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剪纸申遗记

张志春

一

2009年9月30日，倘在平常，也就是個日升月落的普通日子。可这一天，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大员们开了一次会议就显得意义非凡。于是乎，这个日子就仿佛雨霁彩虹而光彩照人，被全世界好多好多人记住，并会以自豪的口吻一再追述一再传播。地点阿联酋，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会议，人们更在乎的是结果，是审议批准了全世界76个申请项目入列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而这几十个项目中，中国剪纸赫然在列。这岂不是说，在一般人看来，以农家妇女为创作主体、以炕头笸篮剪刀彩纸为创作条件、以农家院落布局为环境的剪纸，竟也能鲤鱼跃龙门，自带光环登堂入室，成为大庭广众之下万众瞩目之中的艺术建构了？

喜讯归喜讯，但困惑还是有的。虽说这项活动已运作几年了，但此前中国获批的昆曲、古琴等颇有阳春白雪之姿，一般人似觉是他人的故事，与自己距离遥遥，听过也就罢了。因为众人关注者往往是亲身体验者，是眼前事、身边人和心中事等等能引起共鸣的一类。而今剪纸入选，真个了得！这可是凡有村庄门户，凡有妇女执剪的地方，都有窗花炕围门笺神龛帘的剪制与呈现，如同炊烟逸出屋檐，如同树荫遮蔽村落，如同禾苗覆盖田野。更多的人一听这个消息就头转过来，耳朵侧过来，眼睛亮起来……好家伙，咱庄稼汉的剪纸都兴时了，能张扬到联合国的台面上。当然，反复聆听中、众多转述中难免困惑与咨询：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么咬舌绕口的一个概念！什么意思呀？

说来话长。199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定了“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的国际项目，从而建立了旨在确认和保护对人类文化物质具有核心意义的非物质文化表现形式。“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从源自日本而经联合国认可的“无形文化财”这一概念汉译过来的。199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0届大会通过设立《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决议，全世界的项目申报就此展开。或是新鲜观念的吸引，或是彼此良性的竞争，很快形成全球化关注的焦点。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与保护的热潮渐次升起。但为了确保项目质量，名额严格限制，一个国家每次只能申报1.5个，即自己申报一个，再与相关国家联合申报一个。偌大一个中国，五千年的悠久历史，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陆地面积，非遗项目像银汉星座一般密集灿烂，像村庄街道一样触目皆是。然而每次只能申报一个半个，中国的哪个项目能有机会撞上大运呢？不过话说回来，只要萌芽就会生长，只要有念头就会有盼头。果然，2001年5月18日，第一批19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名录公布，中国昆曲入选。这是非遗新天地在中国大地上闪现的第一缕曙光。

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2届大会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是这样来定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被各社区、群体，有时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述、表现形式、知识、技能及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艺和文化场所。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世代相传，在各社区和群体适应周围环境以及与自然和历史的互动中，被不断地再创造，为这些社区和群体提供认同感和持续感，从而增强对文化多样性和人类创造力的尊重。

这就是各国非遗项目评审中依仗的标尺、准则和法度。除过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以外，中国国内又分县、市、省和国家多层梯级评审，自然也奉这一定义为圭臬。有了这个模式与标尺，就会形成非遗项目基础认定的一个庞大的基座，就很容易在更大的范围之内展开确认与保护行动了。各个阶层都有了具体目标与介入其中的自主性与操作性。不同群落的积极性因此而调动起来。社会性的非遗保护运动渐次展开。古人讲“授之鱼不如授之渔”，也就是这个道理。

