虱子

阿炉·芦根

一

很久很久没有见过虱子了。

母亲说我小时候就是一个“虱子窝”。这话并不太夸张。我随时能够从头发里、腋窝中、裤腰带那儿摁住鼓鼓的、灰黑色或灰白色的一只，拈出来，置于手心，看看它健壮而呆头呆脑、笨拙逡巡的样子，然后，伸出拇指，咬起牙关，用指甲那么一挤一压——从没听说过谁放生了虱子的。

我知道虱子并不是什么好东西。人说“穷生虱子富生疮”，其实，生虱子的人不一定是穷人，穷人也不一定生虱子，生了虱子也不一定会变得更穷，土地仍旧是那土地，出产的作物仍旧是土豆苞谷。生疮的人不一定是富人，富人不一定生疮，生了疮也不一定富起来，仍旧只是那样的土地和土豆苞谷的关系。要不然，大家都会认为“要致富先生疮”了。

我小时候居住的那个彝家寨子，高处山巅，水路不便，寒长暖短，物质短缺，衣裤上了身，连睡觉都“舍不得”脱下，白白给虱子们垒窝。有时腿肚周围突然奇痒难当，卷起重重裤腿，果然群虱遍布，虮子纵横。可能是因为寨子里的人家贫富差距太不显明吧，大不了这家比那家多收一筐土豆，那家比这家多养一只鸡，恐怕没有哪个人没有生过虱子。寨子里只有一条打柴放牧、泥粪淤积的上山路，穷人和富人都得走这条路，穿鞋或不穿鞋都一回事。林里地里摸爬的山民，谁的脚上没有一点伤呢？经泥粪这么反复一浸一沤，就会感染，肿胀得像个大红苕，寨里人称之为“脚肿病”，也没见怎么医治，不知不觉就好了。好了之后要蜕掉一层老皮，长出一层新皮。那个彝寨里的人，既生虱子又生疮，他们像蛇一样蜕皮而生，不经意间，又是一个新的生命轮回。

二

我们那个寨子，家家都有一个捕虱能手。我家捕虱捕得最好的是母亲，对此，姐姐还不怎么服气。

每星期两次。只要母亲突然盘腿而坐，并朝我一招手，我就知道她要干什么。我赶紧捂住头，噘起嘴，嫌她耽搁玩乐。再者，让人捕虱子，得安静，得百依百顺，叫你侧头就得侧头，埋头就得埋头。对于一个被母亲称之为“猢狲”的男孩子，我觉得她对我太刻薄，对虱子太在意。我甚至觉得她只是对自己好，因为是她“想”捕虱子。

我把乱蓬蓬的脑袋伸进母亲怀里，说，拿去吧。一股柴草味随之袭来。于是，几根厚重的指头在发间揸着、扒拉着，像舞步，像抚动琴键。搜寻、捕捉、凝神——随着瞬间停顿和吃力而解气的一声雌性喉音，那只大难临头的虱子，“吱”一声就被消灭掉了。我见过母亲对付虱子的手法，她将虱子巧妙地弄到两根粗黑而多裂口的拇指之间，然后咬起牙，屏住气，指甲对指甲，运力挤压，虱子就爆得身首异处，魂飞魄散了。除此之外，母亲还身藏两种灭虱技能：其一，是将衣裤在炙灼的火塘上牵开，边抖边拍，只见受不住“火刑”的虱子纷纷掉入火坑，哔剥直响，甚是痛快。只可惜这种招数不能对付把身子深深钻入线缝里的虱子，以及胶水般咬合、深植的虮子。对于这股顽匪劲敌，母亲还得手动操作，用指甲或篾条子吭哧吭哧地亦抠亦刮。其二，母亲也会施以“鼎镬”，将衣裤进行持久蒸煮，或以沸水烫之，待到把衣裤捞起清出，一口成年男人都无法围抱的大木盆里就会浮起一层密密麻麻的“战果”。

不知不觉中，我已被折腾得昏昏而睡。醒来时，母亲还在大战群虱，嘴里嘀咕着什么，手下窸窸窣窣响个不停。我能感觉到每根头发都被动过，因为虱子总爱扎身发根。我的头皮感到了那种在冬天里双手相搓时产生的温暖、轻松、畅快。

我听见姐姐娇声娇气地央求母亲让她也试试，还口出狂言，说母亲笨手笨脚，让人着急上火。但母亲说，你个丫头片子，跟老娘比捕虱子还嫩了点儿，要想操练，自己身上还嫌少啊——虮子像桑泡儿一样一串串的，虱子像羊子一样一群群的，别拿亲弟弟寻开心，掐破头皮、扯落头发，哪个负责？

