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子昂与孙过庭关系新考

李宝山

【摘 要】 陈子昂好友孙虔礼与《书谱》作者孙过庭是否为同一人，一直存在争议，具有重新审视的必要。通过解读陈子昂所写的铭文、祭文，可以看到陈子昂好友孙虔礼即《书谱》作者孙过庭的可能性极大;通过分析几条前人未曾注意的材料，又可以发现《书谱》作者孙过庭是陈子昂泛交游圈中的一员，从而进一步落实孙虔礼与孙过庭为同一人的论断。在此基础上，对孙过庭的名字、籍贯、时代等问题进行简单梳理，以资证明。

【关键词】 陈子昂;孙虔礼;孙过庭;《书谱》;生平;泛交游圈

初唐文学家陈子昂有一位“平生知己”，姓孙，“讳虔礼，字过庭”，此孙虔礼是否为初唐书法家、《书谱》作者孙过庭，一直存在争议。徐邦达《历代书画家传记考辨》、段振良《〈书谱〉作者考辨》即认为陈子昂好友孙虔礼与《书谱》作者孙过庭并非同一人。更多学者则将二者视为同一人，如启功《孙过庭〈书谱〉考》、邹阳《“孙虔礼，字过庭”考实》均持这种意见。本文认同后一种观点，然觉其考论尚可完善，故欲对此问题进行重新审视，并希望通过此“新考”，能为孙过庭及其《书谱》的相关研究提供一个更为坚实的基础。

一、陈子昂为孙虔礼所写铭文、祭文辨正

《陈子昂集》卷六有《率府录事孙君墓志铭》（以下简称“铭文”），铭文不长，全引如下：呜呼！君讳虔礼，字过庭，有唐之不遇人也。幼尚孝悌，不及学文;长而闻道，不及从事。得禄值凶孽之灾。四十见君，遭谗慝之议。忠信实显，而代不能明;仁义实勤，而物莫之贵。陻厄贫病，契阔良时，养心恬然，不染物累。独考性命之理，庶几天人之际，将期老而有述，死且不朽，宠荣之事，于我何有哉。志竟不遂，遇暴疾，卒于洛阳植业里之客舍，时年若干。呜呼！天道岂欺也哉，而已知卒不与，其遂能无恸乎！铭曰：

嗟嗟孙生，人见尔迹，不知尔灵。天竟不遂子愿兮，今用无成。呜呼苍天，吾欲诉夫幽明。[1]

铭文说得很清楚，墓主是孙虔礼，过庭则为其字，生前官职为率府录事。率府为太子署官，据《唐六典》卷二十八所载，太子左右卫率府、太子左右司御率府、太子左右清道率府，均设录事参军事各一人，从八品上，掌监印、发付、勾稽;太子左右监门率府、太子左右内率府，亦均设录事参军事各一人，正九品上，掌印，兼勾稽失。[1]孙虔礼是哪个率府的录事，铭文并未交代，但他是东宫职官，为太子办事，则毫无疑问。

銘文中“有唐之不遇人也”一句，出自《全唐文》的版本，明杨澄校正本《陈伯玉文集》中“不遇”二字原为墨丁，清《四库全书》本亦缺此二字，而径作“有唐之人也”。[2]（图1）不遇人，即怀才不遇之人，于义虽通，却是单文孤证，不知《全唐文》的依据何在。比陈子昂略晚的张怀瓘在《书断》中记载：“孙虔礼，字过庭，陈留人，官至率府录事参军。”[3]徐邦达推测，《书断》中的记载“基本上同于《陈伯玉文集》中的‘孙君墓志，可能就是从《陈集》上抄来。张称‘陈留人，今所见明万历年间杨澄重校刻本《陈集》，正缺;张氏当日可能还见有此二字”[4]。若依徐说，则“有唐之不遇人也”，当作“有唐之陈留人也”。本文认为，徐邦达的推测是符合情理的，原因有三：第一，《全唐文》的“有唐之不遇人也”系单文孤证，杨澄本、四库本“不遇”二字均缺，故《全唐文》的“不遇”二字不足为据;第二，据卢藏用《陈子昂别传》记载，陈子昂受武则天召见后，“时洛中传写其书，市肆闾巷，吟讽相属，乃至转相货鬻，飞驰远迩”[5]，可见陈的文章在当时传播甚广，故张怀瓘确有可能看到陈的文集;第三，《陈子昂集》中《申州司马王府君墓志》《唐水衡监丞李府君墓志铭》《唐故循州司马申国公高君墓志》《唐陈州宛丘县令高府君夫人河南宇文氏墓志铭》等墓志铭文，均指明了墓主籍贯，这也是墓志铭写作的程式之一，故“有唐之陈留人也”比“有唐之不遇人也”更加合理。