有了高层设计，有了基层介入，中国大地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潮流更火更热。或许是因韩国的端午祭申遗在神州大地上产生了强烈反响……人们始觉“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概念涩涩地读不顺当。是呀，古来国人大凡命名都是直接面对，正面命名。天就是天，地就是地，男就是男，女就是女，好就是好，坏就是坏……除却先秦名家有过“白马非马”的哲学思辨外，几千前来，何曾有过从否定角度来命名的习惯呢？那也无妨，心理学告诉我们，外在的刺激若超过七次就有可能成为长时记忆了。读着读着就顺了嘛。好在政府、社会精英和民众并未在概念上纠结，关注的目光很快都聚焦到申报与保护这个层面上来。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中，这三股力量拧成一股绳的时候还真不太多。不同层面的人们都在这一新的领域投注了更多的精力与激情，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应是清平盛世才有的人文景观啊。

2003年11月，第二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宣布。全世界28项，中国古琴入选。显然和昆曲入选一样，中国优先考虑的是濒危状态的项目。这是自觉的危机感，是抢救与保护意识的强力反弹。翌年，中国成为第6个加入这一公约的国家。当然，一旦真正进入非遗这一境界，就不难发现这些所谓的严格规定，确也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具体说来，设立非遗项目的初衷是为了保护与传承，像中国、印度、埃及、希腊等历史悠久、文化积存颇为厚重的国家，各方面的非遗项目少说也成千上万，若要按每次一半个的定额，排排坐式地申报，那还不要等到猴年马月去了？就是真的轮到申报的期限，这些项目早就不知风化瓦解脱生成哪种物质的分子原子了。不难想象，世界上不少国家也有这样的困惑郁闷，也会有相应的争取与阐述。心诚则灵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网开一面，2008年，这次申报从某种角度讲不限额了。多好的机会！当然了，人家虽不限名额，但咱还得沉住气，文化部要求一个省按一个项目来申报，不能遍地斛泉随处涌动泛滥不已。要走向全世界，接受全人类的审视，申报起步时就要稳扎稳打，高质量严要求才可持久。

事后，人们纷纷说中国剪纸是陕西出面申报的，是真的吗？

中国这么大，剪纸人才这么多，这么光彩的事体，不是屈指可数的北上广，不是东南沿海开发区，怎么就天上掉馅饼，落到咱这黄土高原上来了呢？其实，陕西非遗保护的工作者，原初也没有料想到。而这个过程又岂是一两句就能听得清道得明的呢？

或许，我们只有把目光聚焦到参与其中的当事人身上，方能窥知庐山真面目。假如時间定格于当时的某一瞬间，在古长安所在地，原陕西省文化厅社会文化处处长赵登峰作为具体的执行者，轻轻地点动鼠标，中国剪纸的申报文本和申报片的电子文本就轻盈地步出国门，漂洋过海，进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审专家的电子信箱了。这位陕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申报与保护实实在在的操盘手，他会想到这是陕西剪纸乃至中国剪纸值得著录的历史事件吗？这是值得美术史家和人类学史家追溯的有意义的时刻吗？在新世纪之初，在古长安，中国剪纸如此郑重其事地提出了申报，希望进入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这一企盼能得到皆大欢喜的结局吗？陕西的剪纸、中国的剪纸的面貌会因此而得以刷新吗？此情可待成追忆。谁又能知道这个过程是怎样的起根发苗，怎样的波澜起伏，又是怎样的必然与偶然相扭结，神奇与拼搏相伴随呢！

应该说事先没有料想到。事后十多年的某一天，白云悠然舒卷在天空。笔者在陕西省图书馆楼前，忽略了长安大道上流水似的车辆，只盯着面前那罗丹的《思想者》雕像，就此事咨询当事者赵登峰。他仍然说真的事先没有料想到。但接着嘿嘿一笑：那虽说出乎预料，但也在情理之中嘛。

时间还可回溯到2008年5月的某一天。太阳如美丽的金轮滚动在天穹。柏油路面不远处似泼水似的泛出白色的光芒。地平线与远山似有沸腾的气体悬浮着泛滥着。鄂尔多斯草原向黄土高原过渡地带，横山地段上，一辆黑色的小轿车在疾驰。按厅里的安排，赵登峰所坐车辆奔波在陕北高原榆林返回西安的路上。他跟随领导在为陕西申报一个项目而考察调研呢。从传达的精神来看，文化部原则上确定每省申报一项。虽说陕西基本拟定要申报西安鼓乐，但还是全省面上跑一跑，系统考察比较一下比较稳妥。