姐姐一听，“哼”一声转身离开，回头嗔道：不想当你女儿啦！

三

母亲就这样抱着我，一只只地捕虱，一只只地消灭，拇指的两片指甲变得黑红，像收获颇丰的砍头台。她可以一直不变换坐姿，一小时、两小时，甚至更长时间，犹如迟迟没有接到收兵令的狙击手，常常弄得整个下肢麻木不觉，很久很久才能疏解恢复。随着声声痛吟，弯着身弓着背，双手支撑缓缓立起，要站好一会儿，才能举步走动。

遇到晴好天气，母亲更积极，总说今天暖和，必须给儿子捕捕虱。我虽然百般不愿，但想到她表过态——能不能在过年时换身新衣裤，就看日常表现好不好，于是我就把脑壳给了母亲。背靠土墙、怀揽儿子，母亲一边晒太阳，一边捕虱捕得“三月不知肉味”，捕虱捕得“帝力于我何有哉”。姐姐叫她帮忙穿个针引个线，她不应；父亲叫她吃饭，她不应；鸡呀狗呀在身旁又嘈又刨、又飞又跳，搞得乌烟瘴气，她也不过问。

当然，我也有过忤逆不孝、表现恶劣的时候。小孩子犯错很正常，错处也大同小异，惩罚的方式却各家有各家的招数。我父母用的冷漠法，就是长时间不睬你，起床不叫你，吃饭不叫你，走亲戚不叫你，遇到好玩好看的事物也不分享给你，总之，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在这样风雨如晦的日子，我就会感到孤独无助，暗暗知趣，悄悄走开，找个僻静处抽搭抹泪，怨恨世道不公、爹娘无情。唯一的希望是姐姐，但她却在这节骨眼上突然热衷打扮，把又黑又长的辫子梳洗得油光水滑，瀑布般披挂在肩头，还将脖子扭一扭——我觉得这是一种赤裸裸的幸灾乐祸的表现，甚是挑衅。

我游离无依的身影闪现在土坎边、耳房里、大树下、小林中，眼泪滴在手背上。这时候，我是多么希望听到自己的乳名被叫起——我已想好啦，就算听到谁在喊，也决不那么爽快应答。我要“借敌人的棍棒戳他们自己的眼睛”，以牙还牙，让他们咎由自取。但想象中的饱含焦虑之状和悔恨之情的声声呼唤终归没能降临。我对自己的乳名突生厌恶，它那么寒碜，那么多余。我想如果是另一个乳名，肯定早就被悔不当初而撕心裂肺地呼唤了。

等到怨气尽、泪干涸，百无聊赖之际，我就能感觉得到身上的痒了。我把手伸进裤腰里、衣领间，食指并中指，像双腿走路一样，探摸一番，遇到细微的块状物时便死死摁住，赶紧出动拇指一起协作，就把一只六足蠕动的虱子给捕到手了。一只，两只，三只，我把它们集中放在右腿膝盖弯的肉窝里，希望它们乱成一锅粥，焦头烂额地左突右撞，但却未见显明的活动。其实它们已经十分卖力了，因为此刻正是逃命之际呢，只是由于腿儿细微，不易被肉眼看得分明，又不在适合大展拳脚的头发里、线缝中，便没了常态。我忘记了自己独处远人的处境，用食指和小木棍挑逗它们玩，赶到它们认为是万丈悬崖的肉窝顶，看它们滚滚而下。最胖的那只六腿朝天后，竟然翻不過身去，我便嘴角露出冷笑，无奈地帮它一把。

天色转暮，我玩心全无。经验告诉我，家人决不会主动来找我。这种事情发生过很多次，只在第一次才享受过被请回家的优待。那次，气喘吁吁、长发耷拉、眼眶潮湿、话音颤抖的母亲好不容易找到我，一把将我揽入怀中，没完没了地抚摩我寄生着无数虱子的脑袋。结果却换回一场跟父亲大动干戈的争吵。我听得最真切的一句话是父亲的厉声斥责：慈母出败儿！我当时不知道什么意思，留下印象的根本原因可能是父亲此话一出，母亲就哭了。我想我只是记住了此话咬牙切齿的发音，后来通过学校教育，一经拼写，那五个字才显露出本义来。