综上所述，铭文墓主的基本信息则为：孙虔礼，字过庭，陈留（今河南省开封市）人，官至率府录事。

《陈子昂集》卷七又有《祭率府孙录事文》（以下简称“祭文”），为方便讨论，亦全文摘录如下：

维年月日朔，某等谨以云云。古人叹息者，恨有志不遂。如吾子良图方兴，青云自致，何天道之微昧，而仁德之攸孤，忽中年而颠沛，从夭运而长徂。惟君仁孝自天，忠义由己，诚不谢于昔人，实有高于烈士。然而人知信而必果，有不识于中庸，君不惭于贞纯，乃洗心于名理。元常既没，墨妙不传，君之逸翰，旷代同仙。岂图此妙未极，中道而息，怀众宝而未摅，永幽泉而掩魄。呜呼哀哉！平生知己，畴昔周旋，我之数子，君之百年。相视而笑，宛然昨日，交臂而悲，今焉已失。人代如此，天道固然。所恨君者，枉夭当年，嗣子孤藐，贫窭联翩，无父何恃，有母茕焉。呜呼孙子，山涛尚在，嵇绍不孤。君其知我，无恨泉途。呜呼哀哉！伏惟尚飨。[1]

从这篇祭文题目可以看出，陈子昂（图2）所祭之人姓孙，生前官至率府录事，其姓氏、官职均与前引铭文墓主相同。祭文中“恨有志不遂”“忽中年而颠沛，从夭运而长徂”等描述，也与铭文中“志竟不遂，遇暴疾，卒于洛阳植业里之客舍，时年若干”“遭谗慝之议”“陻厄贫病，契阔良时”等描述相合。故《陈子昂集》卷七这篇祭文所祭之人，无疑就是卷六《率府录事孙君墓志铭》的墓主孙虔礼。值得注意的是，陈子昂在祭文中说他与孙虔礼是“平生知己，畴昔周旋”，可见两人关系甚密，故铭文、祭文所述内容，可信度是很高的。

祭文中所谓“元常既没，墨妙不传，君之逸翰，旷代同仙”，是说孙虔礼的书法造诣极高。元常乃汉魏时期著名书法家钟繇的字，陈子昂认为钟繇逝后，书法的精妙之道便不传于世，孙虔礼虽与钟繇不同时代，但其翰墨却可与钟繇并列。孙过庭在《书谱》开篇即说：“夫自古之善书者，汉、魏有钟、张之绝，晋末称二王之妙。”[2]张怀瓘在《书断》中，将钟繇的隶书、行书列入神品（第一等），八分、草书列入妙品（第二等）[3]，可见唐人对钟繇书法之评价颇高。因此可见，陈子昂对孙虔礼的书法推崇备至。

陈子昂为孙虔礼写的这十六字赞语，受到了段振良的质疑：“陈子昂难免虚夸。他说，‘元常既没，墨妙不传。君之逸翰，旷代同仙，简直是书起五代之衰了。可是，钟繇之后，卫夫人、二王诸家都不值一提么？写祭文感情用事，谥美有加本是可以理解的人之常情，不可拘泥于文字的。”[4]其实段文中此质疑，除了祭文谀辞不可拘泥这个解释外，尚另有深层次的原因在其中。

