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作人和萧淑芳

韩建红

吴作人和萧淑芳夫妇，是我国二十世纪深受尊敬的两位艺术家和艺术教育家。他们相遇于学生时代，共同在中央大学美术系就读时，吴作人曾在教室里“偷画”萧淑芳同学。后来两人还在因缘际会下相逢相知，并最终执手偕老，相伴一生。

1908/1911-1929年：同学却宛如初见

吴作人（1908—1997）出生于苏州的一个传统文人画家家庭，其祖父是当地知名画家。出于对劳动人民的关怀和救亡图存的责任，他选择艺为人生，从现实主义入手，将艺术的表现与社会的改造与批判相结合。而此时的萧淑芳（1911—2005）是一位大家闺秀、民国名媛，家中有辛亥元勋，从小接受了独立自主的新女性教育，不仅绘画得到名家的教导，而且全面发展。她既是一个带着画箱四处写生的淑女，又曾获得华北地区花样滑冰冠军。

吴作人原本在上海南国艺术学院追随田汉、徐悲鸿，反抗旧体制，关心民众疾苦，为中华民族的救亡图存而从事艺术。南国学院终因各种原因解散，徐悲鸿将吴作人安排进入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旁听，不久他因激进的政治观点而被开除。不过，他把萧淑芳同学的背影悄悄地画了下来，而这个背影在他后来的人生中还将继续翩然出现（图1）。

1930-1946年：同道却各不相见

在动荡的时代，吴作人和萧淑芳经历了不同的境遇。萧淑芳由于家境优渥，在北平专门学习传统国画。而吴作人虽然出生于苏州的文人画家庭，但他对国画的理解却完全秉持用素描为基础的造型方法。吴作人被南京中央大学开除后，随即赴欧留学，先在法国巴黎高等美术学院，继而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皇家美术学院留学。在欧洲学习期间他是获得桂冠称号的最优异的学生，学成后他将西方艺术创作的技术和教育方法带回国内。吴作人是继徐悲鸿之后向中国引入西方素描和油画最重要的代表人物。

吴作人在欧洲受到了艺术界的接纳，娶了一位比利时的姑娘李娜相伴。就在此时，他接到徐悲鸿要求他来中央大学担任油画教授的一封信，这个召唤不仅是老师的请求，更是祖国的召唤。他收信后一星期即决定归国，不会讲中文的妻子义无反顾，随之回归。

创作于1939年的《嘉陵江边》（图2），是吴作人自比利时毕业回国后创作的风景佳作之一，也是绘于战争年代尺幅较大、留存良好的珍作。画面中，他不以早年留学期间所接受的北欧“弗拉曼画派”造物精微的特点为追求，而以作品的气质胜人。“传神写意”的技巧，通过他的油画笔法，摆脱了物象的约束，超过如实的形似，自然生态的灵气在笔触间生发，高度提炼的意象给人留下了深刻的艺术美感。整幅画面不事夸张、不施艳丽色彩，朴实无华而蕴含着浓浓的诗意。画家以东方传统文化中如诗的情怀，将眼中所得的美好印象倾情投入于创作之中，细致而松动的笔触富有韵致，柔和而静谧的色泽恬淡宜人，质朴内敛中流露出一种高贵典雅之气。

1939年，中国军队在战场上节节失利，沿海省市相继沦陷，日机对重庆的轰炸越来越频繁，在这种情形下中央大学的师生们不得不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当年也是画家吴作人人生中最为艰难的年份之一，在这幅《嘉陵江边》的不远处山上有一座简陋的碉堡，他与他的第一任妻子李娜曾在碉堡中生活了三个月。在重庆大轰炸时期，李娜即将分娩，吴作人伴着她冒着敌机轰炸的危险，到处找医院;好不容易才找到一家法国医院，李娜在敌机轰炸声中生下了一个男孩。但因产后虚弱，从前留下的胃痉挛老毛病发作，食不下咽，经过半个多月的折磨，这位命运多桀的比利时女子，于当年12月21日不幸撒手人寰。数日之后，刚出生的婴儿亦相继夭折，短短的时间内两位至亲的遽然离世，给予画家心灵沉重的打击。不久吴作人左眼突患视网膜炎症长达半年无法作画。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后，眼睛虽恢复了视力，而在一次空袭中，两颗重磅炸弹却把他和李娜最后一起生活过的那栋小楼夷为平地。