我那样安然地寄居在母亲的怀抱之中，没想到，母亲也有自身难保的时候。“虱处中，以为吉宅”，母亲和她对我的爱，何尝不是我这只小虱子的寄主，是裤腰，是破棉絮，是线缝。我自认为得了个又温暖又牢实的安全住宅，不曾想一旦裤子着火，也会殃及虱子。其实，母亲也有“虱处中，以为吉宅”的浅薄易碎的优越感。

在农村，在彝家，传宗接代是比天还大的事情，母亲之幸运，就是生下姐姐之后，稍事休养便生下了我。盘踞头顶的愁云惨雾随之一驱而散，白云重回蓝天，阳光再照大地。从这方面讲，我又何尝不是母亲这只虱子的寄主？我和母亲互为寄主，一荣俱荣，一毁俱毁。母亲认为只要生个儿子便有了奔头，便有了得天独厚的生活乐园，便有了强大靠山，便可以苟且偷安、洋洋自得、为所欲为，违背父亲“棍棒之下出孝子”的教育理念，对儿子百般娇惯，万般溺爱，却不自知早已陷入“豕虱濡濡”的寓意。一旦她的儿子被拿问，她又有什么好果子吃呢？

我和母亲的命运血肉相连、休戚相关。要想使母亲好过，我就得听从父亲教诲；要想使我好过，母亲就得按父亲那套来。我俩应该把父亲当成唯一而显明的寄主，才有可能使母子成为彼此的寄主，隐秘的寄主，安好永年。

四

那时候，寨子里最贫穷的是金古家，为什么这样断定呢？因为全寨二十四户人家，二十三户盖的是牛毛毡或土瓦，只有金古家盖竹苫或茅草。穷就穷吧，这家人连虱子都呈灰白色，不像别人身上的虱子，又黑又亮，大家都说那是油水供给不足的原因。

金古是个老人，或者说在我们小孩子眼里是个老人，他有四个儿子、两个女儿，除了老大，其余孩子都是第二房所生。对于这家人，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而至今难忘的是人称“疯姨”的那个二房，以及她的小儿子元布、三儿子田布和小女儿阿芝。

他们都长得一身虱子。

田布比我大得多，阿芝比我小得多，那就先从元布说起吧，他跟我一般大。黑瘦而面目尖削的一个男孩，两洞骨髓似的鼻涕从来没见断流过，头发稀疏而且黄，鬓角上的一撮已经被麦穗般的虮子凝成米白色的饼了。虽然我也长得一身不赖的虱子，但母亲还是极不乐意让我跟元布接触——她深恶痛绝地训诫说，小心传回来虱子，躲开！但谁能说得清缘分这回事呢？我倒喜欢暗地里跟元布称兄道弟。我喜欢跟他玩关于虱子的游戏，简单说就是他找出一只，我找出一只，相互比大。然而一只虱子能有多大呢，成年虱子都一般大，而且我俩都不可能拿不出成年虱子，不过徒增一番地动山摇的争执罢了，但这也是游戏不可或缺、大有滋味的部分。那就比颜色的黑吧，然而元布也是个绝顶聪明之人，他要比另一种颜色，比黄比褐比灰，就是不比黑。输赢又怎样呢？替对方消灭三只虱子，捋掉一串虮子。

有一回，我怀疑元布不仅没帮我消灭虱子，反倒悄悄将自己的虱子放进我的头发。我把这事告诉了母亲。第二天一早，母亲单刀赴会。她先礼后兵，远远地喊元布出来，走几步亮亮相，说几句表表态。最后，母亲无可奈何地冲进那座茅草土墙房。柴门虚掩，屋里黑咕隆咚，从室外突然一头扎入黑暗中，母亲眩晕而踉跄，幸好随即看见了火光。老金古正在翻烤一些破烂，嘴里自顾喃喃不已，并不似母亲想象的那样，胁肩而起、躬身而迎，自诉罪孽深重，乞求宽恕。手足无措的母亲进退两难之际，只见老金古突然撕咬那些破烂，咬牙切齿地低吼：你咬我的儿子我就咬你！母亲忍住不笑，赶紧夺门而出，走远后才前仰后合，惹得好几家人的狗儿闻声而吠。