孙过庭在《书谱》中明言：“评者云：‘彼之四贤，古今特绝，而今不逮古，古质而今妍。”据朱建新引梁朝袁昂《古今书评》、虞龢《论书表》可知，“四贤”指张芝、钟繇、王羲之、王献之，“古”指张芝、钟繇，“今”指二王。[5]因此“今不逮古”，意即二王不及钟张。既然当时有“评者云”王羲之不如钟繇，陈子昂说出“元常既没，墨妙不传”这样独崇钟繇的话也就可以理解了;段先生质疑“钟繇之后，卫夫人、二王诸家都不值一提么”，是站在现代人的立场，而忽略了时代背景。另外，在陈子昂的文学史观里，钟繇所处的汉魏时期，明显优于王羲之所处的晋代，其名作《修竹篇序》开篇即言“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6]，因此“元常既没，墨妙不传”一语，可以说是陈子昂文学史观在书法史观中的映射。如果我们了解了上述陈子昂所处时代、个人思想背景，也就不会被段文的质疑所惑了。

接下来陈子昂所说“岂图此妙未极，中道而息”，是就孙虔礼“遇暴疾，卒于洛阳植业里之客舍”而言。若是天假之年，孙虔礼的书法当更加精进甚至登峰造极。徐邦达认为陈子昂说孙虔礼“‘中道而息尚未大成”，属于“无故贬斥”之语，孙过庭《书谱》这样“精进老道，苍逸绝伦”的著作，“岂是‘此妙未极，中道而息的人所能写得出来的”，因此陈子昂知己孙虔礼与《书谱》作者孙过庭并非同一人。[1]这显然是误会了陈子昂的本意—陈子昂主要是想表达对孙虔礼早逝的惋惜之情。若陈子昂此语是“无故贬斥”，岂非与前句“元常既没，墨妙不传，君之逸翰，旷代同仙”的推崇之语自相矛盾吗？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了解陈子昂知己孙虔礼的另一个重要信息：书法造诣颇高。[2]再联系上“孙虔礼，字过庭”，故亦可称孙过庭，而《书谱》的创作年代为垂拱三年（687）（图3），据拙文《陈子昂年谱新编》所考，此年陈子昂29岁，居东都洛阳，官麟台正字。[3]因此，陈子昂的好友孙虔礼与《书谱》作者孙过庭，是同一人的可能性极大。

二、陈子昂泛交游圈中的孙过庭考实

通过考论陈子昂为孙虔礼所写铭文、祭文，我们知道此孙虔礼与《书谱》作者孙过庭为同一人的可能性极大。此外，我们将通过一些其他史料，论证《书谱》作者孙过庭是陈子昂泛交游圈中的一员，进一步落实陈子昂好友孙虔礼与《书谱》作者孙过庭为同一人的论断。

张怀瓘《书断》中云：“（孙过庭）与王秘监相善，王则过于迟缓，此公伤于急速，使二子宽猛相济，是为合矣。虽管夷吾失于奢，晏平仲失于俭，终为贤大夫也。”[1]其中“与王秘监相善”一句值得注意。启功指出：“王秘监即王绍宗，字承烈，江都人。《书断》亦列之于能品，其名紧列过庭之前。”[2]惜其未做进一步追踪，错失了一个论证陈子昂与孙过庭关系的重要机会。

王绍宗其人，《旧唐书》《新唐书》中皆有传记。两相比较，《新唐书》传记后出转精，其生平记载如下：

王绍宗字承烈，梁左民尚书铨曾孙。系本琅邪，徙江都云。少贫狭，嗜学，工草隶，客居僧坊，写书取庸自给，凡三十年。庸足给一月即止，不取赢，人虽厚偿，辄拒不受。

徐敬业起兵，闻其行，以币劫之，称疾笃。复令唐之奇强遣，不肯赴，敬业怒，将杀之，之奇曰：“彼人望也，杀之沮士心，不可。”由是免。事平，大总管李孝逸表其节，武后召赴东都，谒殿中，褒慰良厚，擢太子文学。累进秘书少监，使侍皇太子。绍宗雅修饰，当时公卿莫不慕悦其风，张易之兄弟亦颇结纳。易之诛，坐废，卒于家。[3]