嘉陵江边的碉堡被炸毁后，吴作人不得不栖身于另一座昏暗阴冷的废弃碉堡里，并完成了充满血泪的《重庆大轰炸》《空袭下的母亲》《不可毁灭的生命》《黄帝战蚩尤》等描绘战争残酷震撼场面的著名画作。国仇家恨，突然绝断了他家庭和心理与欧洲的联系，也激发了他为了民族的尊严和救亡的责任。他不再用欧洲的油画技法和色彩关系去描绘中国题材，而是要寻求油画的中国转化。两载西行，寻找民族的色彩和传统配置色彩的风格。在大漠孤烟之间，敦煌石室之内，他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技术，开始形成了中国气派的油画。

而在这时，吴作人和萧淑芳两人看似过上了不同的人生。萧淑芳在京城的老派文人画家和皇家正统画家的引导下，触及中国写意画法和古雅品位，养成一种与中国传统之间的联系。她既重技术，又重文化，所以齐白石在她的作品上曾题长跋赞之“墨润笔秀，殊可观也”。她也曾到欧洲留学，不过可说是一种随行随止、任兴所至的游学，并不在艺术学院里做过多逗留。如埃及金字塔边上的骑驼考察，瑞士山中的独对云天等。

1940年，萧淑芳生下女儿之后罹患重症，卧床三载，药石无功。兼之家庭婚姻出现重大危机，曾一度处于艰难困顿之中。而就在此时，她凭借对艺术的热爱，维持了自己的精神状态，用断续的绘画来显示自我对命运的抗争。艺术的相伴和独立的性格，为她未来的道路奠定了基础。

1946-1948年：同慕后永结同心

萧淑芳的作品和她的人品一样端庄，既典雅高贵，又平淡素潔。她笔下的花卉，在写生的真实生动性之上，更有由花见性的慧心。强调人心与物象的感通，是中国传统艺术的一大特色，这在她作品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其作让我们由具体的花卉形象体会到生命的共感，唤起我们的某种幽微的情思与深刻的体验。当我们领略其花卉形象之“真”的时候，“善”与“美”也不知不觉地影响了我们的精神生活。同时她在花卉画的取材上，不依傍前人，画同时代百姓喜闻乐见的扶桑、紫鸢、百合、杜鹃、郁金香、君子兰，甚至名不见经传的小野卉（图3）。正因她内心的宁静充实与为人的豁达大度，才能够在为花卉传神写照中突现花朵的饱满光盈单纯明快，才能够不装腔作势炫耀技巧，才能够充满真情地画出展翅青云、处处春光、风和日丽的情境。

抗战胜利，回到上海的吴作人在自己的展览中迎接了一位重要客人——萧淑芳。此时吴作人已完成了油画的蜕变，他的色彩再也不是从欧洲带回来的那种优雅的灰调子。重逢时，已是千山万水，两人也经历过生活的坎坷，于是相见倍加珍惜。重逢不仅是人相见，更重要的是艺术在经历了各自的发展以后，又重新互相欣赏。执手之时，同道相依。

此时徐悲鸿接管北平艺专，邀请吴作人作为教务长兼油画系系主任北上。吴作人同萧淑芳商量，得到了萧淑芳的支持。萧淑芳本有北上之意，吴作人先行之后，萧淑芳继续准备举家彻底离开上海。国家的命运，精神的倾慕，命运的偶然，决定了他们一生的道路，从此走向了同道。

