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动结式中介语语料的最简移位分析

马志刚 庾小美

[关键词] 对外汉语;动结式;不对称性习得;中心语移位;短语移位

[摘  要] 现有文献对动结式的中介语习得现象已形成语言学研究中基本认可的归纳性事实：“动”和“补”的中介语句法实现呈现出不对称的习得状况。针对汉语动结式提出的功能语类假设理论认为，“动”和“补”基础生成于不同的句法位置，而局域性原则对移位操作的句法限制可以为这种不对称的习得现象提供理论解释：短语移位的中介语习得难度高于中心语移位。未来有关动结式的理论研究和中介语习得研究不仅要关注汉语词的界定、构成及其组合机制的个性特点，而且更应该对词的概念进行跨语言的对比分析。

1. 引言

汉语动结式在语义组合方式、词素排列顺序等方面都具有自身的个性特点，而其母语习得和中介语习得研究中的核心理论问题之一就是动结式作为复合词是否具有可解析性。儿童母语习得过程中，动结式呈现出被整词习得的倾向性（53.8%以上的复合词均被受试以未加解析的方式习得）（徐艳琴、杨小璐，2009：439），而动结式在中介语习得中，其组合成分“动”和“补”却呈现出独立性，而且“动”的可习得程度显著高于“补”。比如陆燕萍（2012：17）针对留学生的实证研究所提供的遗漏补语和遗漏动词的比例分别为92.6%和7.4%。可见，动结式的组成部分之间的中介语习得难度差异非常显著。这一显著的习得差异在鲁健骥（1994）的课堂语料记录中也得到证实，而近期针对动结式的对外汉语教学研究也同样对“补”成分的习得难度加以确认（郝琳，2019：170-173）。据此，无论是课堂收集的语料，还是实证研究诱发的语料，以及母语背景不同的汉语中介语语料均显示，动结式中的“补”习得难度高、遗漏程度高。

鉴于这一中介语现象已经成为可资立论的归纳性语言事实，因此本文基于功能语类理论为该习得现象提出解释并力图指出，动结式等复合词作为独立的句法单位，其语义概念的词汇化表达方式呈现出跨语言差异性，而这理应成为未来语法本体理论研究和中介语习得研究关注的重要维度。

2. 动结式的中介语表现及其理论分析

动结式复合词的组合性、内部构造以及其中组合成分之間的致使性语义关系是语法本体

研究中关注的焦点所在（常娜，2019：20-23）。尽管大多数动结式复合词表达致使义，但其构成成分却基本上都可以独立成句，因此在掌握其复合义的同时又能分解其语义并自由造句成为检验动结式习得程度的主要衡量标准。目前的汉语动结式中介语研究大多以记录二语学习者的语言产出为主要研究手段（鲁健骥，1994;陆燕萍，2012）。尽管也有尝试从理论视角对动结式中介语表现加以解释的研究（Yuan & Zhao，2011：40-42），但也并非以目前在国内习得汉语的留学生的中介语产出作为解释对象。考虑到动结式构成成分可单独使用，而功能语类理论也将其构成成分分别置于不同的句法合并位置（王文斌、吴可，2019：66-69），因此有理由基于该理论对现有的中介语表现加以解释。

2.1 动结式的中介语表现

鲁健骥（1994：49）从四个维度（母语干扰、过度概括、学习策略、教学手段）观察并记录了192项留学生的中介语偏误（汉语初级水平），其中有关汉语动结式结构的中介语行为呈现出的主导性偏误模式为倾向于遗漏语义较为次要的语素，如（1）a所示：

近期，陆燕萍（2012：15-18）对中介语动结式的研究中，通过填词、翻译和多项选择等研究手段发现的大多数样例也是遗漏，如（1）b和（1）c所示。由于“这两类偏误都会导致句子的不完整或语法错误”（陆燕萍，2012：16-17），因此对于此类中介语表现的研究不应该仅仅停留在记录描述阶段，而更有必要依据相关的语言学分析和语言习得理论对其加以系统性研究，从而有助于揭示出汉语中介语发展中可能存在的习得模式及其成因。为便于讨论，本研究中的动结式选取较为广义的V-V组合，包括动结式、动补式（但无涉动趋式）。下文在功能语类的相关陈述中，采用动结式的称谓，以与大多数文献保持一致。

