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岩村上空的密码战

金志宇

1943年2月6日，苏联情报人员鲍尔沙科夫从重庆发给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季米特洛夫一份电报，其中写道：“季米特洛夫同志：我们从重庆得到消息，中国中央政府情报机关头子戴笠掌握了中共和第十八集团军在重庆代表的电台工作暗号、密码和发报时间……所有中共电台的位置均已被戴笠的机关查到了，电报被截获和破译”。

这份电报，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抗战期间国共双方围绕红岩村展开的激烈密码战。

敌人在倾听

红岩村，又名红岩嘴，是抗战期间中共中央南方局和第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所在地，位于重庆市渝中区化龙桥附近的大有农场内。1939年5月，由于原驻地被日机炸毁，第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通称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由重庆市内迁移至此，南方局的无线电台也搬到这里，并以办事处的名义取得了合法手续。此时，正值国民党方面出台《防制异党活动办法》，频频制造反共摩擦之际，军统特务机关密切监视红岩村的八路军办事处，不断试图窥探情报。

军统方面处心积虑想要破译南方局的密码电报。据当年负责机要通信工作的南方局秘书处处长童小鹏回忆，当时电台面临的威胁很严重。先是重庆警察局出面，要求办事处人员报户口，并填具有本人照片的身份证。童小鹏他们从容应对，只以机要人员身份报了少数几个人，其他机要人员均使用家属等名义。

戴笠还在重庆卫戍司令部稽查处设置了特务系统的首个电讯监察科，负责侦听重庆地区的无线电台活动，重点关注、监视八路军办事处的电台工作情况，每个月都要来现场检查，核对机器型号、呼号、波长等，每次也都是童小鹏出面接待，安排人把电台从三楼搬下来让特务们看。同时，在三楼另设立一部小型电台，在公开电台的掩护下进行核心机密的通信。敌特机关也想从办事处机要人员处下手，却始终没有机会，因为有关人员接受了严格的保密教育，外出都至少两人同行，绝不给特务机关任何密捕或策反的可能。

为破译八路军办事处的密码电报，国民党特务在红岩村的国民参政会楼内架设了侦收台，抄收密电码，并成立了专门的破译机构。据当时重庆卫戍司令部稽查处党政组组长易啸夫回忆：“对第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电台的来往电报，每天都要抄收一大沓，送到军委会技术研究室去研译，硬是译不出来。”

但是在戴笠聘请的美国破译专家雅德利的指导下，军统的密码破译技术进步迅速。据当时从事破译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密码工作的军统人员张成信回忆，“中共重庆延安间，使用的词汇加减法”，曾使用过的密钥有“敌机狂炸曾家岩”“密的乌云布满天空”“半夜吃黄瓜不知头尾”“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等，“这类密码有其周期性、固定性，容易分析密钥的破绽”，因而破译了不少使用这类密钥的电报。戴笠欣喜若狂，对这些破译人员给予优厚奖励，发给藏青色毛哔叽中山服、皮鞋，还从美国搞来“维他命丸”给他们滋补服用。

殊不知，这些让戴笠视若珍宝的情报，实际上是南方局机要人员主动抛出来的诱饵。原来，为保护核心密码的安全，对国民党方面破译活动保持警惕的机要人员采取了真假结合，以假报（乱写的码子）掩护真报、以外围（战报）掩护核心的办法，即故意使用一些简单的密码来拍发战报等一般性消息，吸引特务机关集中力量来破译，以保证通报机密事项使用的高级密码的安全。张成信也承认，军统能够破译的只是“当时中共驻重庆办事处，向延安中共中央报道重庆进步报纸（如《大公报》《救国日报》）的社论或社会新闻”。

童小鹏回忆说：“国民党的破译机关，虽然把我们的电码都抄收下来，并且请了许多破译专家、‘数学专家进行破译，但根据各方面的可靠消息，这期间我们的密码除了准备让他们破译的战报密码外，核心密码没有被破开过。”在本文开头，苏联情报人员鲍尔沙科夫在电报中所述的中共密码电报被戴笠的特务人员破译，就属这种情况。

打入军统电信总台

1939年2月，原任中央军委二局局长的曾希圣由延安来到重庆，被安排在南方局军事组工作。曾希圣是著名的情报工作专家，是红军时期无线电密码破译工作的开创者之一，也是负责密码破译的军委二局的首任局长，在对敌无线电侦察方面拥有十分丰富的经验。随着曾希圣的到来，八路军办事处也开辟了对敌特机关的特殊情报工作。

当年夏天，在军统局电信总台（时称电讯总台）工作的张蔚林突然来到重庆城内的周公馆，请求面见周恩来。当得知周恩来不在时，他又提出见叶剑英。因其是从军统局贸然来访，叶剑英也不便接见，于是就由曾希圣出面见了他。张蔚林在介绍了自己的履历后，提出参加革命的要求。曾希圣没有轻易答应张蔚林的请求，而是向张蔚林解释说在重庆在延安都是抗日，留在军统也一样可以为国效力。

