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经济地位与老年人健康水平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8”数据分析

肖琦琪，韩彩欣

(华北理工大学，河北 唐山063210)

健康对于个人生存发展、家庭幸福美满、经济繁荣、社会进步都有着不容小觑的影响。习近平在2016年的卫生与健康大会中指出不仅要健康水平得到提高，还要健康公平得以改善。显而易见国家和政府都十分重视人口的健康问题，而老年人口作为未来中国“健康脆弱”的主要对象，在老龄化加剧的背景下，改善老年人健康水平至关重要。

一、文献述评

(一)老年人健康

健康由世界卫生组织定义为无疾病、身体强壮的身心完好状态，不再是以前的简单的没有疾病就可以认定为健康，是包括身体、心理、社会适应等多方面都良好的健康。测量健康的指标可以从不同的方面考虑，即自评健康、心理健康、精神健康等。郑志丹和郑研辉等人认为健康状况可以通过自评健康进行衡量，不但能很好地反映出老年人患病情况、认知能力、心理状态和生活情况，其功能还包括预先测定疾病的发生情况和死亡状况，了解老人社会和服务上不同的需求情况。薛新东和郭凯啸主张从自评健康、心理健康两方面来测量老年人健康状况，分四个等级赋值性格问题的严重性，心理健康与数值的大小反向变动，心理健康分较好、较差两种情况。郑晓冬和方向明、焦开山从自评健康、生活依赖性、抑郁等多方面测量健康。骆琪和阎国光认为不仅可以用主观上的自评健康来衡量老年人健康水平，也可以将主观上的个人幸福度和客观上的躯体健康作为衡量指标。阎寒梅等通过满意度指标(精神生活上的)测量老年人健康水平。

(二)社会经济地位与健康

社会经济地位在社会学、医学、经济学等领域都应用广泛，其综合性强、维度涉及范围多，其界定与一定领域的经济、文化、社会环境等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用来反映个人资源的多少及其在社会分层体系中的相对地位的综合状况。

学者Braveman等、齐良书和徐少英认为应该尽最大限度地考虑到涉及的多个指标来全面衡量社会经济地位，将这些指标分开来考察与健康之间的联系，指标不同测算的结果也不尽相同。学者贺赛平提出用文化程度、收入、职业3个指标测量经济地位，文化程度所占分量最高。与贺赛平不同的是，韩广勤将职业指标替换为地域指标进行测量。当然还有一些学者提出使用复合指标来衡量社会经济地位，来进一步考察与健康之间的联系。国外学者用ISEI测量的方法，考察教育、收入两个变量，李春玲对此进一步完善，把权力、部门、社会歧视放到回归方程中，这种测量方式考虑到社会结构的差异性，更加符合我国的本土国情。位秀平研究表明，社会经济地位与健康是正相关的，有学者认为在收入水平高的国家也是如此，而李建新和李毅认为社会经济地位与健康之间的关系并不显著。胡月等研究发现月收入是影响健康的因素之一，收入水平与健康状况呈正相关。袁丽和梁鸿认为社会经济地位是影响健康的重要因素之一。

二、数据来源、变量与方法

(一)数据来源

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进行分析，其样本覆盖25个省、市、自治区，目标样本规模达3万余人，共计16000户。选取CFPS成人数据2018年的截面数据，剔除不适用、缺失等无效数据，保留年龄在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作为样本后的有效样本量为4167人。

(二)变量设置及描述性统计

1.变量设置

(1)老年人健康水平

老年人健康水平作为研究的被解释变量，选取CFPS数据中的自评健康作为评价指标。在问卷中，受访者回答“您认为自己的健康水平如何”，选择包括非常健康、很健康、比较健康、一般、不健康五个等级，分别赋值为5、4、3、2、1。