2.2 基于功能语类的分析

基于功能语类的分析（熊仲儒、刘丽萍，2006：120-125），汉语动结式的生成是基于VP经由达成范畴（Bec P）和致使范畴（Caus P）这两个功能范畴的中心语扩展而成的。比如，典型双论元动结式就是动词短语先由Bec P扩展进而被Caus P扩展。据此，“小王看懂了图纸”和“黛玉哭湿了手帕”的基础结构如（2）a和（2）b所示（下文依据功能语类分析句子内部结构时均省略了中间投射Bec和Caus等，以便更明晰简洁地呈现句子的内部构造）：

依据功能语类的分析，（2）a中的“懂”和“看”经历融合过程成为复合词“看懂”后移动到Bec中心语位置，然后再移动到Caus的中心语位置就生成了“小王看懂了图纸”。同理，补语谓词“湿”和主动词“哭”融合形成“哭湿”后一起经历中心语移位，先后进入Bec和Caus这两个功能范畴后就生成“黛玉哭湿了手帕”。显然，功能范畴假设中移位的前提是位于中心语位置的“动”和位于标示语位置的“结”之间的相互融合。据此推理，陆燕萍（2012： 17-19）所记录的中介语语言事实，即（1）b和（1）c产生的可能原因是二语学习者并没有执行中心语和标示语之间的融合，而是“忽略”了其中之一，然后分别对其中的“动”或“结”单独执行移位。如（3）所示：

依据功能语类的分析，二语学习者对（3）a的中心语动词“看”单独执行中心语移位后生成“我看他去商店买东西”，而对（3）b中标示语位置上的“完”单独执行移位后生成“他完工作然后回家”。在这两种情况下，二语学习者都没有执行融合操作，而且分别遗漏了动结式中的补语成分“见”和主动词“做”。依据陆燕萍（2012：16）对动结式中介语表现的记录，遗漏补语的中介语偏误占偏误总数的92.6%，遗漏动词的偏误仅占总数的7.4%。

显然，需要解释的问题就是动结式的中介语习得中，“动”和“補”的遗漏程度为何存在显著的不平衡现象。考虑到功能语类分析把主动词和补语分别处理为动词投射的中心语和标示语，因此如下先说明生成句法学中相关概念的定义及其移位的句法限制，然后据此为上述中介语不平衡现象提出理论解释（即性质不同的移位在中介语语法中具有不同习得难度，而融合程度的高低则会因学习者母语中构词的类型学特征差异而不同）。

3. 标示语、中心语、补语及其移位的局域性

现代句法学研究以回答语言研究中的柏拉图问题为其宗旨，其中蕴含的共性观是：人类语言的结构组织方式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原则），而各种具体语言表面上的差异性源于其词项所引发的变异性（参数）（Chomsky，1981）。而组织方式方面的共性则集中体现在基于中心语投射而成的X阶标理论，如下对此予以简述。

3.1 X阶标理论

自Chomksy（1986）以来，X阶标理论被扩充延伸到各个语言单位。根据扩充的X阶标理论，各级各类短语结构都符合X阶标层级，都呈现出具有单一中心的向心结构模式。X0本身是个变数，它可以是名、动、形、介等词汇项目，也可以是标示句子类型的标句词C0和作为句子中心的I0等功能项（后者在最简方案中改为T0）。如下（4）为标示语-中心语-补语结构（specifier-head-complement）的典型例证：

（4）中两例分别是中心语分别为动词和介词的X阶标结构，其中（4）a是以名词短语为标示语，而（4）b是以副词短语为标示语，但二者都是以名词短语为补语。在生成句法学中，副词短语和名词短语都被视为最大投射单位，而动词、介词以及其他语类均被视为最小投射单位（maximal vs. minimal projection）。由于这两类句法单位具有不同的短语地位，因而其移位过程和性质也不同。

3.2 局域性原则与标示语、中心语和补语的移位

Chomsky（1995）主张，句法结构中的副词等附加语成分一经合并后并不参与移位，因此可以作为参照来显示其他成分是否发生移位;而动词类中心语与名词类短语参与两种性质不同的移位：中心语移位和短语移位（主语移位和补语移位），或称最小投射移位和最大投射移位。两种移位触发机制方面的区别在于：中心语移位必须由成分统制移位成分的中心语引发，这一点类似于wh移位必须由成分统制移位成分的wh成分引发;而短语移位的发生要么是为获取格位要么是为占据辖域位置，但各种移位原则上都必须遵循局域性（Locality）原则。

