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翻译中的归化异化策略

武肇凯

【摘要】 归化和异化是翻译策略中重要的两种偏向，二者在文化交流中相辅相成、各有千秋，是译者不同条件下做出的动态选择。本文选取英国作家乔治 · 奥威尔的反乌托邦小说《一九八四》的董乐山译本、刘绍铭译本为研究对象，从词汇、句法、风格三方面进行对比研究，揭示二者翻译策略的归化和异化偏向。

【关键词】 《一九八四》;归化异化;策略

【中图分类号】H3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17-0119-02

《一九八四》（Nineteen Eighty-four）是英国作家乔治· 奥威尔所创作的一部反乌托邦小说，小说对政府权利、极权主义、压迫统治进行了描绘和探讨，极具政治讽刺色彩。

小说于1950年被首次引进中国大陆，在此后几年涌现多版译本，但由于小说话题所限，流传甚少。1985年由董乐山翻译、花城出版社出版的译本是大陆最为畅行的版本，与董译同样著名的还有刘绍铭1984年所译的港台版本。两版译本均被视为二人的代表译作，收获广泛读者和良好口碑。

因此本文将选取两译本作为研究对象，以揭示两位译者翻译策略的侧重方向。

一、归化与异化

翻译的归化和异化是由劳伦斯·韦努蒂于1995年提出。归化要求译者向目的语读者靠拢，采取符合目的语所习惯的表达方式来传达原文内容。异化则要求译者向源语作者靠拢，使用源语的表达方式来传达原文内容。

在这两种翻译策略下，前者有助于读者更好地理解译文，提高译文的可读性，而后者可以更好保存、反映民族特征以及源语风格特色。同时，韦努蒂强调二者并非二元对立，不应割裂，翻译时应更加注意翻译策略所产生的道德影响。

二、译本对比

《一九八四》的语言极富特色，奥威尔在文中创造了众多新词、新概念、新表达，如：telescreen， IngSoc， Newspeak等，来塑造阴森恐怖、极度压迫的极权背景。

奥威尔曾在《政治与英语》（Politics and the English Language）中描述了他的写作原则：（文章）应当杜绝使用那些常见于报章的比喻修辞;尽量使用短词;删减冗辞;减少使用被动语态;尽量使用日常语言来代替异国词汇、科技术语;不用粗俗语。这些原则在《一九八四》中得到了运用，文中大量运用奇异比喻，语言简洁有力，通过时空、虚实的安排来提升文字张力。这些语言特点在董、刘的译本中都以不同程度再现了出来。

本文对比将就词汇、句法、整体风格三方面展开。

奥威尔在原文中多运用简明词汇，其生造词直白清晰，易于理解，同时巧妙运用隐喻等修辞手法来烘托故事气氛。董、刘二人的译本中对词汇的处理展现了他们在翻译策略上不同的倾向：

例1：Big Brother Is Watching You

董译：老大哥在看着你

刘译：老大哥在看管着你

例1这句话在全文反复出现，是老大哥极权统治的最高缩影。作为大洋国的领袖，“老大哥”在整本书中未曾露面，却无处不在，在街上、单位、家中，只要有人在的地方就有他的画像，这个蓄着黑色八字胡、面相粗犷的中年男人用他时刻跟随的眼睛提醒你，他在注视着你。董译将“watching”译作“看”，顺当且简练，而刘译采用的“看管”则突出了“keeping under careful observation”的含义。结合全文语境，“watching”更多的是“看守”和“监管”的意思，即kān的字意，此处刘译显化了作者的意图，使用了汉语中更难引发误解的说法。但是，“看管”作为双音节词在句子中读来却没有单音节 “看”顺畅，失去了原文中作为一种口号、标识语的力度，在这种相对归化的表达中，原文的风味就有所走失。

例2：The two of them must evidently have been swallowed up in one of the first great purges of the Fifties.

董译：他们两人显然一定是在五十年代第一批大清洗的时候给吞噬掉的。

刘译：他父母很显明是在五十年代大清算运动中牺牲了。

例2很直观地展现了两译本归化异化倾向。本句是温斯顿对父母的回忆，董将“swallowed up”译为“吞噬”保留了英文中的隐喻，虽再现了源语风味，但语言读来相对生涩，展现了英汉语言差异。相较之下，刘译“牺牲”则相对平淡，隐喻不译，更加通顺、贴合中文读者的阅读习惯，但是缺乏了前者所塑造的黑暗、压迫气氛，且“牺牲”增添了原文沒有的褒义倾向，进一步削减了文字的压抑气氛。两种翻译策略各有利弊，这与译者的选择以及所处社会环境相关。

除词汇外，译者构建译句的方式也是翻译策略的一环：

例3：At the Ministry he was employed in some subordinate post for which intelligence was not required， but on the other hand he was a leading figure on the Sports Committee and all the other committees engaged in organizing community hikes， spontaneous demonstrations， saving campaigns， and voluntary activities generally.

