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乡人的文化认同
——试论《沉沦》的中西诗运用

⊙姚嘉昀 ［复旦大学，上海 200433］

《沉沦》小说集出版于1921 年10 月，其时郁达夫仍在日本留学。在这本小说集收录的三篇小说《银灰色的死》《沉沦》《南迁》（按写作时间顺序排列）中均出现了西语与汉语译文并置的现象。值得注意的是，短篇小说《沉沦》中还出现了七言诗，文本的混杂性尤胜于另外两则，不限于这本小说集而论，这在郁达夫小说作品中也是极为鲜见的。在中国近代白话小说的早期阶段，《沉沦》的形式固然具有一定的实验意味，但这可能并非是作者精心设计之后的产物。郁达夫说，“……写《沉沦》的时候，在感情上是一点儿也没有勉强的影子映着的；我只觉得不得不写，又觉得只能照那么的写，什么技巧不技巧，词句不词句，都一概不管”，文本形式更可能是留日学生郁达夫的心境呈现，也是时代青年对东西文化碰撞的一种回应。

近年来，不少学者关注到《沉沦》文本的杂糅特点。裴争指出，英诗与传统诗歌中的田园意境反映了作者错乱的文化心理空间；尚晓进将《沉沦》中的诗歌引文及译文视作主人公自我确认的媒介，强调浪漫主义话语对五四青年现代自我的建构作用；李若琳对此也有相关论述；李欧梵则集中分析了《沉沦》三篇小说中的引文，指出郁达夫将引用的西语文本注入了小说的内容与形式。上述研究均从引用文本入手考察《沉沦》中反映的文化心理，对文中的两首译作及几首诗歌与上下文的联系论述较少。下举《沉沦》中作者对西方诗歌的引用、重译与传统诗歌创作加以浅析，试论其对于主人公心境转换及文化身份确立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