局域性原则在原则和参数时期体现为领属原则（移位成分不允许一次跨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节点（Chomsky，1986）和相对极简性限制条件（RMC）（Rizzi，1990：7）（触发句法单位移位的成分必须是距离该句法单位最近的同类极简性成分），而在最简方案中则体现为语段不可穿透性条件：移位的连续循环性必须借助于每个语段的边缘地带（Chomsky，2021）。但需要说明的是，不论是领属原则、相对极性限制还是语段不可穿透性条件，这些表述主要都是针对主语或补语成分的短语移位而言的，而中心语移位实质上会受到更为严格的局域性限制——临近性条件（Adjacency Condition）。该条件可以从本质上把表面上相似的短语移位和中心语移位区别开来，毕竟在近期的最简陈述中，Chomsky（2011：13-15）强调普遍语法实质上更应该简约为纯粹的合并机制并指出中心语移位并非一种句法操作，而是隶属于语音部分的形态操作。

事实上，Chomsky（1995：190-191）早就通过延展性条件指出过二者的区别：句法移位理应对句子主干加以延展，而中心语移位并不能延展句子主干，因此中心语移位不是句法操作。比如，What do you have？的推导过程中所涉及到的短语移位和中心语移位如（5）所示（F表示中心语位置上的空成分）：

（5）a是移位操作实施之前的句子主干，其中位于T和V的中心语，以及位于动词后补语位置上的名词短语均尚未发生移位;（5）b中的箭头显示出中心语移位：have执行V-v移位;Af执行T-C移位。依据Chomsky（2011：363）提出的中心语移位原则：如果XP是H的补语，那么中心语移位就是把XP的中心语X拷贝到H，二者在形态上形成H+X的组合。据此，（5）b中的两次中心语移位后形成的组合为：Af+F和have+F，前者的语音拼读在英语中需要借助于虚指助动词do才能得以实现。对于v和C位置上的F成分，Chomsky（2021）指出，功能语类的中心语必须以其可解读的语义特征作为实现投射的语义基础，从而便于其在概念意愿系统中得到语义表征。据此，v位置上的F属于轻动词的隐性语素，而C位置上的F属于表达句子语力（Force）的标句词的隐性语素，二者均类似于T位置上的词缀Af。显然，（5）c所显示的补语移位与（5）b所显示的中心语移位具有本质不同：其中动词补语what的移位遵循语段不可穿透性限制（PIC）：经历vP语段和CP语段的边缘位置产生了连续循环的语链，而且可以跨越其他功能语类的最大投射。这种移位本质上隶属一种非论元移位。

再来看（5）d所显示的标示语移位，其中由语段中心语v所引入的动词外论元YOU从spec-vP移动到spec-TP，其触发动因是为获取格位，而移位所引发的形态变化的标记就是本来不具有格位的YOU移位后获得主格赋值（即拼读为具有主格形式的you）。经历上述三种性质的移位后生成的句子如（5）e所示（无显性拼读的成分均被删略）。需要指出的是，就（5）b而言，作为语音部门的形态操作，其中的中心语移位必须满足临近性限制：即中心语只能移位到成分统制它的最近的中心语位置。可见，在兑现局域性原则方面，中心语移位比标示语和补语移位都更为严格。如下结合前文有关中介语动结式的描述，对性质不同的移位操作在中介语语法中的习得难度加以分析。

4. 移位性质的差异对中介语习得难度的影响

在研究約束原则的中介语可及性时曾经被普遍认可的观点是，如果中介语语法受制于普遍语法原则的制约，那么各种限制母语语法的移位操作也同样应该适用于中介语语法。在这一点上，Yuan & Zhao（2011：65-68）的实证研究可以作为支持性的实证基础。同时，Chomsky（2021）指出，移位或移置性（displacement）是自然语言生成句法结构的最为基础性的操作，而如果我们采纳中介语具有自然语言属性的观点，那么从移位性质的不同来探究汉语动结式中“动”和“补”的习得难度差异是具有语言学理论依据的研究视角。据此，汉语中介语语法中，无论是标示语、中心语还是补语，其移位也都理应满足局域性原则。不过，由于三类移位兑现局域性原则的方式并不完全相同，因此三种移位在中介语语法中可能会引发不同的习得难度，毕竟依据经济原则，移位越近越少才有助于更快更好地习得相关的语法项目。考虑到前文有关现有动结式的中介语表现呈现出补语遗漏显著高于动词遗漏的趋势（鲁健骥，1994;陆燕萍，2012），因此完全有理由假设：动结式的中介语发展过程中，引发主动词和补语习得不平衡的深层机制很有可能是二者移位的性质和方式不同。