没几天，张蔚林又拉着军统电信总台报务主任冯传庆一起来了，曾希圣与同在南方局军事组工作的雷英夫接待了他们。有了第一次接触的基础，曾希圣就试探着询问了一些军统局及其电信总台的情况，张、冯二人均如实相告。曾希圣布置他们搜集军统局的情报，他们也完成了任务，并提供了许多我方还不掌握的情况。经过考验，南方局军事组决定吸收他们入党，并由叶剑英和曾希圣作为介绍人，在雷英夫的房间里为他们举行了入党宣誓仪式。

此后，曾希圣安排从延安来渝的张露萍与张蔚林等组成一个特别支部，在军统电信总台又发展了几名秘密党员。当时军统的报务工作和译电工作是分开的，冯传庆等电台报务人员并不直接掌握军统的电信密码，但他们想方设法积极工作，除了把军统电信总台的呼号、波长及通信联络网的情况报告南方局外，还提供了部分密码的情报，从而打破了特务机关的森严壁垒，从敌人心脏里获取了机密情报。

1940年3月，張蔚林等人不慎暴露，被军统局抓获，后被特务机关杀害。军统局负责电信业务的第四处处长魏大铭回忆说：“因为军统的密码好，共产党的破密技术水准要比日本军部差，所以共产党驻渝代表周恩来，虽然沟通军统局重庆总台领班冯传庆，窃取某一机的通信时间表，意在侦抄军统局电报，但亦绝不可能破译的。这虽是周恩来的厉害的一着棋，可是军统局坚强，终于攻不进来。”其实，张蔚林他们与周恩来毫无关系，因为周恩来在1939年6月即返回延安，后于8月前往苏联治伤，1940年2月底从苏联回国，5月31日才返回重庆，那时张蔚林案已被军统局破获了。

魏大铭更不知道的是，当时在延安的中央军委二局破译专家王永浚，已于1939年夏天破解了军统最新的密本加表高级密码，还因此获得了毛泽东亲笔题词“在奋斗面前没有什么困难”的笔记本，魏大铭自诩“坚强”的军统局密码在军委二局面前已无密可保。

斗争更加尖锐复杂

周恩来返回重庆时，从延安一并带来了李冠华等9名电台人员，进一步充实了八路军办事处的电信机要工作。当时环境条件险恶，斗争更加尖锐复杂，对电台机要人员要求必须更加严格。在三楼的电台工作人员一般不下楼，连吃饭、喝水都是由勤务员端上去。楼下的人一般也不能上三楼。电台是24小时工作，电台机要人员也是三班倒。电台机要人员的宿舍就安排在三楼，大一点的房间住3人，小一点的房间住2人。为了保密，很多电台机要人员在办事处工作期间没有出过门。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蒋介石竟诬称新四军“叛变”，宣布取消其番号。周恩来连夜召集南方局和办事处工作人员开会，介绍了当下的形势，指出敌人可能会突然袭击办事处，目的就是要搞到密码等党的机密。为此，周恩来布置童小鹏等研究制定了对策，将一些重要档案用密电发往延安，发完后全部焚毁;必须保存的密码写在薄纸上，随时准备销毁;在三楼安装了火炉，用于必要时焚烧密码。同时，为防止办事处电台被敌人关闭，另安排李冠华等电台机要人员在重庆郊区等地设立了备用电台。迫于国内外压力，国民党方面没能采取更极端的反共措施。

1943年，蒋介石趁共产国际解散之机，发动抗战中的第三次反共高潮。9月，軍政部部长何应钦发布命令，要求八路军办事处封闭电台，对外无线电联络通过军政部电台进行。中共方面几经交涉，国民党方面坚不松口，电台遂被封闭。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驻华记者爱金生获悉后，即撰写一稿拟发回国内发表。但因当时实行战时新闻管制，这篇报道由国民党方面先行审查。何应钦亲自出面向爱金生当面解释，说封闭各军驻渝办事处自设的电台，是为了防止泄密，并非针对第十八集团军。1944年4月，军政部进一步提出检查密码本的要求，被八路军办事处坚决拒绝。经董必武亲自出面交涉，何应钦最终答应“暂缓检查”。

为应付国民党方面的种种刁难，办事处方面将不重要的报纸摘要和事务性的电报用较简单的密码译好，交军政部电台发出，准备让国民党特务机关破译，同时也故意编造一些没有内容的所谓电文交军政部电台发。特务机关把容易破译的电报译出后作为成绩向上请功，对那些本就没有内容的“无字天书”也耗费了很多无谓的功夫。

在国民党方面的种种限制之下，八路军办事处秘密使用一部功率仅有5瓦的小电台，保证了对外的通信联络。直到1945年重庆谈判期间，这部小电台仍旧发挥着重要作用，而国民党特务机关始终也没能破译其核心密码。（题图为位于红岩村的第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旧址） （责任编辑：林晓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