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编集意识的演进与记体的发展

李雪莹 党圣元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北京 102488)

记作为一种正式文体，首次在总集中现身是在唐人所编《古文苑》中，宋章樵《古文苑序》曰：“唐人所编，史传所不载，《文选》所不录之文也。歌、诗、赋、颂、书、状、敕、启、铭、记、杂文，为体二十有一，为篇二百六十有四，附入者七。”[1]统计《全宋文》中收录的记体文，截止到南宋胡安国之子胡宏时，记体文篇目达到三千多篇，如此庞大的数量反映出记体的价值已得到广泛认可。学界对记体的研究多集中于探讨记体的源流、记体的形态及文化意义等(1)相关论文有：金文凯.论张孝祥的记体散文[J].清华大学学报，2011(6)；王立群.游记的文体要素与游记文体的形成[J].文学评论，2005(3)；祝尚书.论文章学视野中的宋代记序文[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10(5)；谷曙光.“以论为记”与宋代古文革新发微[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4(1)；蔡德龙.韩愈《画记》与记体文源流[J].文学遗产2015(5)。，本文从文体与六经的关系出发，进一步梳理编集历史的演进以考察记体的正式形成时代是否早于唐代。

一、记体出于经

记体之源，有两种说法。其一是记以《春秋》为根，元郝经《续后汉书》将记与国史、墓碑、诔、铭、符、命、颂、箴、赞、杂文等都归入《春秋》部。《春秋》部总序说道：“《春秋》、《诗》、《书》皆王者之迹，唐虞、三代之史也。孔子修经，乃别辞命为《书》，乐歌为《诗》，政事为《春秋》，以为大典大法，然后为经而非史矣。凡后世述事功，纪政事，载竹帛，刊金石，皆《春秋》之余，无笔削之法，只为篇题记注之文，则自为史而非经矣。”[4]《春秋》既是经也是史，后世由《春秋》所衍生的篇章文籍如有笔削之法则皆为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