基于前述的句法移位限制，在移位过程中，标示语只能途经最近的标示语位置，中心语只能途经最近的中心语位置，而补语移位通常需要借助于语段的边缘位置形成非论元移位。二语研究中的普遍性观点是，受普遍语法控制的中介语发展绝不仅仅是通过输入和归纳（以出现频率、类推与教学为基础的统计性习得）就能形成抽象语法表征的，形成移位表征的关键在于移位成分是否是以普遍语法允准的移位方式进行的。据此，动结式在中介语发展中的不平衡性也完全可以归因于“动”和“补”在移位性质方面的差异：“动”的遗漏程度低的原因是其移位畅通无阻，因为移位途径中的每个中心语位置都是空位，而“补”的遗漏程度高的原因是其移位途中的标示语位置都被已有的论元所占据。如下（6）中对标示语和中心语移位的图示可以解释动结式的组成构件在中介语发展过程中因何会呈现出不平衡的习得状态（陆燕萍，2012：16）：

基于功能语类的分析，动结式的主动词都基础生成在中心语V的位置，而标示语位置上合并的是补语成分。而（6）显示，中心语“看”经历连续循环移位后可以生成“我看他去商店买东西”（如句子下方的箭头所示），而“见”不能移位的原因在于成分统制它的最近的标示语位置并没有空置，而是被“他”所占据，因此不能进行标示语移位（如句子上方的箭头所示）。可见，动结式中的补语成分被二语学习者所遗漏的原因之一可能就是其可移入的位置并非空置，因此阻碍了补语成分的移位。同时，补语通常在动结式的语义组合中属于较为次要的成分，而这就更容易误导二语学习者只关注动结式中的主动词。可见，从结构和语义两方面，补语成分在中介语语法中的习得状况都未得到具有充分理据的解释。如下，以鲁健骥（1994：49）所记录的动结式的中介语表现（7）为例对此作进一步说明。

依据功能语类的分析，居于V的中心语位置上的“记”和标示语位置上的“住”在经历词汇融合后才能形成动结式复合词，但由于动词“记”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表达“记住”的语义，因此二语学习者很有可能把“记”和“记住”视为具有同等语义的对等词。事实上，类似于（7） b这样的句子在汉语母语语法中也并非完全不合法，因此此类合法性不明确的二语输入极易使得母语为印欧语的汉语学习者分不清汉语中词和字这两个概念之间细微的异同，从而阻碍了他们将二者融合为复合词。再者，从结构上看，位于标示语位置上的“住”由于缺乏空置的移入位置，因此采用（7） b类句式来表达（7）a类句式自然就成为他们习得汉语动结式的学习策略之一。

就短语和中心语移位的性质差异而言，Chomsky（1995：30）曾指出，“短语类最大投射移位会对语义解读产生实质性的、系统性的影响，而核心屈折系统中的中心语提升所产生的语义影响甚微甚至不存在”。这种情形在莎士比亚时期的英语中更为明显（转引自 Radford，2009：101-103），如（8）所示：（8） a中不具有动词中心语移位，而（8） b中的动词执行了V-T的中心语移位，但二者的语义解读并无差别。

Chomsky（1995）的推理依据是，狭义句法阶段的移位操作通常具有语义效应。比如，话题化、焦点化都是前置XP式的移位，二者都可以为移位成分添置新的语义蕴涵，而中心语移位不会添置新的语义内容，但却会导致中心语成分的形态复杂化，因此理应属于X移位。因此，XP移位是句法移位，而X移位则是语音式操作。据此，（6）所示的两种移位中，句上移位理应为句子增添完结性语义而句下移位则无关句子解读。可见中介语语法中，二语学习者的确执行了中心语移位，但由于结构上无空位和语义添置两方面的原因忽略了短语移位。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汉语动结式复合词中的语义中心有时也可能在“补语”成分上。比如，陆燕萍（2012：16）所记录的另外一个中介语实例“他完工作然后回家”中，理应采用的动结式复合词“做完”就是如此，如（9）所示：