疯姨刚来跟四十多岁的金古过日子时，才二十出头。那时金古已经与穷死的前妻有了个十八九岁的儿子。谁都不知金古是怎样把疯姨弄到手的，也不知她姓甚名谁，出自哪个家族，问她也不搭理人。金古解围似的说，随她吧，然后便过起默默无闻的老夫少妻的日子。疯姨特爱干净，虽然从来足不出院、不事社交、寡言少语，连婚丧嫁娶这样的场面也不曾涉足，但人们总会看到她不停地洗洗刷刷，仿佛离不得水似的。寨子里用水要去一公里外的深沟背回来，四季冰沁，得之不易，用起来又不舒适，烧一烧加热吧，又耗柴，打柴比背水更费时费力。疯姨还有个与众不同的特点，就是从不当众捉虱。其他人只要一痒，随时随地就可以撸起袖子干。特别是晴暖日子，这截土墙下一堆，那个晒坝上一群，大家都在郑重其事如日常必需之工作一样捕虱子。有互帮互捕的，有自己扯开里三层外三层衣服裤子单枪匹马厮杀的，有母女配合的，有父子协作的，有兄弟携手的，有姐妹并肩的。只有疯姨，悄悄躲在屋里，就着煤油灯，一只接一只地捕捉，轻拿轻放地灭杀，然后才去门槛上坐坐，晒晒即将翻过去的阳光。

疯姨还不爱笑，逗她也不笑，这一点那些好事的酒鬼和饶舌婆最明了。但有一天，疯姨突然笑了。那是初春里的一天，紫白紫白的鸢尾花爱抚着寨子周围的浅山缓坡，露水像小兽一样在枝叶间打滚。疯姨脚底一溜，重重坐在一块凸起的路石上。当人们把她扶起来的时候，她笑了。不仅笑了，而且话语也多了起来，只是大家都不知道她说什么。众人还没回过神来，疯姨已张开双臂，朝鸢尾花海中飞扑过去了。那时疯姨已经为金古生下了第一个孩子即二儿子。此后金古也并没有让疯姨停止孕育，田布、元布、阿芝的姐姐和阿芝相继诞生。她更加怜爱刚刚分娩下来的每个孩子，整天怀抱他们，一刻不停地擦拭手脸，一刻不停地捕虱捉虫，摇啊，唱啊，决不让他们离身。不知实情的人自叹弗如，知根知底的人唏嘘不已。直到孩子一个个长大，从她怀里挣脱下地，光着屁股到处胡跑乱蹦，疯姨才又等着再生下一胎。当最后一个孩子也掙脱她的怀抱，疯姨就已彻底忘记自己是个母亲，自己有这么多孩子。

人们都说，疯姨哪天如果死了，一定会变成一朵美丽的鸢尾花。

疯姨在那一脚溜倒后，言行上一改过去的谨小慎微，仿佛含羞内敛的花苞突然间盛开怒放，仿佛紧束的炮仗被引爆。她开始走出一贯保守的活动范围，将捕虱的活计搬到更显眼更广阔的空间，煤油灯下的轻声细语变成了露天坝头的大张旗鼓，捕虱的时间更频繁更紧凑，晴好天气的节制变成了不分冷暖的泛滥。总之，一切都脱离了正常自束，虱子一样不管头顶发梢，不顾曲深隐蔽，毫无禁忌。她把烤土豆般绽开的、上过黑油般油黑的衣物脱解至腰间，或左或右、或上或上，扒扒索索，东扯西拉地抠虮子、掐虱子，袒露的肩背则正对着寨子里那条人畜共行的大土路，从不正面朝外。两道软塌塌的肉条子，乳头又黑又皱，应和着捕虱动作东晃西晃；一旦着手捕虱，眼前多大的事件发生也不抬头，背后多大的动静也不转头。

那时候，我们小孩子喜欢玩一种叫“抓捕偷牛贼”的游戏。由一个幸运的人当那偷牛贼，随之把他或她捕获，五花大绑，最后押解一段路程便算完成。该游戏的玄妙之处在于押解过程，偷牛贼始终要昂首挺胸，一派凛然，而众押解者因为某种神秘的原因，需低垂脑袋，所以大家都争着当偷牛贼，经常闹出哭鼻子、短暂绝交的事。小孩子的把戏，玩着玩着也会生出戏瘾。阿芝虽然比我们小得多，但乐于同玩，戏瘾和角色欲望比谁都大。她决心除了当偷牛贼，再不济也要当个牵制绑绳的人。她圆目横眉，嘴小鼻尖，身板儿瘦削却挺直，在被押解过程中，咬牙闭唇，连鼻息都不屑一出。那因为经过一番“搏斗”而凌乱的长发耷拉在脸旁，玉米棒子般结满虮子的绺绺鬓发在行进时的微风中拂起飘荡。

我们不知道是谁发明的抓捕偷牛贼游戏，当我们隐隐感知到它的脚本产生于我们这茬小孩子还未出生的年月，阿芝已经早婚，出嫁远方了。其实，我们这茬人都已经不再适合玩游戏了。

