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和产业升级对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吴慧 上官绪明

摘 要：新發展理念下，促进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化解我国经济发展不充分和不平衡的战略选择。为助力破解发展经济与治理环境的困惑、为留住“绿水青山”和创造“金山银山”提供新的思路，基于空间杜宾模型及工具变量法，依据黄河流域58个地级以上城市2007—2018年的环境及经济等相关数据，系统考察了环境规制、产业升级对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和产业升级对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均有显著提升作用，环境规制存在显著的负向空间溢出效应，产业升级的空间溢出效应不显著，同时，环境规制和产业升级在促进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存在协同效应。不同时期的异质性检验表明，党的十八大以来环境规制和产业升级对提升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效果越来越显著，产业升级呈现出显著的空间互动效应。

关键词：环境规制;产业升级;经济高质量发展;空间杜宾模型;黄河流域

中图分类号：F127;TV882.1

文献标志码：A

doi：10.3969/j.issn.1000-1379.2021.09.003

引用格式：吴慧，上官绪明.环境规制和产业升级对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J].人民黄河，2021，43（9）：14-19.

Impact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Industrial Upgrading on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WU Hui1， SHANGGUAN Xuming2，3

（1.School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Xinyang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University， Xinyang 464000， China;

2.Business School， Xinyang Normal University， Xinyang 464000， China;

3.School of Economic， Central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Beijing 100081， China）

Abstract： Under the new development concept， promoting the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Yellow River Basin is the strategic choice to resolve the inadequacy and imbalance of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order to help solve the puzzlement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and provide new ideas for retaining “green mountains and clear water” and creating “silver mountains and golden mountains”， based on the spatial Durbin model and instrumental variable method， and based on the environmental and economic data of 58 cities above prefecture level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from 2007 to 2018，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investigated the impact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industrial upgrading on the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Yellow River Basin.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industrial upgrading have a significant role in promoting the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Yellow River Basin，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ha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 and the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 of industrial upgrading is not significant. At the same time， the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industrial upgrading have a synergistic effect in promoting the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Yellow River Basin. The heterogeneity test in different periods shows that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 effect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industrial upgrading on improving the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Yellow River Basin has become more and more significant， and the industrial upgrading also presents a significant spatial interaction effect.

Key words：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industrial upgrading;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spatial Durbin model; Yellow River Basin

1 研究的背景

黃河流域的经济发展一直受到学术界关注，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之前，学者们已经探讨了黄河流域经济发展的时空差异特征、收敛状况、时空动态演进情况等[1-3]。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后，成为学术界关注和研究的热点，左其亭[4]提出了其研究框架，金凤君[5]提出了其协调推进策略，陈晓东等[6]研究认为应全流域统筹生态保护、人民宜居共享、文化传承与创新等，钞小静等[7]研究认为应建立推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协调机制，刘建华等[8]研究认为黄河流域整体协同度还不高但呈现上升趋势，朱永明等[9]研究认为创新能力、教育资源、收入水平等是影响黄河流域实现协同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因素，刘琳轲等[10]研究认为当前黄河流域应优先发展绿色经济、引导区域联动高质量发展，师博等[11]研究认为黄河流域经济总体呈现上升态势但发展不平衡。

新发展理念下，促进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化解我国经济发展不充分和不平衡的战略选择。坚持在经济发展中保护生态环境、在保护生态环境中发展经济，不仅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正确处理“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关系的根本大计[12]。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如何有效推动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满足人民对“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的诉求，是制定黄河流域经济政策的重点。产业升级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解决环境污染问题的必然选择[13]。系统地考察环境规制和产业升级对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有助于破解发展经济与治理环境的困惑，为留住“绿水青山”和创造“金山银山”提供新的思路。