(2)社会经济地位

社会经济地位作为研究的解释变量，选取CFPS中的月收入、受教育年限、自评收入和社会地位作为评价指标。在问卷中，受访者回答“把工资、奖金、现金福利、实物补贴都算在内，并扣除税和五险一金，您这份工作一般每月的收入是多少”作为月收入变量的衡量依据；在问卷中，受访者回答“已完成(毕业)的最高年限是”，在取值区间为0～19进行选择；在问卷中，受访者回答“您认为您在本地的收入如何”，按照问卷已给出的答案1～9进行赋值作为自评收入的衡量指标；在问卷中，受访者回答“您认为您的社会地位如何”，按照问卷已给出的答案1～9进行赋值作为社会地位的衡量指标。

(3)人口学特征

人口学特征作为研究的控制变量，选取CFPS中的年龄、受访者性别、现在的户口状况、当前婚姻情况作为评价指标。在问卷中，对年龄分组进行赋值:当年龄位于60至69区间时，赋值为1；当年龄在70到79时，赋值为2；当年龄处于80至89时，赋值为3。将受访者性别赋值为“1＝男，0＝女”。将现在户口状况赋值为“1＝农业户口，2＝非农业户口”。当前婚姻情况选择包括未婚、在婚(有配偶)、同居、离婚、丧偶，将其分别赋值为“1＝在婚状态，2＝无婚姻状态”。

2.相关变量描述性统计

由于个别数据不适用或者有缺失，需要剔除以保证数据的准确性，利用Stata14.0软件最终筛选获取出4167个个体作为样本展开研究并进行数据分析，如表1所示。

表1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可见，全样本下老年人的整体健康水平均值为2.6，健康状况处于比较健康的水平，整体的受教育年限处于低水平状态。区分性别下，所研究样本中男性样本比女性样本的自评健康状况要好，月收入均值也要高于女性，并且受教育年限也要高于女性；区别户口类型下，所研究的样本下非农业户口的老人健康水平要比农业户口的老人健康水平高，非农业户口的老人月收入水平明显要高于农业户口的老人，并且受教育年限也显著高于农业户口的老人。

(三)研究方法

首先，利用Stata 14.0软件对2018年CFPS调查对象基本情况(健康状况、社会经济地位、性别、户口类型、婚姻状态、年龄等方面)进行描述性分析；其次，对变量进行皮尔逊相关性分析和多重共线性检验；最后通过实证分析检验社会经济地位对健康状况的影响。基于因变量——健康状况为取值1～5的有序分类变量，研究运用有序Logistic模型。模型设定为:

模型的被解释变量为健康状况，控制变量X包括年龄(age)、性别(gender)、户口类型(account type)、婚姻状况(marriage)，核心解释变量是社会经济地位(Socioeconomic status)，用月收入(MI)、自评收入(INC)、社会地位(ISP)、受教育程度(EDUY)来衡量。

进行皮尔逊相关性分析，从表2可以看出，年龄和健康状况的相关系数为-0.007，即年龄与健康状况呈负相关。在控制变量中，性别、户口类型与健康状况呈正相关，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婚姻对健康状况的影响不显著。在社会经济地位的4个维度:月收入、自评收入、社会地位、受教育年限与健康状况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130、0.175、0.134、0.067，系数都是正数，影响方向一致，均与健康状况呈正相关关系。

表2 相关性分析结果

进行多重共线性的检验，检验的标准是VIF的最大值小于10，就可以认定不存在明显的多重共线性。如表3所示，均值VIF为1.20，最大的VIF为1.36，所以并不存在多重共线性。

表3 多重共线性检验

三、实证分析

(一)全样本检验

如表4所示，全样本检验结果显示:将控制变量全部纳入模型1中，控制变量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具有差异性:年龄对老年人健康有负向影响，回归系数为负值，即健康状况随着年龄的增大而变差。而性别变量回归系数为正数，即男性健康要优于女性，在1%的水平上产生显著性影响。将月收入、自评收入、社会地位、受教育年限等自变量分别纳入模型2、模型3、模型4、模型5中，对所得到的数据进行分析可以得出自变量社会经济地位在所有模型中均在1%的水平上对健康状况产生显著性影响。