董译：他在部里担任一个低级职务，不需什么智力，但在另一方面，他却是体育运动委员会和其他一切组织集体远足、自发示威、节约运动等一般志愿活动的委员会的一个领导成员。

劉译：他在真理部担任的是一个不需要什么知识的附从职位，可是在别的方面却活跃得很呢。譬如说在体育运动委员会中他就是个主要人物。此外凡是需要集合群众参加的活动，如公社郊游、自动自发地游行示威、节约储蓄运动，你可以相信绝对有他的一份。

例3是温斯顿对邻居汤姆的速写，他是温斯顿眼中被党控制、失去个性的典型，从原文字里行间，如“intelligence was not required”，不难发现温斯顿对他的态度满是讽刺、轻视。董译在本例中基本保留了原文的语序和结构，译文中展现了英语特有的形合结构，“on the other hand”直译成“在另一方面”。此外，“他却是……一个领导成员”一句中冗长的形容词令句子重心靠前，也不符合汉语流水句的习惯。刘译则更符合汉语的句法，他将原文切分为三句，把“the Sports Committee”与“all the other committees”分割为并列的两句，舍去原文分句间连接词，而靠意义连接。刘还增译了“在别的方面却活跃得很呢”“你可以相信绝对有他的一份”、以及虚词，助长了温斯顿讽刺的语气、让文句运转更加自如。相较之下，刘译对读者的阅读负担更小，意群也更清晰，从刘译中可以明显读出人物的心理活动，更加贴近读者。但是，刘译归化的策略缩小了读者咀嚼、想象的空间，以代劳的方式向读者展现了译者理解的人物形象，文章的陌生感、新鲜感有所流失。

最后，董、刘处理译文的风格也有所不同：

例4：At this moment the entire group of people broke into a deep， slow， rhythmical chant of “B-B！ … B-B！ … B-B！” over and over again， very slowly， with a long pause between the first “B” and the second.

董译：这时，全部在场的人缓慢地、有节奏地、深沉地再三高叫“B-B！ …… B-B！ …… B-B！”（注）他们叫得很慢，在第一个B和第二个B之间停顿很久。

刘译：这时全体观众爆出深沉、缓慢而又有点像圣咏节奏的调子：“老大哥！老大哥……老大哥！”他们一遍又一遍地吟着，先念“老大”，然后顿了顿，再叫“哥——”。

例4是“两分钟仇恨”后，人们对老大哥狂热、原始的崇拜。充满节奏颂咏，瞬间就将读者代入到人群的疯狂状态中，对老大哥的个人崇拜、充满宗教意味的狂热、理性被压制，一个简单的场景就在小说一开篇展现了极权统治之下人们思想遭到控制的场景。董、刘对吟诵调子的处理大不相同，董保留了英文的表达，用加注的方式解释了“B-B”的含义（英语“老大哥”Big Brother两字的第一个字母）。刘译则添加了一定程度的主观创作，一方面保证了产生类似的节奏感，另一方面汉语更加自然、方便读者理解。二人在处理这类特殊文段时的风格鲜明可见：董偏向异化，充分传达了原作的异国风味和艺术效果，但是英汉混杂又增添了阅读障碍，流畅性打了折扣;刘偏向归化，尽可能贴合汉语的语言习惯，使译文通顺优美，还用一些具有汉语特点的表达手段来隐藏异国感，然而这种译法难以充分再现原文艺术效果，如本例中“B-B”为两个读音相同的单音节词，译成“老大-哥”不同双音节和单音节的组合会减弱音响效果。总之，由于英汉语言习惯的差异，不论是接近读者还是作者，都需要有所取舍，译文难以做到尽善。

三、结论

通过对《一九八四》董乐山译本、刘绍铭译本的前四章的对比研究可以发现，董乐山更加贴近原文作者，保留了“异质性”，而刘绍铭更多考虑读者，更倾向剥去源语文本特征，让译文更符合汉语阅读习惯。翻译作为一种社会文化活动，会受到不同历史时期话语策略、文化政治、译者主体性等条件的影响。归化、异化作为两种辩证相关策略各有优劣、互相补充，译者在考量翻译策略时应结合历史语境，互补结合。

参考文献：

[1]郭建中.异化与归化：道德态度与话语策略——韦努蒂《译者的隐形》第二版评述[J].中国翻译，2009，30（02）：34-38+95.

[2]Venuti， Lawrence. Rethinking Translation： Discourse， Subjectivity and Ideology. London： Routledge， 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