身负重任的社会文化处处长赵登峰，不知心底折腾了多少次。田野作业，精细考察，精英对谈，总算对陕西申遗基本排了个顺序。先申报西安鼓乐，这是陕西独有的音乐形式，从唐代宫廷音乐流传到民间，半字乐谱、声腔和乐器自成体系，师徒传承脉络清晰，无论坐乐还是行乐，可说是谁见了谁震撼，谁听了谁惊奇，而国内大凡号称古乐者，在西安鼓乐面前都会偃旗息鼓，悄然退去;其次报黄帝陵祭祀，大凡有华夏子孙的地方，无不于此认祖归宗，这是不思量自难忘的归属感，这是无限时空难以阻隔的凝聚力;第三步应该考虑剪纸了……到时候再说吧。现在西安鼓乐的材料都在积极上报，六大乐社恐后争先，热情高干劲大是好事，但积极性来了容易火气旺，也易起冲突，这得特别注意，有关层面还须细心协调才好。这是关键时刻，就要没日没夜地赶点，晚半天或晚一会儿，局面可能就大不一样，甚至会瞬间翻盘。回头细细思量，一个人，一辈子，身为基层的官员，哪能有更多的机会遇到代表一个省份或国家向联合国申报项目呢？虽说有压力，也辛苦，干起来，五加二、白加黑也是值得的。但打从内心讲，也真是千载难逢的机遇和荣耀啊，不容易，不简单，敢不尽心！此时此刻小车奔驰在柏油路面上，沿途或浓郁或斑驳的绿意，而不是往年令人惆怅的灰黄，是路边绿化林带纷纷后撤似的景致，是丘陵地貌波浪柔和的起伏线条。然而这一切的一切，都因为车行得快而来不及感受。可以眺望的毛乌素沙漠，可以观赏的风吹草低见牛羊的鄂尔多斯草原，穿越陕北大地直奔黄河的无定河水，也都不在注意的范围之内。这次考察陕南、关中和陕北地毯式走了一趟，比较下来看，还是西安鼓乐分量重，意蕴深，拿得出手。但要具体申报，还有一大摊子事呢。陕西好不容易有了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的机会和资格了，他们心里也鼓着很大的劲儿。再说从西安到长安再到周至布局的六个鼓乐社，都是国内有影响的主儿，都有一呼百应的社主，申报传承人谁拔头筹，一二三四五六如何排序，谱系中怎样把各个箱主都容纳进去？具体操作起来，都是敏感而微妙的事情。最紧火的时刻，好像蒸馍者正赶气圆，三夏时正赶碾场，岂敢有丝毫的放松呢？厅里电话急催回来，或许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

这时电话铃响了。特殊的音乐声，是北京来的，是中国艺术研究院的电话。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就设在该院，代表国家具体承办非遗申报工作。

来电话者是吕品田。他自报家门后，便开门见山，说希望陕西代表中国来申报剪纸的非遗项目。吕品田的身份是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但听这话的口气似乎还有更多的身份和更深厚的背景。

