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父亲的几个瞬间

周万水

父亲去世一年了，一直琢磨着为他写点什么。他在世的时候，我们之间是很少有实质性交流的。很多话你可以跟母亲说，跟兄弟姐妹说，跟要好朋友说，却不一定能跟父亲说。等到我想说了，他却不在了。

庚子年六月二十八，父亲死了。

得知他病情恶化，我从南方急速赶回河南老家，还是没能见上他最后一面。祖屋里摆放着一口黑色的棺木，父亲已经躺在里面了。主事的族亲问我要不要打开看他一眼，我摇了摇头，不是因为忧伤，是我不想看到他死去的模样。在我的印象里，他一直有着北方人的高大与帅气。

很久以前我们就知道父亲一定会死的，一定会在某一天离开我们，这是个事实，现在，他终于死了。那一瞬间，我脑海里突然浮出童年一个片段：年轻的父亲，捡起我脚边的篮球，潇洒地投向篮筐，球落入篮筐前，在空中划出了一道漂亮的弧线。

五月的一天，听到九十二岁父亲生病的消息，我心里就已生出几分不祥。在启程去看望他的路上，我分明感到父亲离我们越来越远了，他好像注定要去某个地方，我很怕赶不上跟他道别。

这一次，他没有像以前那样在家里等着我。往常，推开门，他总是坐在那张书桌旁边，低下头，视线从老花镜的上端缝隙里看着我，一点也没有久别重逢的感觉，只是放下手边的书，淡淡地说了句“哦，来了”。脸上没有什么特别的表情，之后就仍然看他的书。他就是这个样子，哪怕心里怎么怎么在乎你，也不会在脸上有任何表现。对外人倒永远一付笑眯眯的样子，像个笑面虎似的。这次，我是在医院再次见到父亲的，距上次见面还不到一个月。他的苍老与憔悴却完全超乎了我的想象。

父亲躺在病床上，身体被各种管线连接着，呼吸机的面罩遮掩了他大半个脸，仅剩下紧闭的眼和额上稀疏零乱的白发。他的生命状态已变成仪器上一组组绿色的数据、一行行高低起伏的曲线和不时响起的嘀嘀声。那些仪器记录着父亲生死之间的徘徊与流连。我顿生悲戚，原来生命还可以以这样一种方式存在。那些声音与曲线噬咬着我的灵魂，让我无助而无奈。父亲一直闭着眼，陷入昏睡之中，好几天没说一句话。偶尔睁开眼睛，神智看上去迷离恍惚。他连那句“来了”也没有力气再说了，平常看似平淡的应答在此时成了一种奢望。

这时候，真说不清是父亲在坚持，还是我们在坚持。我们试图在他哪怕一点点稍纵即逝、微弱的生命火花中，寻找着能把他留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后的信心。一丝虚弱的笑意，一个清晰的表情，一次无意间的呓语和一次间或的紧握，都让我们感到欣喜。那些平常司空见惯的生命信息，在此刻变得如此珍贵，足以让我们重新审视我们对光阴流逝的态度。我们曾经挥霍轻掷、不加珍惜的每一个过往瞬间，都是我们应该敬畏和珍惜的生命结构。

还记得很多年前，在我刚读小学的时候。在一个漆黑、雷电交加的夜晚里，我感到了莫名的恐惧。死亡，这个冰冷的词第一次在我的生命里投下阴影。这种阴影源于未知，是我生长期里一个严重的危机，我需要知道答案：死，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试图摆脱困扰，终于在某一天鼓足勇气，去向父亲寻求答案。

那天，父亲坐在那儿看着《参考消息》。我怯怯地提出我的问题，他难得一笑地回答我：“人都是要死的，有什么好怕的？”那时的父亲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答案对于一个刚刚萌生出生命意识的孩子来说是很重要的。他当然也想消除我内心的阴影，所以，他选择了一种貌似轻松的解答，严肃的脸上还有些少见的慈祥。其实，这是个谁也说不清的问题。从那天开始，死亡对我内心的纠缠反而更加不可摆脱。我知道，总有一天父亲也会死的，我也一样，只是不敢想象那个时刻。在中国人的生活里，死，是个忌讳的字眼。虽然大家都知道，死是我们一生里最重要的事件，在很多场合，我们还是会有意识地选择回避。选择回避是因为我们注定无法回避。

那是我跟父亲唯一一次认真而严肃的交流。父亲告诉我，人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他是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不相信有灵魂的存在，而我却是笃信人是有灵魂的。我曾经在冥冥之中看到过父亲的背影。有一次，他把我从另一个世界拉了回来，避免了我在他之前见证我们曾经谈到的死亡。