据传记所言，王绍宗原住在江都（今属江苏省扬州市），徐敬业叛乱平息后，才因气节过人受武则天召见，到东都洛阳为官。徐敬业叛乱平息于文明元年（684）冬，这是王绍宗与孙过庭结识的时间上限。王绍宗“擢太子文学”，“侍皇太子”，陈子昂指出孙虔礼任率府录事，则王、孙二人都为东宫效力，他们的结识以至于“相善”，自在情理之中。

巧合的是，王绍宗受武则天召见前不久，也就是文明元年九月之前，陈子昂也在东都洛阳受到了武则天的召见，随后即擢麟台正字。也就是说，陈子昂与王绍宗几乎同时到洛阳为官。陈子昂认识一个叫孙虔礼字过庭的人，此人在东宫做事;而在东宫做事的王绍宗也认识一个叫孙过庭的人，且我们明确知道王所认识的孙过庭就是《书谱》的作者。信息的高度重合，使我们不得不承认陈子昂所认识的孙虔礼与王绍宗所认识的孙过庭，就是同一个人。

陈子昂与王绍宗是否相识，没有直接的、明确的史料可以证明。但从现存史料中，可以发现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朋友宋之问。宋之问是垂拱元年（685）到东都洛阳为官的[4]，时间在陈子昂、王绍宗到洛阳后不久。《陈子昂集》中有《东征至淇门答宋参军之问》《同宋参军之问梦赵六赠卢陈二子之作》两诗，《宋之问集》中有《使往天兵軍约与陈子昂新乡为期及还而不相遇》一诗，可证陈子昂与宋之问的交游。《宋之问集》中又有《伤王七秘书监寄呈扬州陆长史通简府僚广陵好事》一诗，“王七秘书监”即王绍宗，诗中详细叙述了王绍宗的家世、生平、德业等内容，并指出“尝忝长者辙，微言私谓通”[5]，可证宋之问与王绍宗的交游。于是陈子昂与王绍宗之间，就有了宋之问这个共同朋友为桥梁。了解了陈、王二人的这层关系，那么他俩所认识的孙虔礼、孙过庭是同一人的可能性无疑更大了。

当然，会有人质疑这种通过“泛交游圈”探讨两人关系的方法：陈子昂的交游圈有宋之问，宋之问的交游圈有王绍宗，并不能说明陈子昂与王绍宗必然相识，因为朋友的朋友未必就是我的朋友[6];再者说，《陈子昂集》中也确实没有提到过王绍宗。针对这种质疑，我们要说：第一，陈子昂的文集并非他诗文的全部。卢藏用在陈子昂去世后编纂陈的文集，已经是“其文章散落，多得之于人口”[1]的状况了;而卢藏用在编纂时又有取舍，只是“采其遗文可存者”[2]罢了。第二，我们也不能要求陈子昂每事必录，凡与其交往过的人都出现在其诗文中。以上两点，可以解释《陈子昂集》中为什么没有提到王绍宗。第三，从现存史料中，我们确实能发现陈子昂的交游圈与宋之问的交游圈有高度重合的部分。据《新唐书 · 余庆列传》记载，陆余庆“雅善赵贞固、卢藏用、陈子昂、杜审言、宋之问、毕构、郭袭微、司马承祯、释怀一，时号‘方外十友”[3]。这十个人是互相认识、互有交游的。除了这些人之外，《陈子昂集》《宋之问集》中还同时提到了田游岩、崔融、王无竞等人。因此，王绍宗出现在陈、宋两人共同的交游圈中，不是没有可能;进一步说，陈子昂、王绍宗、孙过庭三人互相认识，也在情理之中。