这岂不是说，陕西因此就有了两个项目申报人类非遗名录的机会？真是机会来了挡都挡不住。多好！

做了多年群众文化工作的赵登峰，对上常打交道，对下常下基层，上上下下门儿清。深知吕品田不只是艺术家、美术理论家，更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委员会委员呢。他思维清晰，文笔了得，直接参与了非遗名录申报保护实践各方面的工作，包括制定《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法（草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申报指南》《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暂行办法》等政策法规文件，起草了《民间文化普查分类草案和调查提纲》，评审第一批至第四批国家级非遗名录和代表性传承人，参与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人类非遗代表作名录”“急需保护非遗名录”和“优秀实践名册”项目等工作……这位大咖亲自打电话过来，开口点名让陕西代表全国剪纸申遗，显然是知根知底、深思熟虑之言，并非糊涂糨子官不知阵势乱点兵的。这不就是倚重陕西剪纸的实力，高看我们一眼吗？在全国的剪纸格局中让陕西出台露脸，且真真正正地打开国门让陕西剪纸走向世界，聚光之处高调亮相，这么好的机会，这么好的平台，岂有不答应的道理呢？再说我们陕西剪纸资源丰富，眼下还有程征、陈山桥、李红军、郭庆丰这样文武兼备的专家，有库淑兰、王兰畔等六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命名的民间剪纸艺术大师……有这样的人才，社会上有影响，行业内也认可，那还有什么说的呢？特别是这些学者往往有着秦人狠透铁的干事业的劲儿，一个个国士的丰采，真是没说的。譬如程征，接受了《中国美术全集·剪纸卷》主编任务时，便认定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毅然自费掏腰包跑遍全国各地调研、搜集剪纸资料;譬如郭庆丰，考上美院还没上学呢，便从无定河源头徒步到黄河口，毕业不久，又从三江源出处穿越到黄河入海口，扎扎实实地沿河考察搜集民间剪纸与刺绣资料;譬如李红军，从凤翔师范毕业后，心无旁骛地扎进千阳民间美术的海洋之中十多年……这一切的一切，想起来都让人心神健旺。这个任务，我们当然有资格也有能力接过来！打开车窗，清风徐来，福无双至今日至。西安鼓乐之外，为我们陕西又增添一项人类非遗项目，这不是天赐良机吗？事实上，古今中外好多事情的机会若不珍惜就会稍纵即逝，只有像警察抓捕亡徒、作家捕捉灵感一样果断出手，才能大有所为。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干事业就是要该出手时就出手，莫让袖手归来悔当初。赵登峰汇报并与领导商量过后，陕西省文化厅随即回复北京：考虑好了，这个任务，我们陕西接过来！

二

时隔多年，再回头来看，他们很短时间就拍板应承下来，并非缘自一般官场通行的那种“情况不明决心大，胸中无数办法多”的敷衍与应付模式，而是胸有成竹且基于多方面的考虑。

其一，为中国能稳拿一个人类非遗项目。前两次联合国申报，每个国家限制到一个半个。这个面向全球近二百个国家的限制与规定，竞争该是多么激烈啊。今年突然名额不加限制，中国是人类造纸的发源地，自然也是剪纸的原乡。这应属成熟的项目。既然上级指名道姓地让我们申报，说明身在庐山之外者清楚地看到了我们在这个领域的优势，这个项目不就是可以稳拿在手的吗？什么是为国争光？具体到这个剪纸申遗上来说，它就是！

其二，为陕西又多一项人类非遗项目。这次代表中国申报，既为国争光，宣示了陕西剪纸在全国格局中的重要地位，又为陕西增添一个重量级的非遗项目。再说古来讲究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一个人若在特殊的平台上，能有机会做一两件青史上值得一提的事情，那是什么感觉？什么时候说起来都是堂堂正正的，将来退休了回想起来也心神健旺。那也不枉在官场转一圈，在人世走一回啊。现在机会来了，我们有了多少年的储备和努力，多少年来积累了足够的人才与资料储存，为什么不抓住它呢？