十六岁那年，我患上中毒性痢疾，一开始被小诊所的医生诊断为普通肠炎。一天后，我的病情突然危重，身体严重失水。在丧失意识之前，我记得是被人扶到父亲的背上，随之就陷入休克。接下来发生的一切是有些诡秘的：天空有些昏暗，我飘浮在半空中，从高处清晰地看到这样一个场景：虚弱的我趴在父亲的背上，我看着他背着我，走过一条熟悉的小巷，急匆匆地赶往巷子尽头的人民医院。那条巷子边有一棵高大的老树，还有屋顶上伫立着十字架的教堂，我甚至还看到有路人在跟父亲打着招呼。当他从一个小门走进了医院之后，我完全失去了意识。再后来，我感觉自己在一条黑色的隧道里高速穿行，眼前忽然一亮。就听到一个声音在说：“好了，醒过来了。”那是抢救我的医生的声音。我睁开眼，看到了父亲，他两手紧紧地抓住我的一只手，手心里满是湿湿的汗，如释重负的脸上浮现着我们很少见到的笑。

那一次，我差不多是和我曾经恐惧的死亡擦肩而过，我对死亡的理解因此有了更直接的体验。我开始相信人可能真的是有灵魂的。我们对死亡的恐惧与其说是死亡本身，还不如说是因为我们对未知事物有着本能的惧怕。若干年后，我把那次经历告诉父亲，他坚持认为那只是我的一种幻觉，他是坚定的唯物主义者，对我灵魂出窍的说法嗤之以鼻。但他也承认，如果那天晚去医院十分钟，我可能真的没救了。

病中的父亲和死亡纠缠着。他时而清醒，时而恍惚。在ICU病房里的他，最后几乎是竭尽残力，以北方人固有的执拗，清晰而坚定地表达了一个强烈而清晰的愿望：回家。这是要我们把他送回河南老家。

我的老家在河南辉县市，是一个叫茅草庄的村子。村后是刚健逶迤的太行山，山是巨大的岩体，草木稀少，雄浑如北方汉子。村前，华北平原一望無际，春天是看不到头的碧绿，麦子熟了则是遍地金黄。父亲像一只南飞的大雁急切想回到他的平原，那里有他出生的老宅，还有早逝的祖父和守寡一生、含辛茹苦养育大四个儿女的祖母。我们没有理由不满足他的要求。那年，年少的父亲，带着祖母给他的那双布鞋，随着南下的解放大军跋山涉水，来到遥远的湘西武陵山区。这一走就是七十余年。现在他疲惫了，我们用一辆救护车把他送回家乡。

装载着父亲的救护车一路向北，窗外的风景匆匆而过，那是他南下途中曾经跋涉的山水和接管的城市。由北向南，这一路就是父亲一生的回放，但虚弱的他却再没有力气去看上一眼。每过一地，我们就俯在他耳边告诉他：过临湘了，到南阳了，到武汉了，到许昌了，到新乡了，到家了……每次，他都微弱地点点头，神情安详。我又想起了多年前父亲和我关于死亡的那段对话，从最初的朦胧到眼下现实的面对，原来生和死的距离是如此之近，近得可以被忽略或形同一体。

在中国古代，人们对死亡还有一种豁达和温暖的表达叫“归”。归的意思就是死，就是回家。佛经里说“圆满菩提，归无所得”。就是告诉我们当一切放下，回归到出发点时，回归于自然清净时，就是觉悟，就是最好的归宿。南渡北归，从北方平原那个黄土筑成的院子里走出家门，父亲兜了一个大圈子，这次他是真的想要回家了。

马尔克斯说：“死亡，是我们生命中唯一永远不变的，一定会到来的事件。”这一宗教式的哲学抚慰，大致可以抵消一些我们对父亲可以预见的最终结局的忧伤。

回到了茅草庄，父亲很平静。他拒绝了再去医院，这就意味着他想在这个他出生的老宅里等待最后那个时刻。那个记录着父亲九十二年人生的沙漏即将在这里漏完最后一粒沙子。这让我们几个儿子纠结不已。明知奇迹不会发生，却还有挽留的责任，这是一个两难的抉择。父亲曾把我从另外一个世界拉了回来，我却没有办法做同样的事。父亲不是圣人，一定也对死亡产生过强烈的恐惧，一定也想知道死亡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没有我幸运，他在童年的时候就失去了父亲，又在少年时离开了母亲，有谁能告诉他这些呢？

回到老家后，在父亲的眼里，我没有读到对死亡的恐惧，反而好像是一种期待答案与结局的平和。老宅的墙上挂着祖母的遗像，她是个慈眉善目却又无比倔强的小脚女人。听老家的人讲，祖母去世的时候，流浪在外的父亲辗转回到家乡时，祖母的灵柩已在前往坟地的路上了，父亲的愧疚刻骨铭心。在南下六十二周年之际，父亲在一首诗中曾写下这样的句子：“常忆年少出太行，千里南下到湖湘。征人迟暮思故里，几回梦里见爹娘。”现在父亲回来了，大概也是为了弥补他身前不能侍奉双亲的遗憾。

老宅是河南农村很典型独立的传统小院，有黄土和石块垒成的院墙，主屋一院五房。院子里的高大女贞树高过房子，葱郁如盖，鸟嘈鹊噪的，很是热闹，不像在城里头住的房子都比树高。把家安在比树高的地方，总是缺少那么一点安全感的，不及住在有绿荫庇护的院子里踏实。那里有先祖、有炊烟、有烩面、有玉米丝儿，那里才更像一个家。