有一天上午，从后山大土路上急行军似的冲下来一群人，听到动静后，人们纷纷从土墙屋的檐口下伸出头来，或喁喁私语，或呆呆凝视。随着那群时不我待的人越来越近，他们似乎听到了马群的粗喘、马蹄似的跫音。我们上一茬的小孩子随即稍稍退避一旁。这时，人们看见了被五花大绑的田布。那是一条又粗又白的螺绳，除却把田布捆成粽子，还富余很长一截，一前一后，攥在两个神秘神勇的大人手上。他们行进得极快，节奏却合拍无懈，仿佛山神在暗中调度指挥。就连被牢牢束缚的田布也并不影响整体步调，仅有的违和感，就是除了田布始终昂首阔步、目不斜视，其他人仿佛都出于对田布的行径的羞愧，或者觉得别人造孽、罪在自我，都低垂着汗涔涔的头颅……仿佛被押解着的是他们，而田布才是那个押解者。

押解队伍并未在寨子里稍作休憩。他们，包括田布，都是这个百年寨子用土豆苞谷和泉水养大的孩子。他们甚至出于某种使命正在行进，没有机会跟哪怕是自己的双亲、婆娘和娃儿们打声招呼，即使他们已经目瞪口呆地朝大土路围拢过来。

“这次他终于完蛋了，疯子婆的娃儿竟敢偷牛……偷山下汉人的牛，必须把偷牛贼交给汉人吊打，好生收拾收拾……”押解人员中传来宣布罪状及惩罚方式的声音。

他们行进得更为迅疾，带风而过时，散发出浓烈的汗臭。

疯姨袒露的肩背正对着大土路以及那些人、那件事。两道软塌塌的肉条子，乳头又黑又皱，应和着捕虱动作晃东晃西，那是曾经饱满鼓胀、喂养儿子的母亲的乳房。疯姨眼里只有虱子，没有儿子了。因为谈论所需起见，疯姨疯掉之后才有了个名符其实的名字：疯姨。

五

寨子里的父親们总拿田布训诫自家的儿子，各家的孩子在这种训诫中逐渐成长。我们这一茬孩子开始接受学校教育，学习虱子产生的原因和害处，以及消灭虱子的唯一法门：教育和接受教育。我们从一门叫“卫生”的学科开始，勤加梳洗，改头换面，以求脱胎换骨。女生把头发束拢在颈子上，男生把头发一溜剃光。但虱子可不想让人一朝一夕就消灭殆尽。坐在前桌的女同学，长发梳得溜顺，束得也极标致，但我常常看见一只只虱子悠然如鱼游，从紧束的发团里跑出来透气，又一下子钻天入地，不见了踪影。一众人挤坐在闭塞的小小的教室里，过不了一会儿，大家就暖和了，一暖和，胯间、腰际、颈子等处就开始发痒，那是虱子出动的强烈信号，一时间，挠痒之声不绝于耳，斜眉歪眼的相关表情抬眼可见。

学业在发展，学级在提升。不知道从何时起，我再也没见过虱子了。寨子里的人也已整体搬迁，移居到水路皆通的矮山区，也用上了各式各样的日化洗涤产品。但我们还是常常提起它——虱子，并且就“为何如今大家都不生虱子”的问题各抒己见。有的说是因为勤洗勤换，铲除了虱子的生存环境；有的说是因为现在大家吃的食物有毒，虱子们怕死，进化成别的虱种去跟猪、狗、猫过了；有的则只骂一声万恶的虱子。

万恶的虱子，用它的万恶在故事里救过人。有一个食人婆的故事，小时候常听父母讲起。有一天，食人婆瞅准一户人家的父母都出了远门，只有两姐妹在家，于是乔装打扮成落难的慈祥婆婆，以借宿为由，要去吃她们。聪明的姐姐不一会儿就看出婆婆就是食人婆，悄悄抓一把苋菜籽撒在妹妹和自己的衣服上，然后假装拿火来烘烤衣服。当她随手一抖，苋菜籽就掉进火炭，吱吱哔哔响。食人婆皱起眉，心想，浑身都是万恶的虱子，怎么吃呀，于是摔门而去。

很久没有见过虱子了。前几天天气很安逸，有蓝有白，暖而不热。公园长木椅上，两个跟我一般年纪的妇女，轮流着把头偎进另一个怀里，看似相互捕虱，其实是在扯白发。我赶紧转身，回家来作下这篇“虱子”的文章。

责任编辑：刘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