党的十八大以来，学术界对环境规制如何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已开展许多研究，有关学者一致认为环境治理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14]。环境规制、产业升级与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也是当前学术研究的热点之一，周清香等[15]通过实证研究认为环境规制对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赵明亮等[16]研究认为环境规制显著提升了黄河流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卢硕等[17]研究认为因黄河流域各地差异显著、资源禀赋不同而环境规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路径具有异质性，岳立等[18]研究认为产业升级总体上提高了黄河流域绿色发展效率但对中游地区存在负向作用，陈明华等[19]经实证研究认为黄河上游地区应加强环境规制的提升作用、中游地区应推动产业绿色升级、下游地区应发挥绿色金融倒逼效应，孟望生等[20]实证检验表明黄河流域产业结构的高级化有助于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笔者对上述文献梳理发现，关于环境规制和产业升级各自直接促进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研究颇多，而鲜有关于二者协同效应的研究，因此笔者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研究了环境规制和产业升级对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协同效应及其异质性，以期在以下几方面有所突破：一是系统考察环境规制和产业升级对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为地方政府制定相关政策提供新视角;二是克服从治污结果或过程选取环境规制代理变量引致的内生性问题，创新性地构造黄河流域地级市层面环境规制的工具变量;三是检验环境规制在不同时期对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的异质性效果。

2 研究设计与数据说明

2.1 计量模型设定

环境污染物具有空间流动性，环境治理不仅会引发当地环境污染变化，而且还会引致邻近地区污染程度的变化[21]，因此在检验环境规制对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证模型中应引入体现空间互动效应的相关变量。空间杜宾模型考虑了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的空间互动效应，可化解空间滞后模型或空间误差模型因对空间交互效应体现不全面而导致估计结果存在偏差的问题[22]。为了避免或减少各变量异方差、度量单位、极端值及偏态性等对模型估计结果的影响，本研究采纳Wooldridge[23]的建议，构造如下对数函数形式的空间杜宾模型进行实证研究。

ln gtfpit=ρWln gtfpit+β1ln ereit+β2ln indit+β3ln inditln ereit+

θ1Wln ereit+θ2Wln indit+λln X+ai+γt+vit（1）

式中：i、t分别为城市（地区）、年份（时期）;gtfpit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用于衡量黄河流域各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ereit为环境规制综合指数，反映黄河流域地方政府环境规制的意愿和强度;indit为产业结构层次水平，反映黄河流域各地区产业升级情况;X为经济发展方式和城市特征变量，用于缓解遗漏变量导致估计结果产生偏差的问题;ai为城市固定效应;γt为时间固定效应;vit为误差项;W为空间权重;ρ为空间自回归系数;β1、β2分别为环境规制、产业升级对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的直接效应;β3为环境规制和产业升级对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的协同效应;θ1、θ2分别为环境规制、产业升级对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的空间溢出效应;λ为相关控制变量对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

2.2 变量及数据说明

2.2.1 被解释变量

目前，对如何测度经济高质量发展还未达成共识，如魏敏等[24]构建了涵盖经济结构优化、创新驱动发展、资源配置高效、市场机制完善、经济增长稳定、区域协调共享、产品服务优质、基础设施完善、生态文明建设和经济成果惠民等10个方面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测度体系，陈诗一等[14]把人均GDP作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代理指标，这些指标由于缺乏对绿色发展的考虑，因此无法有效反映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并重的新发展理念。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能同时反映有效产出（期望产出）的增加和污染产出（非期望产出）的减少，符合新发展理念，因此本研究采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反映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借鉴Fre等的思路[25]，以资本、劳动力及能源等为投入指标，以GDP为期望产出指标，以工业烟尘、工业废水及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为非期望产出指标，借助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算，具体测算过程及指标度量方法见文献[12]。

2.2.2 核心解释变量

（1）环境规制综合指数。Lanoie等[26]认为地方政府环境规制策略的選择主要依赖其治理环境的意愿，从污染治理结果对环境规制进行考察比较全面和客观。考虑数据的可取得性，本研究参考沈坤荣等[27]选择工业烟（粉）尘去除率和二氧化硫去除率2项指标测度环境规制强度的基础上，还考虑了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和废水排放达标率，计算城市层面环境规制综合指数。