接下军令状，先升点将台。赵登峰直接出面，邀请陕西省艺术馆（现陕西文化馆）陈山桥研究馆员挂帅领衔，主持中国剪纸这一项目的申报。

陈山桥，中等个儿，沉默温厚，内敛文雅。这个与共和国同时诞生的关中男子，家居灞柳风雪飘满面的诗意空间，却没有唐代诗人的张扬，更没有刻板印象中关中冷娃生冷蹭倔的样儿。他说话总是低声调慢节奏，善良温婉，亲切沉着，好像永远不起浪涛的浐灞流水一样。当年西安美院毕业后，安塞文化馆一待便是十四年。从小就立志成为画家，一笔素描使年轻的他在当地誉声鹊起。“小陈的画好危险哦”，县三干会上经他画像的劳模们高高翘起大拇指。“危险”一词来自安塞方言，意即小陈的画好厉害哟！谁又料到，他很快又受扎根延安的中央美院靳之林教授点化，神奇般地搁置了画家的梦想，痴迷民间美术几十年。普查民间剪纸，培训安塞农村老太太画画、剪纸不亦乐乎，不几年便形成了安塞农民画的井喷效应。先是升任县文化馆馆长，继而以显赫的业绩与业务能力调往省艺术馆。而此时的陈山桥仍是梦入桃源不知归，沉浸在三秦民间剪纸氛围中，不知时势变迁，全不在乎外界是否有汉或者魏晋。你若找他，不是带一帮人去泾渭两岸或无定河边做地毯式剪纸普查，就是应邀在某一县区或城镇的角落做民间美术培训班辅导……如此这般，既有剪纸领域的等身著作，又能联系饮誉国内外的民间剪纸艺术家群体，汇流成海，积土成山，画家的理想虽仍悬浮在遥远的梦中，但自身早早已修为成国内剪纸领域有数的权威人士了。或许，吕品田就是冲着陈山桥而来，才放心地把这个垛子掀过来的呢。

陈山桥初接这个任务时，还颇为奇怪。他一直以为剪纸早就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非遗项目了呢。他知道中央美院乔晓光教授一直在做剪纸申报这个事情。记得2002年，从延安调回中央美院的靳之林教授主持的“中国民间剪纸非物质文化遗产延川年会”就先天下之声，不断为剪纸申遗造势。那次会议他还参加过呢。在靳之林指导下，乔晓光在这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中国民间美术大师命名工作就是他联系与张罗的。从2001年到2004年，乔晓光带领一帮博士生硕士生，代表中央美院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一直在做着剪纸向联合国申遗的项目。扎扎实实地做田野，积累了系统的资料，做了大量的工作，为什么竟没有通过呢？

有人猜测，可能是像剪纸这样有着广泛群体的民间艺术，还远远没有达到濒临消亡的境地，不符合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要求。笔者推想，依据非遗申报的制度，可能的情境是：非不能也，是不为也。根本的原因，可能是在具体名额的限制下，中国作为一个申遗大国，每次只能申报一半个项目。重大项目堆垛如山，两年申报一次而名额如此紧俏，谁先谁后的排序就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或许，当时的剪纸项目在有关部门的斟酌中，恐怕属于候补角色，一直没有真正排到议事日程上来。倘要优先申报，除却内部认定的重大者，或者不抢救马上会消亡者，还有些是与他国相冲突者等等。所以剪纸项目无论资料多足，画面多美，情意殷殷地一再申报，只能是静俟良机，此时此刻可能连国门都出不去。而现在联合国指标放开了，剪纸自然迸发出来，有了萌芽生根伸枝展叶的机会。而从操作层面上来说，当时申遗归文化部主管，下设非遗司具体负责，各省的文化厅、群艺馆是直属单位，一个红头文件，一个电话顺着系统派发下去，像自来水打开龙头，最基层末梢的管道很快就是清水涌出，流畅、简单和容易得多。而乔晓光所在的中央美术学院则属教育部管，在中国，跨行业的衔接可能要复杂一些。但这些体制与机构之间的疏离并不妨碍彼此的精诚合作。事实上，后来申报书的有些资料也选自乔晓光等人的相关著述。