父亲异常安详，或许是没有力气说话，或许是根本不想说话。他能清醒地辨认出老家每一个前来探视的亲人，并对他们报以微笑。小院里有一种温暖的宁静，时而会吹过几丝风来。夜里，月亮翻过院墙，从树间洒下细碎的柔光。院子里，一只刚将要羽化的蝉从树根的泥土下钻了出来，沿着树身缓缓往上爬着。接下来，它会叮在那里，蜕掉一层外壳，翅膀渐渐变硬。天亮时分，它就能振翅飞过院墙，变成一只鼓噪于树林的蝉，我或许还能在枝叶间听到它的歌唱。豫北平原，每天都上演着这样一些新生与衰亡，如那些地里的小麦，黄了又青，青了又黄。父亲虚弱地睁开眼，看到我，紧抓住我的手，脸上露出一丝满足。我们彼此沉默，一起感受着久违的故乡……平原，太行，麦田，还有我们曾经有过的关于生与死的对话。

父亲终于死了。他死的时候我不在他身边，没有感受到他手心里的余温是怎样一点一点散失，直到最后变得冰凉。父亲没有留下任何遗言，他如愿地死在了他出生的平原，就如一次体面的回家。

父亲去世的那一刻，我正坐在时速三百五十公里的高铁上赶去向他告别，速度在此刻失去了意义，我再也看不到他离去的背影。望着车窗外疾速退去的大地，我想起西塞罗的一句话：死亡不是生命的毁灭，而是换个地方。我的眼睛开始有些模糊，一种肃穆超越了我那一时的凄恻。我记不清上一次哭泣，是因为什么，是在什么地方。

在豫北平原，一棵老槐树如果活到一定年龄，就会享受到乡民们的膜拜和香火。高龄老人的死，在乡村是一件很大的事，何况是叶落归根的游子。故乡，以宽厚的黄土接纳了父亲，父老乡亲用地道的中原习俗为他操办了葬礼。出殡的那天，天突然下起雨，平原和太行都笼罩在厚厚的阴霾里。我手持着一根裹着白纸的俗称“哭丧棒”的孝棍，默默走在送葬的队伍里出了村头，两支唢呐如泣如诉，在阴雨里吹出了肝肠寸断的曲调。那曲子叫《大出殡》，有着豫剧的激越和秦腔的苍凉，在村子上空缭绕着，久久不散。我觉得只有这种乐器的张力，才能穿透这黄土沉积的大地，直抵尘俗中众生的沧桑。唢呐声中，我看到了父亲那张年轻英俊的脸。他斜挎着驳壳枪，唱着歌，走在南下的队伍里，一彪人马，越走越远……父亲入土时，唢呐声停了，一阵大风吹散了雨，也吹散了平原上空的阴云。

父亲就这么走了，我人生第一次成了一个没有父亲的人。没有了父亲，父亲的形象倒比他在世时更加清晰。他的朴实善良、勤勉节俭，他的耿直刚正、嫉恶如仇，他的那种北方农民式的满足、隐忍和智慧，还有对我们貌似严苛、绝不显现的深藏于内心的慈爱……都历历在目。或许，父亲是我们生活中一道过于寻常的风景，没有惊艳的外在，因为可以心安理得地拥有和依赖，而常常被我们忽略。

有一天，我站在某一座山的峰顶，忽然发现从这里居然可以看见我居住的那个小城。原来，当我们远远地看着那些山的时候，那些山也同样一直默默地注视着我们。只是因为这种注视是有着某种距离的，我们可能从来不曾有过被凝视的感觉。父亲也是一座山，因为被我们仰视和依靠，很多时候，我们却因此忽略他对我们的凝视与关怀。他是不是也曾像山一样孤独着，等待我们走近？

由于一次特别的经历，我笃信人有灵魂。我愿意相信父亲去了天堂，可我还是不能确定。在南方，在我生活了半个多世纪的那座小山城里，父亲当年背着我去医院的那条小巷子还在。有一天，我再次路过那条老巷子，忽然想起父亲。我下意识地看了看头顶上那片狭长的天，想着不知父亲是否也能在天上看到我。巷子边，教堂还在，那棵老树不知什么时候倒了，巨大的身躯还横在路边。我脸上忽然感到几滴清凉，原来是天又下雨了。

过了很久，我才接受一個事实：父亲是真的走了。

翌年惊蛰，雷雨大作，我第一次梦见了父亲。他看上去还是很年轻，手里拿着一只很大的花盆，似乎要告诉我什么，却欲言又止……从梦中被雷惊醒，我翻开父亲留下的那本名叫《南栖行吟》的诗集，一时泪如泉涌。

惊蛰过后，豫北平原万物沉睡的厚土，会铺满郁郁葱葱的麦苗，父亲将在那里永远沉睡。惊蛰的雷声唤不醒他。

责任编辑：易清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