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笔离合的管钥*——中古文章学发展视野中的阮籍《为郑冲劝晋王笺》

束 莉

(安徽大学 古籍整理办公室,安徽 合肥 230039)

《为郑冲劝晋王笺》是阮籍诗文中聚讼纷纭的一篇。该文的撰写背景和缘由都较为清晰，即魏晋易代局势日渐明朗之时，阮籍代司空郑冲作辞，劝喻司马昭接受魏帝加封的九锡殊礼。争论的焦点则在于：阮籍撰此文，是主动还是无奈？因为加封九锡是魏晋易代的标志性步骤之一，这一篇短笺也被看作其政治取向的表达，进而影响对其诗文的解读。从宋代开始，持不同论点者即代有其人。前者如南宋叶梦得《避暑录话》：“(阮籍)佯欲远(司马)昭而阴实附之，故示恋恋之意，以重相谐结，小人情伪，有千载不可掩者。”“至《劝进》之文，真情乃见。”严守儒家“忠君”观，言辞激烈而应者甚多。为阮籍辩护者也不少见，如明代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阮步兵集题辞》：“晋王九锡，公卿劝进，嗣宗制词，婉而善讽。……正言感人，尚愈寺人孟子之诗乎？”

20世纪80年代以来，受到改革开放、国力振兴的感召，彰显了“士”阶层独立精神的“竹林七贤”得到了广大学者乃至文史爱好者的关注。对包括阮籍在内的“七贤”，学者们大多表现出理解之同情；具体到《为郑冲劝晋王笺》一文的分析，也沿循了辩护论的思路，认为阮籍藏名于酒，寓讽于劝，深衷在心。但长期以来围绕“立场”问题的探讨，对于理解《为郑冲劝晋王笺》来说，会不会既提供启示，也形成遮蔽，使人们的视线锚定于一点，却忽略了它更加多元的面相？如果不拘囿于这个已沿用千年的论述框架，令其回归文章学发展的视野，该篇的文学特质和示范效应，能否得到更为显豁的映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