陈山桥一接受下来，先试写申报片脚本，并被告知最好一周时间内完成，而且越快越好。他既紧张、兴奋，又颇为自信。紧张的是代表中国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啊，这可是比大姑娘坐轿还要心慌。人家什么时候坐轿心理早就有准备的，而自己這样的身份做梦也想不到啊。自信的是几十年一直做这个，有什么了不得的？哪个剪纸艺术家老太太不是熟惯得邻居大妈似的？哪幅有名的剪纸作品不是张口就来烂熟于心？或者一说起题目那画面就浮现在眼前？多年来走村串乡，普查走访，哪位民间艺术大师的代表作是什么？哪种剪纸花样背后的民俗讲究是什么？……都是不思量自难忘的。手头掌握陕西资料多，积累了不少，挑挑拣拣选择一些，弄起来也方便。无须再东奔西跑，无须烟酒助阵，熬几个通宵，三下五除二，拍摄脚本就搞定了。基本概况，历史渊源历时性排列，全国布局共时性点击，艺术色彩，代表性人物，标志性作品……每个层面似乎都头头是道，说个一二三四五来。文本既竣，后续工作连动起来，随即拍摄剪辑，申报片直接发向北京。三下五除二，一切看起来似乎都很顺利。

三

谁知却很快就被打回来了。当头棒喝，不行！

栏目里的表格要数字数，播放的申报片要计分秒。这里要求的是既定性分析又要定量表达，多几个字延长几分钟都是不能容忍的硬伤。一丝一毫也马虎不得。系统做起来，好多表格，好多要求，好多资料啊。难怪被否定回来，真的好像大姑娘坐轿，第一次，就是没有经验啊。文化部为此专门开了一个会，怎么填？请人专门辅导了一次，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到分类，从申报程序到填写栏目，一二三四五六七，仿佛启蒙教育，从未知的领域开始。陈山桥内心虽不无忐忑却也虔诚。高楼万丈平地起，既然揽到手上了，那就埋头再做吧。

进入夏天，天气渐渐热起来。内心深处更热呢。干起来没有白天黑夜，只知按部就班地进行：一是申报文本的撰写;二是宣传片脚本的撰写与拍摄;三是征集各省区民间组织同意申报的证明材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要求，申报的相关方要有一定的证明材料，但不能是带有官方色彩的证明，比如文化厅或群艺馆的都不行。这就不容易了。在我们，或许是垂直体制的惯性思维，脱离了直属归属似乎就成了更为遥远的外交关系;或许是经过了“十年浩劫”的冲刷历练，人们对陌生者的防范心理有所强化，好多证明材料不管怎么强调就是要不过来。有的地方，这边电话千说万说，不管如何郑重其事，如何委婉，也没有什么效果。反馈到文化部，电话下去亦复如此。真是好艰难啊！但越是这个时候，越要有耐心和韧劲。饱受天磨成铁汉，天下要成就一件事，哪会都是一蹴而就的呢。

好在大家都鼓着劲儿，上下左右好多人跟着忙。这里涌动着一种激动人心的清纯氛围，或者说一种心平气和的心理场。虽说生活中每个人都有不如意，难免插科打诨发牢骚，但投入工作时仍满腔热情。是呀，哪个园丁浇树莳花不是始终专注的呢？哪个编辑面对一叠书稿不是全神贯注的呢？哪个运动员跑道中不脚步如飞？哪个演员舞台上不放声歌唱？……或许平时一切都平平淡淡，甚至朝九晚五的模式会消解激情，但当努力就会有更大平台的肯定可能时，当能够代表更广大的群体而证明自己的智慧与能力时，潜在的激情就会悬瀑一般喷发出来。譬如运动会领奖台上当国歌响起时，运动员热泪盈眶的情境就不难理解。