1948-1997/2005年：同路又各有千秋

吴作人在1949年春，曾创作了一幅紧跟时代命脉的油画《解放南京号外》（图4）。这幅写实主义题材的作品生动地描绘了当时已获解放的北平市民，在街头争先恐后地阅读《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南京，国民党反动统治宣告灭亡》的新闻号外时，表现出来的无比兴奋和喜悦的心情。画面前景几位主要读报的市民当时都使用了模特儿，按他的构图要求摆好姿势并逐一对照画像。而画中唯一的女性——穿红袄的妇女就是由萧淑芳亲自装扮的。且画中其他几位主要读报人的原型，大多是请当时学校的模特儿或街坊邻里来完成。这幅画精准地捕捉了近代中国历史最大变革发生后的某个瞬间，如实地再现了当时的人们在得知这将对所有人未来产生重大影响的爆炸性新闻后的各种表情，以独特的视角诠释历史变革的脚步。

1954年，吴作人在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和准备工作后，把93岁高龄的齐白石请到自己寓所里勾画素描稿（图5）。在绘画的过程中，老人瞌睡了，熟睡中的白石老人嘴唇努着，右手三指一直聚拢而不松開。写生仅进行了两次，一次画脸部，一次画两只手。在最后创作油画时，是他夫人萧淑芳穿着白石老人的大袍子，衣服里放了两大枕头摆出来的。吴作人着力刻画老人的面部和双手，体现出艺术大师深广的生活阅历和精湛的艺术修养。整幅画用色沉着明净，衣帽的青黑色与背景的暖灰色是作品的基调，与脸部和双手明显温暖的色彩形成和谐的对比，节奏明快宜人。这幅人物肖像既体现了欧洲油画写实的作风，又特别注意到人物“神”的传达，是融会贯通中外的典范之作。

吴作人主题性风景写生的“高光阶段”，有一幅充满民族自豪感的油画代表作《三门峡工地》（图6）。为反映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和中国人民焕然一新的精神风貌，他于1955年和1959年两次深入黄河三门峡水利枢纽建设工地。当他面对眼前矗立于天地之间的峡江壮景时，内心顿时充满诗情画意，不仅写下了三幅三门峡颂歌——《凶险的三门峡》《人定胜天》和《三门峡市》，还计划创作相应的三幅油画作品。《三门峡工地》便是对应的第一幅颂歌。此作以宽广的天地、陡峭的山崖以及奔腾汹涌的黄河，呈现了三门峡风景的雄浑壮阔。而俯视的角度、简洁肯定的用笔和沉稳的色调，则赋予作品人定胜天的浪漫主义情怀。

1958年，吴作人被周恩来总理任命为中央美院院长，一直到1979年共21年。他任院长期间，经历了中国历史上的特殊时代。他竭尽全力，把自己的艺术意志和对事业的忠诚用于艺术教育。后来他担任全国美协主席，直到1997年去世。他促成收回潘玉良原作，使它们既不流落他乡，也不至于落入画商的利益炒作。他支持开放和探索，主张宽容，强调多元，曾经在上世纪80年代公开支持85美术运动年轻艺术家的探索，为中国艺术史的转型预设伏笔。

当时的吴作人、萧淑芳两人（图7）虽是夫妇，一生互相切磋、多有探讨，但他们都是彪炳画史的大画家。萧淑芳从不以丈夫的题材和风格为依附，她的绘画风格与吴作人并无关系。在解放后如火如荼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萧淑芳把儿童作为反映社会变化的一个侧面，创造了一系列广为人知的作品，如《雪中嬉戏》（图8）、《少先队员》《公社新添小毛驴》等。其笔下儿童就像她的《林区小学》（图9），朴素生动、亲切真实。不仅在布局上有着大场景的铺排和叙述，巧妙绘制学生们丰富多彩的生活和各种不同的乐趣，而且绘制了大量的向日葵，作为一种象征手法。更为重要的是，它充分体现了萧淑芳出于对水彩绘画的理解高度，以及她所能达到的对色彩的敏感和娴熟的驾驭技巧。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萧淑芳的花，能傲视富贵、不落陈套。她不画牡丹这类传统国画中象征富贵的题材，也不用兰竹这种清高的象征题材，其实她年轻的时候曾经在国画上下过功夫，师从汪慎生、汤定之、陈少鹿、齐白石等先生，但是她后期的个人花卉的成功全部来源于直接写生。