另外，上文引《新唐书 · 余庆列传》所谓“方外十友”以及《陈子昂集》中涉及的人物，与陈子昂交游最久、关系最好的是卢藏用[4]，而卢藏用也善书法。张怀瓘《书断》将卢藏用与王绍宗、孙虔礼（过庭）的书法同列入能品，并说其“幼尚孙草，晚师逸少”[5]。卢藏用所师法者，“逸少”自然是王羲之，“孙草”又是指谁的草书呢？邹阳在《“孙虔礼，字过庭”考实》一文中下了不少功夫来论证“‘孙草就是指孙虔礼之书”[6]，不免浪抛心力。其实，“孙草”只是文字讹误，正确写法应该是“孔草”。[7]“孔草”即孔琳之的草书，张怀瓘《书断》将之列入妙品，并指出“时称曰：羊真孔草”[8]。因此卢藏用幼年所学，实际上就是孔琳之的草书，而非孙虔礼（过庭）的草书。段振良曾根据卢藏用的生活年代反推“孙草”作者孙过庭的生活年代，认为“在陈子昂所铭祭的孙虔礼之外，在隋唐之际尚有老书家孙过庭在”[9];如果明白了“孙草”其实是“孔草”之误，卢藏用所学草书为孔琳之的而非孙过庭的，这种反推也就无法成立了。

从现存史料来看，“方外十友”中善书者除卢藏用外，还有杜审言和司马承祯。陈思《书小史》中记载杜审言“工草、隶”，司马承祯“善篆、籀，帝命以三体写《老子刊正》文句”。[10]张怀瓘《书断》中所载“习右军之法……隶、行、草入能”[11]的高正臣，也在陈子昂的交游圈中。因此，王绍宗、孙过庭与陈子昂的诸多好友有着共同爱好和特长并且同时同朝，他们出现在陈子昂的泛交游圈中也是符合情理的（图4）。

通过上文对陈子昂泛交游圈的梳理，我们有更充分的理由相信，陈子昂的好友孙虔礼，就是《书谱》的作者孙过庭。

三、关于孙过庭生平若干问题的辨正

孙过庭《书谱》卷首题名“吴郡孙过庭撰”，张怀瓘《书断》中记载：“孙虔礼，字过庭，陈留人，官至率府录事参军”[1]，窦臮所撰《述书赋》中窦蒙小注则说：“孙过庭，字虔礼，富阳人，右卫胄曹参军”[2]。这里便有籍贯、名字两个问题需要辨正。

关于籍贯问题，前文援引徐邦达的观点，认为张怀瓘《书断》的记载与陈子昂所写铭文基本相同，可见《书断》中有关“陈留”的说法是比较可靠的。启功也说：“至于官职里贯，窦、张、陈三书不同。但《书断》所记名字官职等与志铭多合，则陈留之里贯，或者可据！”[3]徐邦达进一步解释：“至于窦蒙、张怀瓘二家所记的籍贯、官职不同，这倒并不是不可统一的矛盾，因籍贯有祖籍和后来的寄籍，官职可以调换……又‘吴郡和‘富阳，应无区别，因为浙江偏西一带在三国时曾全属吴郡，吴大帝孙权的祖籍就是富春，也许过庭还是大帝的支裔呢！”[4]徐邦达对这几则材料中籍贯歧异所做的解释，基本可取。

至于名字互异，一曰“孙虔礼，字过庭”，一曰“孙过庭，字虔礼”，自明代以来，就不断有人在探讨孰是孰非。明人张丑在《清河书画舫》中辨析道：“孙虔礼字过庭，见陈子昂撰墓志。《宣和书谱》云孙过庭字虔礼，甚谬。”[5]张丑援引陈子昂所写墓志来证实，可见其是将陈子昂知己孙虔礼与《书谱》作者孙过庭视为同一人的，并且以陈文为准。《四库全书总目》针对此处名字互异的现象指出：“殆与《旧唐书》称房乔字元龄，《新唐书》称房元龄字乔者，同一讹异。疑唐人多以字行，故各处所闻不能画一也。”[6]俞樾在《九九销夏录》中也引用了这个说法。邹阳在《“孙虔礼，字过庭”考实》中通过“分析名与字的关系以及考察初唐人多以字行的现象”，“确定《书谱》作者为‘孙虔礼，字过庭”。[7]按陈子昂与孙过庭是同时代人，且两人是“平生知己”的关系，墓志这种文体对墓主生平的书写也是比较严谨的，因此“孙虔礼，字过庭”的说法无疑更加可靠。

