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金耀河东

2021-09-22 02:12丁雨
小品文选刊·印象大同 2021年9期
关键词:河东晋国青铜器

丁雨

“山西出祖宗”

河东,泛指山西,原本主要指山西西南部。其地处黄河东岸,故有“河东”之名。名字听起来平平无奇,但这块地方着实了得。传说中尧、舜、禹的都城,都是在晋西南,所以李零先生曾诙谐地写道,“山东出圣人,山西出祖宗。有人说,山西有两大优势,一是挖煤,二是寻根”。

尧舜未必是信史,夏代总有人半信半疑,但考古学者顺着传说的线索到晋西南去,确实找到了非常辉煌的史前文化遗存,比如陶寺遗址。实物和传说的对照需要详加论证,但这些考古发现至少表明,晋西南是宜人之地,且人们在这里创造了高度的文明。

商人源自东方,河东之地距其核心统治区略显偏远。但考古工作者在晋西南发现了垣曲、东下冯两座始建于二里岗下层文化时期的商城,表明商人很早便开始在这片地方布局。除城址之外,河东之地还出土了明显带有商人风格的青铜重器。相较于一般青铜器,大型青铜器的铸造更加费物费力,它们的出土,更佐证了商人对此地的重视。通常认为,商人之所以看重河东之地,可能是出于两个考虑。

首先,河东为夏王朝故地,商人继夏人而起,为防止夏人反扑,重点布局防范控制,理所应当;其次,河东有两项重要资源,让商人欲罢不能——盐与铜矿。运城夏縣以西有大型盐池,而晋西南的东南边界中条山地区富藏铜矿。近年来,中国国家博物馆、山西考古研究院等单位在中条山北麓发现的西吴壁遗址,正是一处冶铜遗址,由此证实了中条山一带在商代青铜器生产中的重要价值。

商晚期之后,河东地区的形势变得复杂起来。从考古发现来看,晚商遗址的数量相较于早商遗址大幅下滑,这表明,商人对这一地区或许正在渐渐失控。正因如此,酒务头墓地的发现令人兴趣盎然。这处墓地属于晚商时期,其墓葬形制及出土的青铜器组合与商文明高度一致,且等级颇高。据铜器铭文,这处墓地可能属于“匿”族。“匿”族不见于史载,其真实身份成谜,但其与商文明的密切关联,为我们追索商代晚期商王的纵横捭阖开辟了新的空间。

叔虞的任务

武王伐纣,西周分封。晋国是西周的封国,其出现和一个著名的故事有关,即“桐叶封弟”。按照《史记》的版本,说是周武王的儿子周成王即位的时候年纪尚小,有一天和弟弟叔虞玩耍,随手把一片桐叶剪成了玉圭的形状,说拿这个封你。史官说,请您选一天封叔虞吧。成王想赖账,我就是说说而已嘛。史官教育成王,天子无戏言,于是成王就把唐封给了叔虞。

在《吕氏春秋》的版本里,教育成王的角色不是史官而是周公。这个故事“鸡汤味”很重,同时又有点不合情理,却也会被司马迁选用,或许说明历史的书写者多少还是有点“资治”的奢望,想通过讲故事的方法给帝王上课。成王自己尚因年幼而由周公摄政,周公(或者史官)怎么放心分封比成王还小的叔虞去充任一方诸侯?这么做,成王倒是无戏言了,周公可当真是拿祖宗基业当儿戏了。

西周建立,看似天下归心,实则情形复杂。西周大封诸侯,固然有论功行赏的意味,但更重要的是稳定局势。因此,如何分封,着实需要精心布局。司马迁在讲述“桐叶封弟”的故事前说了一句话,道出了分封叔虞的背景,“武王崩,成王立,唐有乱。周公诛灭唐”。灭唐之后如何管理,是摆在周公面前的大问题。

唐国具体在哪里,历代多有争论,大体当在河东之地。周人的大本营在今陕西关中平原一带,这个地方对于统治天下来说太偏西了。正因如此,周武王、周公、周成王不惜血本营建成周洛阳,就是想在东方建立重要据点,加强对东方的统治。就地理位置而言,河东地带位于关中平原和洛阳的正中,是两都沟通的腰脊之地。周人想要两都并行,对天下实施有效统治,非保障河东地区的安全稳定不可。

因此,在河东地区,一定要安插亲近得力、值得信任的人去经营。成王的弟弟,当然是最好的人选。

晋国的春秋霸业会给我们一个错觉:叔虞当初获封的是一大块地盘。但其实,晋国初获册封时,地盘不过是“方百里”,其封国的都城应是今天的天马-曲村遗址一带。而如今通过综合分析文献和考古材料可知,同在晋西南地区的封国应当还有二三十个。这些国家确实不大,方七八十里、方三五十里的都有,但数量众多,关系复杂。虽然都属西周封国,但其对西周王朝的忠诚度如何,却很不好说。

西周分封的诸侯,固然有王室亲族、建国功臣,也有殷商遗民和其他地方势力。分封制的弊端在于,封国都有一定的独立性,造反相对容易。而殷商遗民和与周人亲缘关系较远的地方势力,当然是最不稳定的。为了防患于未然,分封的安排很有讲究,殷商遗民的封国周边安插几个姬姓王族封国以做监视,是常见的做法。叔虞获封,大概便肩负这样经略一方的任务。