如她的《丁香花》（图10），就充分显示出她纯熟的水彩画技巧和她对绘画对象的激情感悟，成功地表现出细碎的丁香花怒放的整体气氛。画家以她女性特有的敏感和细腻，以点染和留白等多样类如中国画的技法表现了侧逆光中闪烁的斑斓花枝。观其画仿佛能闻到丁香花那醉人的芳香，又仿佛照见她清醇温雅的为人。

邮票素有“国家名片”的美誉，故作品登上邮票（包括带邮资的明信片、信封等）向来为画家看重，都被视作一种荣誉和对作品的肯定。我国历年发行的邮票间断选用了古今多位画坛名家的代表作，几乎构成一部中国绘画史。而其中以夫妻伉俪在生前双双有作品入选且分别不止一次者，唯数吴作人、萧淑芳夫妇。

吴作人画动物特别是画“国宝”熊猫出了名，所以1963年8月5日，第一套我国十大珍稀动物邮票——特59《熊猫》邮票（图11），就选择了他的作品，把熊猫吃玩行立坐躺的有趣姿态完整地再现。1973年1月15日，编号57-62《熊猫》邮票一套6枚，又采用了他的画作。两套《熊猫》邮票在1980年“新中国成立三十年最佳邮票”评选中，还获邮电部特授的“最佳邮票”奖。另两幅动物国画《牧驼图》《齐奋进》，则先后作为原邮电部1980年10月8日发行的J60《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绘画艺术展览纪念》邮票（图12），1989年9月发行的T141《当代美术作品选一》邮票的第3枚压轴作。其笔下的骆驼，粗犷中交织着细腻，展现出顽强勇敢倔强不屈的性格，给人以刚劲之美的享受。

1982年9月29日，萧淑芳则应原邮电部之约，为发行的J84《中日邦交正常化十周年》邮票中的第2枚作画。她以自家庭院和北京天坛栽种的扶桑花为原型，创作了一幅《扶桑图》（图13）。其设计一扫中国邮票原先的呆板程式化，背景如同中国画的装裱高洁典雅。1983年11月15日，原邮电部发行HP3鼠年（1984）贺年邮资明信片一套5枚，背面分请多位画家彩绘花卉图，她又一下献出“扶桑”“鸢尾”两幅，在比邮票略显开阔的明信片“方寸”天地，她尽情挥洒其艺术想象。

而吴作人、萧淑芳夫妇的合作精品，目前所见有1963年的《借花荫》，1978年的《五彩郁金香》，1981年的《如绣锦》，1982年的《友谊常青》，1987年的《南天二月花》等。其中于1961年6月，在国务院办公厅安排下，由时任中共吉林省宣传部部长宋振庭陪同，傅抱石、关山月、吴作人、萧淑芳等多位画家前往东北地区进行近四个月的旅行写生，访长春、吉林、延边、哈尔滨、沈阳、鞍山、抚顺等地。此后吴作人、萧淑芳伉俪又有数次东北之行，如《锦绣和平》即作于东北旅行途中。

执手偕老，终有一别。苏州吴作人纪念馆是吴作人、萧淑芳的作品收藏展示之地，当年两人一起设计规划，遴选捐赠。等到落成之时，吴作人已经先萧淑芳而去。在开馆仪式上，萧淑芳手上有一捧花，在百千人熙熙攘攘的院中，从远处竟然飞来一只蝴蝶，反复盘桓于她手中花束，随后停留而不肯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