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人刑事责任治理与制度完善的法理思考

邓喜莲

（湖北文理学院 政法学院，湖北 襄阳 441053）

2019年10月20日，轰动全国的大连“少年杀人案”经过大连公安警情通报之后，引起了社会民众强烈的愤恨与不满，认为此案中的少年杀人犯应当偿命，或者应该突破刑法限制而追究凶手的刑事法律责任。然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第十七条第二款之规定，未达法定刑事责任年龄的，依法不予追究刑事责任。引发公众愤慨，激起公众要求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呼声。在南方都市报的一项“是否赞成将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降至12周岁？”的话题调查中，约80%的人持赞成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观点[1]。

随着未成年人犯罪趋势已呈现低龄化、暴力化、成人化，而我国《刑法》在规制未成年人犯罪领域却表现出的弱性与无力感，公众对刑事责任年龄制度的质疑也降低了司法公正的信任，侵蚀良法善治的社会运行基础。因此，正本溯源地阐述刑事责任治理方面的法理基础，才能对现行法律制度的不合理之处寻求完善的途径。

一、未成年人犯罪低龄化趋势的现状分析

（一）未成年人犯罪低龄化的数据分析

是否应该降低未成年人的刑事责任年龄，自然会涉及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现状分析。查阅最高人民法院司法统计公报，据公报现有2003年到2018年的数据①2003年不满18周岁未成年人犯罪人数为58870人，2004年为70144人，2005年为82721人，2006年为83697人，2007年为87525人，2008年为88891人，2009年为77604人，2010年为68193人，2011年为67280人，2012年为63782人，2013年为55817年，2014年为50415人，2015年为43839人，2016年为35743人，2017年为32778人，201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