结果

由此可见，自尊和主观幸福感在社会支持与网络强迫性购物之间起到链式中介作用，详见图2。

图2 链式中介的结构方程模型

四、研究结论及讨论

本研究通过结构方程模型的建构发现，当自尊和主观幸福感单独起作用时，分别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将自尊与主观幸福感同时纳入结构方程模型时，二者起到完全中介作用，且链式中介作用显著，即社会支持并不直接作用于网络强迫性购物，而是通过自尊与主观幸福感间接影响网络强迫性购物。验证了社会支持→自尊→主观幸福感→网络强迫性购物这一链式中介模型。

第一，大学生的社会支持与自尊水平之间的相关和正向预测关系得到了国内众多研究结果的支持，[13，16-19]可见社会支持系统在对个体自尊发展的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12]自尊和社会支持都是个体对自我的总体评价，自尊指向的是个体对自身的总体评价，社会支持指向的是个体对生活的总体评价，[13]因而这些来自他人积极的关注形式可以被称为社会支持。另一方面，有研究指出高朋友支持者具有更高的社交自尊。[16]社交自尊是个体在人际交往过程中形成的，同学、朋友支持对于大学生的社交自尊的影响最大，也是自尊获得的主要来源。家庭支持对个体的影响是内在而持久的，家庭功能良好的大学生，能够更好地掌握社会交往技能，能够更好地与人交往并体验到存在价值，获得更高的社交自尊。[17]

第二，大学生自尊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相关和正向预测关系也同样得到了已有研究的支持。[12，17，20]一方面，自尊显著影响生活满意度和快乐度。高自尊个体对自己持肯定的态度，保有积极乐观的情绪和健康的心理状态，提高了其主观幸福感。[21]另一方面，社交自尊作为一种特定领域的自尊，对于大学生发展具有重要作用，[17]个体拥有高社交自尊水平，会促使其更加积极主动的参加社交活动，在社交过程中，人际关系更加亲密和谐，不良情绪得到疏解，个人也不断获得成长，获得更好的生活满意度。

第三，大学生主观幸福感与网络强迫性购物之间的负相关和负向预测关系，与国内外已有研究结果一致。[2]从认知成分来看，主观幸福感低的人，日常生活中往往面临着一些实际问题(如经济问题、学习问题、人际问题等)，明知道物质消费无法带来真正的幸福，但为了逃避现实的困境(如自身的发展、未来的前途等)，选择将注意力和精力投入到网络购物中，所有消极的认知和想法获得短暂的忘却和屏蔽。从情感成分来看，主观幸福感低的人，对生活的满意程度和快乐感也都相应较低，长此以往还会影响生活的兴趣和意志，伴随而来的是心理压力的无法缓解和负面情绪的长期困扰。这些抑郁、紧张、焦虑等负面情绪，渴望通过网络购物来缓解，因而更容易出现网络强迫性购物。[2]

高校贫困生作为高校大学生中的一个特殊群体，应多方面给予关注，除了资助和帮扶外，更应关注他们的心理健康。在高校贫困生心理健康教育中，应鼓励贫困大学生加强人际交往，掌握社交技能建立良好的社会支持系统，促进社交自尊的形成，提高自尊感和自信心，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获得生活满意感和主观幸福感，及时疏导负面情绪，缓解个体压力，避免不当的宣泄方式，从而有效抑制网络强迫性购物在高校贫困生群体中的蔓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