陕西省艺术馆馆长王鼎志握手陈山桥，话语亲切，掷地有声：有啥困难就说，立马解决。

先配备几个助手：新来的大学生李振鹏懂外语，若写好一段马上输入，击键打字填表格;若需要什么资料，只消一句话，年轻的杨晰立即跑去找来送到桌前……

好在原先剪纸普查时也有不少照片和视频资料……

既有雪中送炭也有锦上添花，全国各地的资料也陆续寄送过来……

这样，陈山桥就可以稳坐中军帐，好中寻好，优中挑优，在全国格局中从容遴选。静态的一部分，动态的一部分，彼此交叉。动态的全是陕西的剪纸艺术家。记得当年在陕北的时候，过年贴窗花，结婚的，办培训班可都是老太太。相处那么亲切，那么和谐，高金爱、白凤莲、高凤莲、张林召，还有几个年轻人，声音笑貌都如在目前。静态资料是旬邑的库淑兰，洛川的王兰畔，延川的刘兰英、高凤莲……现在若说起来都是一个顶一个的艺术家，有的甚至和国内外一些伟大的美术家相提并论而毫不逊色。读她们的作品真个叫赏心悦目，选用时心底踏实，也心神健旺。护林人知道栋梁之材的长势，耕田者知道哪块地是打粮的地方，陈山桥知道这些剪纸艺术家的价值。

夏天的夜晚长吗？劳作一整天再加班会萎靡不振吗？写申报片脚本的时候，陈山桥和赵登峰可真的是一宿都没睡啊。一个在这边写整整一晚，一个也不回家，在那边电脑旁守候一晚。写作与推敲，反复传递，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忽略了上班下班，模糊了黑夜白天，都是真个把事当事的样儿。陈山桥写罢，觉得自己文字功夫不行，复请研究员陈克振把关，没问题，那边电脑开启马上阅读;赵登峰再读，字斟句酌，不错;马上交编导拍摄剪辑;这边文本写了一天一夜，他们也剪辑了一天一夜……炎热的季节，宁静的夜晚，琐碎的工作，那么多人，那么多环节，纹丝不乱，仿佛八吉祥中的盘长一样没有任何磕磕绊绊，衔接似行云流水一样。假如我们上上下下的工作都像这样配合，那我们的生活该是多么美好！

四

申报到了北京以后，文化部让专家一对一来辅导与咨询。或许其现实意义不只在申报水准的提升，更在于培养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专家，使得我们偌大一个国家在这一领域不会有误读操作，不再有失语现象。

剪纸申报对谈是吕品田对陈山桥。

他读得好仔细哟。

一个栏目一个栏目地过，一句一句地剖析，不留死角。觉得不妥的就要调整，或者说出调整的意向。吕品田说，不要写放到哪儿都行的万金油话，那样看似高大上，咄咄逼人，包容千古，气吞万里，其实花里胡哨没用场。吕品田似乎更多言外之意，反思我们几十年来呈现的文体怪象，其实他是针对剪纸具体而论的。他说，表述就是正常人与人之间的对话，实实在在，具体可感，独特，说只有放在这里才合适的话，要留有余地，话不要说得过满。要冷静地梳理历史源流，但不要沉溺在历史的叙述里。要有大量活态的资料，特别是在民俗上的应用。在传承与保护上，民俗文化内涵方面应强化……陈山桥耳听手记，心里琢磨，这些怎样消化落实到申报书的一章一节中去，怎样转换为剪纸细部的精准言说。他當然明白，专家审读只是宏观上把握，具体叙述还得自己细细斟酌。高人指点固然难得，让人眼前一亮，但路还得自己来走。

回西安改过后，北京专家再看，反馈回来再改。吕品田又细致地修改了几个栏目的文字。好在网络迅捷便当，鼠标一点文本便运行千里万里，小半天就可以有好几个讨论的回合。真是美文不厌百回改，远在天涯若比邻。

而到最后申报片的斟酌，颇像登场前的彩排，体育赛前的预演，丝毫马虎不得。主管非遗的副厅长和赵登峰、陈山桥直接坐在导演工作室，一个画面一个画面地过，解说词一句话一句话地抠，将旧素材、网络素材一一滤掉，话语直接修改。暂时动不了的就明确提出改动意向。那编导既有耐心也反应灵敏，往往出手一剪辑，视频与照片相映衬，动静互饰，觉得那照片都剪活了。等到申报片梳理完毕，掀开窗帘，天色大亮。窗外鸟儿轻快地叫着，太阳将金黄色的丝巾披上晴窗。