在（9）中，位于标示语位置上的“完”也不能移位（如句子上方的箭头所示），但二语学习者因何可以产出“他完工作然后回家”这样的句子呢？我们初步认为，汉语动结式的语义组合中并非都是动词占主要位置、补语居于次要位置，关键的问题在于词、字的区分及其对句法的影响：如果动结式为复合词中心语，则“做完”可以以整体中心语的方式移位，但母语为印欧语的汉语学习者在面临动结式复合词的选择和使用时，更倾向于将组合成复合词的语素成分都视为独立的词而非单个的字，因此极有可能先从语义角度确定其所要表达的内容中“动”和“补”哪个更重要，然后将其视为中心语。由于缺乏汉语母语者所具有的字和词的概念差别，二语学习者有可能把“补”成分视为中心语，同时中心语移位并不添置新的语义蕴涵，而且在句法结构中不具有阻碍成分，可以执行连续循环的中心语移位，因此他们可以产出类似于（9） “他完工作然后回家”这样的中介语实例。另外，该假设可以从英语中执行中心语移位的助动词和完成义语素（-ed）得到进一步的支持，因为这两类成分是表达完成体或过去时所采用的词汇或语素成分，但二者均执行中心语移位，这也有可能引发二语（至少是母语为英语的汉语学习者）者将“V完”类中的补语成分视为中心语成分。当然，该理论分析还有待实证研究进一步予以证实。总之，造成动结式在中介语语法中呈现不平衡的习得结果的原因很有可能就是中心语和短语移位性质的差别（马志刚，2014a：54-56）。

5. 研究的启示

原则与参数理论把诸多移位现象均统一于Move-а操作，但最简句法认为，中心语移位在狭义句法的推导过程中并不具有概念必要性：T-C移位、V-T移位、V-T-C移位等理应都与最大投射XP移位发生于不同的阶段（Chomsky， 1995; 2008）。比如：[CPWhat [Care] [TP you[T are ] [VP drinking what]]]？中的中心语移位和最大投射移位分别是在语音部分（PF）和狭义句法（NS）中执行的。构拟这种操作机制的实证理据和理论意义并非本文探讨的内容，但显而易见的是，这种最简机制不仅具有理论语言学价值，而且还对文献中归纳出的中介语事实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中心语移位在中介语语法中比短语移位更容易实现。

就功能范畴理论本身而言，尽管它能为一些汉语句式中的诸多成分提供恰当的结构位置，但它并没有对标示语和中心语如何进行融合提出明晰的操作机制和理论依据，而本文仅仅限于据此分析相关文献中的中介语事实，因此对功能范畴假设本身的立论及其跨语言的解释力不作深入探討。一种较为普遍的观点认为，动结式中的“动”、“补”并非是通过句法结构中的移位形成的，而是通过词汇融合形成的。不过，融合后的复合词却直接占据在V的中心语位置。这种观点实际上认为融合形成的复合中心语具有V-V组合，但却不能说明二者独自与补语论元和标示语论元之间的题元关系，也不能说明汉语动结式中致使义的句法表现，更不能解释汉语动结式的中介语不平衡性表现。功能语类的分析认为，动结式的两个组成部分分别位于中心语和标示语位置，因此二者理应是在句法结构的生成过程中实现融合的，但问题是融合机制历来被视为是词库内的一种构词操作，是和具体语言中组词的个性特征密切相关的形态问题，而非句法问题（马志刚 2014b）。况且，如果考虑到动结式的中介语表现，那么理应回答的问题是：母语语法是如何实现这种无意识的词素融合的，其操作机制是发生在狭义句法阶段还是形态语音部门，而中介语语法却为何并不采用类似的内在融合机制。

6. 结语

Chomsky（2013：11）指出，目前已有充分的证据说明，句法表达式的最简模型中，狭义句法机制所允准的变异非常有限（甚至不允许有任何变异），而（语言间的）参数变异仅限于词库（甚至仅限于其中的功能成分）。就本文对动结式的中介语习得事实而言，除了句法移位性质这一操作之外，母语为印欧语的汉语学习者在更深层面上遇到的习得问题可能是他们缺乏对汉语字和词的概念区分，特别是他们对汉语中词素、字、词、复合词以及独字成词等概念的认识非常有限，而这可能和汉语中的词类划分以及组词机制等类型学问题密切相关。另外，就理论维度而言，动结式复合词到底是在词库中形成的还是在句法上形成的则是未来相关的中介语研究理应关注的核心课题，而功能范畴理论本身还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词素融合问题及其对句法生成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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