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忆中的海地维和往事

高晓岚

2004年10月17 日，我作为中国首批赴海地维和警察防暴队的一员，和125名战友一起，从首都机场乘专机出发，开赴那个位于拉丁美洲加勒比海的陌生岛国，那一年，我24岁。

突如其来的战斗

起初，联合国海地维和特派团（简称“联海团”）分配给我们的临时营地就是个四周有围墙的废弃大场院，条件极差，加之后续保障物资还未运输到位，我们只能利用现有的条件先安营扎寨。吃饭就吃随队带来的压缩饼干，睡觉都在每人一尺来宽的防潮垫上，饮水是有定量的，每人每天3瓶，海地的蚊子和蚂蚁又毒又狠，稍不留意就被叮得一身包，疼痒的夜不能寐。当然，相较于恶劣的吃住环境，对我们这些初来乍到的新人来说，最紧张的还是随时要面对的危险状况。

印象里最危险的一次，是我们战斗小队12个人，乘装甲车前往太阳城地区的贫民窟贝莱尔执行任务。途中经过一个村子，当时天已经完全黑了，路两边有灯火的地方都聚着当地人，放着节奏强劲的音乐，人们都在扭动着身体跳舞。突然，正前方的巷子里传来了猛烈的枪声，子弹打在装甲车的防护装甲上发出一连串的“啪啪”声。这明显是冲着我们来的，因敌情不明，队长马上命令全体下车，利用地形隐蔽。我隐蔽在一个墙角，手中的95自动武器警惕地指向远处的黑暗。这时候我注意到，几乎是一瞬间，村子里的人全都消失不见了，音乐也停了，感觉特别诡异。对面黑暗里枪支频繁地扫射，火力很猛，子弹飞行的痕迹划开一片片的黑夜。突然，“快躲开！”队长低吼了一声，一步跨过来把我推开，我扭头一看，几颗子弹倾泻在我刚刚隐蔽的地方，墙面上火星四溅——我右前方不远处的屋顶上有人开枪。我当时头脑中一片空白，几乎是凭着日常训练时的本能反应进入战斗位置……我们开始组织还击，一边以装甲车为掩护缓慢搜索推进，过了好一会儿，对面的枪声戛然而止，估计是非法武装分子见捞不到什么便宜，逃了。没过几分钟，村民们又都不知从何处冒了出来，像是什么也没发生过，继续随着音乐开始跳舞。我们高度警惕，扩大搜索范围，确认安全后，队长指挥我们迅速上车离开。

在任务区时间一长，我发现这里打黑枪、武装袭扰甚至面对面短兵相接就是家常便饭，但每一次，我们都会保持高度警惕，严格按照工作规范认真应对处置。其他国家的维和部队、警队时有牺牲受伤的情况发生，而我们中国警队当年可是全员无死伤完成维和任务的。

善良的小马洛

说起跟当地人的交往，让我想起了小马洛，其实我并不确定马洛这个名字，因为是根据发音大概猜出来的（海地当地人说非常难懂的克里奥尔语，我们用语言根本无法交流）。那一次，我们小队奉命前往太阳城执行任务。我们的任务是看守警戒一处已经搬迁的港口警察局及联合国相关物资。荷枪实弹穿戴着防弹背心等20多公斤的装备在40℃的骄阳下站岗是件痛苦的事情，但这也是我们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没过多久全身都被汗水浸透了。此时，我忽然发现，在路对面站着个大约五六岁的黑人小男孩，小小的个子大脑袋，一双乌溜溜的大眼睛一直望向我们这边。我向他招招手，他竟然一瘸一拐地走了过来。海地贫民都是赤足不穿鞋的，这孩子的左脚内侧到脚踝处，有一道伤口，已经开始化脓了。随队医生马上给他做了消炎包扎處理。小家伙起先是怯怯的，我拿出压缩饼干和省下来的饮用水递过去，我们很快熟络起来，他说着笑着兴奋地比比划划，就是这时候我大概猜出他叫马洛。

我们小队完成看守警戒任务撤回的那天，和后续警力交接完工作，正要登车，远处传来孩子急急的叫喊声。是小马洛，他的脚伤好了很多，他跑过来把一个物件使劲塞到我手里。那是一片小小的硬纸板，上面粘着海沙和贝壳，还用颜料刷上了蓝色，我猜小马洛是要把海地最美的加勒比海景送给我以表达他的谢意。回营地的路上，看着这份粗糙但弥足珍贵的礼物，我的泪水终于没有忍住。我今生可能再也没有机会见到小马洛了，唯有祈愿他能在这个混乱的国度里过得平安幸福。

（摘自《现代世界警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