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透明度与财政政策波动性：证据与机制

王立勇 赵姝洁

一、导言

财政政策是政府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和手段，一直是理论界和实务界关注的焦点。到目前为止，关于财政政策研究的文献主要集中于财政政策水平(fisc-al policy in level)，而关于财政政策波动性的研究近年来才开始受到各国政策界和学术界的高度重视，成为财政政策研究的重要主题(Afonso和Jalles,2012[1])。Hamilton(2008)[2]指出，只关注条件均值是有误导的，还应关注波动性。Fatas和Mihov(2013)[3]指出，很多最新研究发现，在模型中控制制度变量后，财政政策水平变量的影响通常变得不再显著，但财政政策波动性的影响却不同，即使引入制度等变量后，其影响依然显著。Fatas和Mihov(2007)[4]强调，与政策工具水平量相比，政策波动性可能是衡量宏观经济政策的更好指标。

目前，关于财政政策波动性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研究财政政策波动性的影响，如Bachmann等(2017)[5]、Fernández-Villaverde等(2015)[6]、Basu和Bundick(2012)[7]、Bloom等(2008)[8]、Bachmann和Bayer(2009)[9]、Baker等(2012)[10]、Fatas和Mihov(2007[3],2013[4])、王立勇和纪尧(2019)[11]等。相对而言，财政政策波动性决定因素方面的研究文献较少。有些文献强调了制度建设和政治因素对财政政策波动性的影响(Fatas和Mihov,2007[3],Fatas和Mihov，2013[4];Woo,2009[12];Agnello和Sousa,2009[13];Albuquerque,2011[14])。其中，Albuquerque(2011)[14]利用1980—2007年23个EU国家的面板数据研究发现，财政制度的质量对财政支出波动性存在较大且统计上显著的负面影响，充分表明在一些政党中议会席位的高度集中会提高公共支出的波动性，但Woo(2011)[15]等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有些文献分析了财政规则对财政政策波动性的影响，如Fatas和Mihov(2007)[4]、Brzozowski和Siwinska-Gorzelak(2010)[10]、Albuquerque(2011)[14]、王立勇和纪尧(2019)[11]等。其中，Fatas和Mihov(2007)[4]借助美国48个州的样本数据研究发现，预算赤字和支出约束形式的财政规则有利于降低财政政策波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