关于孙过庭所属时代问题，《宣和书谱》载有一事：“（孙过庭）善临摹，往往真赝不能辨。文皇尝谓：‘过庭小字书乱二王。盖其似真可知也。”[8]文皇即唐太宗李世民。徐邦达据此质疑道：“孙过庭在贞观年间虽则年纪还轻（小子）[9]，但已经以书法著名当时，而且为皇帝兼书法家的李世民注意到了。那么，他的年龄总得要到三十左右，现在假定他在贞观末年（公元六四九）间为三十岁上下，下推到垂拱三年（公元六八七）写《书谱》时，至少也在六十岁以上，怎能说他是‘枉夭者呢？”[10]因此，徐邦达认为《书谱》作者孙过庭，与陈子昂铭文和祭文中所说“枉夭”的孙虔礼，绝非同一人。实际上，《宣和书谱》成书时代距陈子昂、孙过庭时代较远，又是单文孤证，所记未必可靠。追述400余年前的旧事，时间上有误，并不奇怪。元人王恽《跋孙过庭书》云：“太宗以英伟之气凌跨百代，万机之暇游心翰墨。故二王法书尽入秘府摹仿临榻，然后以牙签玉轴遍赐诸王，何好尚如此其笃！臣下得不从风而靡？过庭适当其时。”[11]这是说孙过庭是唐太宗时人吗？王恽在别处明言孙过庭为“唐高宗时人”，“垂拱间名善书”[12]，可见“过庭适当其时”只是在说：孙过庭生活在唐太宗热爱书法尤其热爱二王书法、上行下效的风气之中。这种风气因唐太宗而起，可以延续到唐太宗之后，孙过庭就生活在这种风气仍旧弥漫的时代。因为当時存在这种因唐太宗而起的风气，《宣和书谱》误记唐太宗曾有夸赞孙过庭的话，也就可以理解了。

结语

孙过庭的《书谱》在中国书法史上占据了相当重要的地位。作为书法艺术作品，它在唐代草书的发展过程中起着不可小觑的过渡作用[1]，“唐朝以后，人们学习今草书的，不是从王羲之《十七帖》入手，就是从孙过庭《书谱》入手，可见影响的巨大”[2]。作为书法理论著作，“《书谱》的问世，解决了六朝以来书法理论滞后于书法创作的尖锐矛盾，克服了书法理论描形状物不成系统的内在缺陷，回答了时代所赋予书法的一些重大问题”[3];其以不足4000字的篇幅，论述了古典书学的方方面面，如书法源流、书体特点、书品标准、书论撰写等，影响此后1000余年的书法理论。“仅清代，如笪重光、冯武、包世臣等，在书法艺术理论上，虽各自有所建树，但都受到孙过庭《书谱》的影响，却是十分明显的事实。”[4]

《书谱》创作于垂拱三年（687），按理说陈子昂当有机会见到《书谱》并留下相关文字记录。但有机会看到并不意味着一定会看到，看到了也并不意味着要有所记录，即使有所记录，也还存在文字湮没的可能，因此现存《陈子昂集》中无一字道及孙过庭的重要著作《书谱》，并不奇怪。另外，《书谱》的经典化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在唐代并未引起太多的重视;“《书谱》作为书迹法帖的经典地位在北宋得到初步确立，其作为书学理论的经典地位在南宋得到初步确立”[5]。作为孙过庭的“平生知己”，陈子昂并无足够的审美距离认识到《书谱》在后世所能产生的巨大影响，可能也是《陈子昂集》中未提《书谱》的原因之一。我们对此总觉得有些许遗憾，因为文学史与书法史上这两位重要人物可能错失了一个思想碰撞的机会，或者说，他们可能曾经碰撞出的绚丽火光，已经消失于历史的长河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