表4 社会经济地位对老年人健康状况的回归结果

续表

(二)分性别、户口类型检验社会经济地位对健康状况的回归结果

如表5所示，分性别检验结果显示:月收入、自评收入均在1%的水平上对男性和女性老年群体有显著影响。社会地位、受教育年限均对男性和女性老年群体影响具有差异性，具体情况为:受教育年限在1%的水平上对男性老年群体的健康有显著性影响，而对女性老年人健康却不显著；社会地位在1%的水平上显著影响男性老年人健康，女性则不是。社会经济地位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主要有两个具体测量指标:社会地位和受教育年限。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为:男性比女性社交广，受教育程度高的男性老年人在此过程中社会地位一般情况下会更高，这样对老年人健康产生正向影响。

表5 社会经济地位对不同性别、户口类型的老年人健康影响的回归结果

分户口类型进行检验的回归结果显示:月收入和社会地位均在1%的水平上对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类型的老年人健康产生显著性影响，且影响方向一致。自评收入在1%的水平上仅对农业户口类型的老年人健康产生显著性影响，而对非农业户口老年人健康却无显著性作用。受教育年限在1%的水平上对农业户口类型的老年人产生显著性影响，在5%的水平上对非农业户口类型的老年人产生显著性影响。产生此种状况的原因可能有:相对于城市老年群体，农村老年人的受教育水平较低，受教育年限农业户口类型的老年群体均值为3.669，低于非农业户口类型的老年群体的均值7.280，自评收入均值农业户口类型的老年群体为3.122，高于非农业户口类型的老年群体的均值3.084，而在相关性中受教育年限与自评收入在1%的水平上显著性负相关。所以，受教育年限低的农业户口类型的老年群体一般情况下自评收入越好，对老年人健康产生积极作用。

四、结论与建议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8年最新的调查数据，分析总体样本社会经济地位对老年人健康状况的影响，再按性别划分、按户口类型划分分别得出不同性别老年人的社会经济地位等因素对健康的影响、农业和非农业户口类型老年人的社会经济地位对健康的影响。

综上可以得出:①社会经济地位是影响老年人健康的重要影响因素，老年人健康状况会随着社会经济地位的提高而得到改善。社会经济地位由月收入、自评收入、社会地位、受教育年限共同测量得出，所以要提高收入、地位和学历水平。②社会地位、受教育年限对男性和女性老年人健康状况的影响存在一定差异。由于家庭观念不先进，女性受教育机会少，女性社会地位也相对低于男性，所以健康状况也不如男性好。③自评收入、受教育年限对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老人健康状况的影响存在一定差异。由于农业、非农业生产率水平不同、经济社会的发展良莠不齐，健康状况也存在一定的差异。

结合上述结论，为实现健康、积极老龄化，改善老年人健康水平，提出以下建议:①教育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是十分显著的，对健康状况的影响基于实证分析也不言而喻。不仅以非农业户口的老人为教育重点对象，也关注农业户口老年人的教育问题，二者兼顾实现教育的公平，对农业户口的老年人进行教育宣传，引导老年人学习，培养老年人教育意识，以期达到农业户口老人重视教育、缩短与非农业户口老人之间差距的目的。②收入在农业和非农户口的老人之间差距大，健康状况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应通过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来解决这一问题。首先，可以调整农业户口老人的工资水平，使其与非农业户口老年人口的收入水平的变化达到一致；进一步加快推进城镇化建设，让农业户口老年人的收入上升一个台阶，脱离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固定形象。其次，针对收入水平低的非农业户口老年人，提高最低薪酬标准，增加就业机会，支持和鼓励创业来适应生存发展的需要、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提高收入水平。通过以上建议，最终使老年人健康水平得以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