同一地域几十个其他国家,只是晋国初立时“国际形势”的一个方面。叔虞之封,《左传》记录有这样几句话,“分唐叔以……怀姓九宗,职官五正……启以夏政,疆以戎索”。这句话学界有不同的理解,但“启以夏政,疆以戎索”这两句话中的关键词“夏”和“戎”,暗示了叔虞面对的情况。河东地区是夏王朝的故地,叔虞所统治的人群中,可能仍有夏人的后裔,而“戎”则表明,叔虞要打交道的人群里,还包括这戎狄。实际上,晋国周边,各种各样的戎狄很多。即便是晋国内部,封给叔虞的“怀姓九宗”,可能也是狄人。

晋南地区的两处重量级发现——山西绛县衡水倗氏墓地、山西翼城大河口霸氏墓地,墓葬形制与姬姓贵族不太一样,可见非周人之族类。其墓主族群均不见于史载,从青铜器金文推断“倗氏”“霸氏”很可能均属晋国附庸“怀姓九宗”。外有一众小国、戎狄,内部人群结构复杂,在复杂的国内外局势面前,不知叔虞是否会感到头痛?

小国内斗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晋国只是河东诸多小国中稍大的一个。它成长为大国的转折点在于春秋早期的晋献公时期。晋献公扩军拓土,“并国十七,服国三十八”。这位“灭国狂人”,最著名的一战可能是“假道伐虢”。晋献公的儿子重耳踩在他的肩膀上成为春秋一代霸主。这些故事脍炙人口,不必赘述。但是君位传承来讲,晋献公-晋文公这一支的国君之位本身并不算名正言顺,是之前他们的父辈、祖辈内斗抢来的。

2005-2006年,考古工作者在曲沃县史村镇羊舌村发现了一处春秋早期的晋国墓地,其中最大的一号墓已经被盗,由于文物信息不全,故而墓主人的身份有些爭议,或认为是晋文侯,或认为是晋昭侯,或认为是曲沃桓叔。这几位人物,都是晋国君位易主过程中的重要角色。晋昭侯的父亲晋文侯是护送平王东迁的诸侯之一。晋昭侯将自己的叔叔成师——也就是晋文侯的弟弟——封在了曲沃,号称桓叔。

按照史料提供的线索,晋昭侯这个分封,堪称谜之操作:一来,桓叔比晋昭侯大,政治经验丰富,擅长笼络人心,二来曲沃比自己的都城翼还大,等于是拱手送叔叔一个更雄厚的根据地。为什么要纵虎归山呢?如今不得而知。但自此,晋国开始了翼与曲沃的大宗小宗之争。至曲沃桓叔的孙子曲沃武公,曲沃势力终于击败晋国正宗嫡系,取而代之,称晋武公。晋武公正是晋献公的父亲,晋文公重耳的祖父。晋国小宗大宗之争,所反映的可能正是两周嬗代之际的时代变局,而从斗争中走出来的曲沃一支,则将晋国推向了空前的强大。

晋国局势虽早早大变,但青铜器的风格变化却未与之同步。这或许是因为,春秋时期,周天子虽地位下降,但仍有名义上的号召力,因此强国的策略通常都是挟天子以令诸侯,登上霸主之位之前要让天子承认自己,这个过场终究还是要走的。可能是受此情势影响,春秋早中期,大多数诸侯国的青铜器仍保持着西周风格。至春秋晚期,周室日衰,诸侯国对抗兼并日趋激烈,各国青铜器这才摆脱了原有的束缚,绽放出自身的想象力来,由此地方差异日益明显。晋国青铜器也不例外,大体也是在这一浪潮下形成了自己的风格。

晋国的故事至战国似乎戛然而止。三家分晋,列国中不再有晋的名号,但晋文化的脉络仍然在赵魏韩的身上延续。无论是旁人还是赵魏韩自己,都认可其身上晋国传统。比如魏国,就很喜欢以晋国自称,显然是自命为晋国的正宗传人。如以结果论,秦国终究还是统一了六国,赵魏韩到底还是被灭了,晋国最终还是消逝了。

真的是这样吗?

历史书写总是属于胜利者的,但并不代表失败者了无痕迹。李斯著名的《谏逐客书》表明,秦国之盛在于海纳各国人才,而各国人才对秦国的改造灵感,则是来自于天下各方。细究秦国壮大的历史,几位关键人物和三晋脱不了干系。比如商鞅,虽祖籍卫国,但其变法思想却是成型于魏国,来源于魏国初期的李悝。商鞅变法,秦国始强,这情形很像是三晋的人才及理论储备,遇到了能够执行实践理论的秦国,两相结合,方才为强国奠基。

后来三晋又为秦国提供了张仪、范雎等人才,让秦国进一步扩大版图。若说这些三晋人才,在建设秦国的过程上,没有带上点三晋的色彩,恐怕也并不符合实际。李斯的老师荀子是赵国人,而法家最著名的代表人物韩非,是韩国人。三晋酝酿的思想内核,终究成为秦国一统天下的利器。从这个角度来看,晋国虽早亡,但其魂魄或许一直都在。

“吉金耀河东”展汇聚了大量最新的重量级发现,如此全面的晋系文物精品集体亮相,或许尚属首次。沉浸在这用青铜器编织的晋国史中,看到的是物质史料展现出的现场感和复杂感。在我们熟悉的晋国故事里,晋国似乎是河东土地上唯一的主角。但考古挖到的现实,让我们带着晋国的视角一起回到了最初受封创业之际面对的复杂情景:封国林立,艰苦图存。

时光穿行,迷雾与遗憾常在,但历史的朦胧之美或许也在乎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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