如是耐心推敲琢磨反复修改，直接翻译为英文文本。赵登峰手执鼠标，用自己的信箱直接发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当时就要求，每个国家都不要以政府、社区或什么机构的名义来申报。

申报的过程也是一个互动的过程。很快，一封特殊的邮件进入信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意见反馈回来了。

第一点是说你们剪纸涵盖整个中国，太大，建议可以以陕西剪纸的名义来申报。是联合国专家别具只眼，看中了陕西剪纸的实力呢，还是因为中国申报的这个项目涵盖太过庞大而着意来拆分？

申报主体的变动可是一个不小的问题。谁都能看出来，这是一个大局问题，陕西这方面没有决定的权力。汇报到北京，文化部意见还是以中国剪纸申报为好。因为剪纸在国内有不少国家级非遗項目，再说其他省份也有国内外较有影响的剪纸艺术家。倘若只准许陕西一家独门立户来申报，将来对其他各省如何解释？他们以后的申报工作如何安排呢？再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不可能网开一面，为中国剪纸容纳多个项目啊。

第二条意见是有的翻译看不懂。英文翻译是我们自己做的。邀请的相关外语专家水平确实不错，他们一般对外翻译社会政治术语敏感且精准。然而剪纸是艺术语言，特别是有些地方还融入了方言，就可能听不懂、看不清或吃不透。如陕北品评女子时以剪纸为标尺：“娶媳妇要巧呢，拿剪子冒铰呢。”如剪鹿回头命名为“倒照鹿”，又如“远看一朵花，近看有说法”，翻译起来就颇费心思，隔行如隔山，“冒铰”怎么翻译呢？“倒照”又怎么翻译呢？“说法”又是什么呢？更不用说一些剪纸语言的特殊表达了。以己之昏昏焉能使人之昭昭？难怪联合国专家读不懂。于是专门找了一个深谙艺术真谛的外语学者，才解决了这个问题。

在这集聚众人智慧千敲打万琢磨的氛围下，陈山桥最后撰写的申报文本面貌如何呢？试读《中国剪纸》申报书“有助于保证可见度、提升认识及促进对话”这一栏目，就不难看出，平素沉默的陈山桥此时挺身而出，站在华山脚下，泾渭之畔，站在周秦汉唐为都的古长安，堂堂正正，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所有剪纸艺人的发言人。那字里行间亦可见出其心潮澎湃，底气充足。他以看似质朴却闪耀着诗意光芒的话语说道：

中国剪纸的继承和发扬，除了需要相关部门对其加以保护外，也需要得到社会各界包括国际社会的更多关注和重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是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名录体系，中国剪纸若能荣幸地入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将再次显示国际社会对人类杰出创造力和共同文化财富的尊重，因此也必将会：

1.极大地激发中国民众对拥有这一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自豪感和荣誉感，鼓舞中国民众传承和保护中国剪纸的信心、决心和勇气，增进中国民众为传承和保护中国剪纸作不懈努力的责任感和神圣感;

2.极大地提升中国社会各界对中国剪纸价值以及传承、保护中国剪纸重要性的认识，加速形成有利于中国剪纸传承和保护的社会氛围和国际舆论环境;

3.极大地声援中国政府和相关机构在推动中国剪纸传承和保护工作方面所做的各种努力，进一步显示中国政府和相关机构落实保护措施、增加资金投入、加大宣传力度等工作决策的正确性和必要性;

4.极大地促进中国剪纸与世界多元文化的沟通与交流，增进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彼此尊重，为构建和谐世界、维护人类文化的多样性作出积极的贡献。

事实上，这一次剪纸的非遗申报，虽是陈山桥一人执笔撰写，但却是以国家为单位的公共行动。一个国家平素习以为常的剪纸入列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自然就会成为整个国家在文化上的新认同点。从此人们看待剪纸的目光仿佛被刷新了一样。人们会骄傲地感叹：啊！我们的剪纸！我们陕西的剪纸！我们中国的剪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