（2）产业结构层次水平。目前，关于如何度量产业升级仍未达成共识，虽然偏离份额分析法得到了广泛应用[28]，但是其存在的明显缺陷是假定组内和组间的变动与劳动生产率无关，而标准绝对值指数法能够捕捉变动的产业结构如何影响生产率[29]。囿于数据的限制，同时考虑到产业升级意味着由低附加值向高增加值转变，参考Dietrich[29]的做法，将3类产业的增加值均纳入测算指标中，刻画黄河流域产业升级的演变过程，具体测算公式为

indit=∑3j=1valjit/GDPit（2）

式中：valjit为在t时期i城市第j类产业的增加值;GDPit为城市i时期t的总产值;indit为城市i时期t产业结构层次水平，其值越大表明城市i产业结构层次水平越高。

2.2.3 控制变量

为避免遗漏变量导致测算结果产生偏差，在空间杜宾模型中加入了经济发展方式和城市特征变量X。经济发展方式是影响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因素，若遗漏了相关变量，将导致估计结果不可靠。参考陈诗一等[14]的研究，在模型中加入的经济发展方式变量包括金融发展水平（finance）、外商直接投资额（fdi）及消费水平（consume）等;参考上官绪明等[30]的研究，在模型中加入的城市特征变量包括城市绿化率（green）、每万人拥有公交汽车数量（traffic）、信息化水平（info）及城市人口密度（popu）。

2.2.4 数据说明

黄河流域涉及9个省（区）66 个地级市，其中甘肃省的甘南藏族自治州和临夏回族自治州，四川省的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青海省的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玉树藏族自治州、果洛藏族自治州、海北藏族自治州、海南藏族自治州及黄南藏族自治州等9个州数据缺失严重，在实证过程中将这9个州从样本中剔除。另外，囿于数据收集的局限性，本研究的数据截止时间为2018 年年底，而2019 年1月莱芜市才并入济南市，所以在样本中仍将莱芜市作为一个单独市。因此，本研究最终的实证样本数据为2007—2018年流域内58个市的有关数据。相关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及《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等。

3 实证结果及分析

3.1 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基准回归分析

采用Elhorst[31]建议的最大似然法（ML）对空间杜宾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见表1第（1）列和第（2）列，其中第（2）列是包括环境规制和产业升级交互项的估计结果，用于检验环境规制和产业升级的协同效应。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空间自相关系数为正且达到1%的显著性水平，表明黄河流域经济发展质量存在较强空间自相关性;环境规制和产业升级对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均显著为正，环境规制强度和产业升级水平每提升1%可分别促进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提高0.076%和0.068%;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环境规制和产业升级的交互项显著为正，说明在促进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环境规制和产业升级存在协同效应;产业升级的空间溢出效应回归系数为正但是没有达到10%的显著性水平，而环境规制的空间溢出效应回归系数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为负。

为避免环境规制和产业升级滞后效应导致模型估计结果不可靠，按其滞后1期进行模型再回归，结果见表1第（3）列和第（4）列。与第（1）列和第（2）列对比表明，环境规制和产业升级的正向影响及显著性基本与当期一致，其滞后效应对估计结果影响不显著，因此下文仍基于当期变量进行分析。

Lesage等[32]指出采用点估计结果分析空间计量模型中变量间的相互影响是不准确的，应借助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空间溢出效应）进行解释（分析）。由环境规制和产业升级的总效应、直接效应及间接效应（见表2）可知：环境规制强度每提高1%，在1%的显著

性水平上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平均提高0.086%，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邻近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平均下降0.056%;产业升级水平每提高1%，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平均提高0.067%，空间溢出效应为正但没有达到10%的显著性水平。与点估计结果相比，环境规制和产业升级对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影响在显著性和方向上基本一致，但是环境规制的系数增大了13.16%。

3.2 内生性讨论及工具变量法再估计

环境规制强度影响经济发展质量，而经济发展质量也影响环境规制强度，采用排污量代理环境规制强度将产生内生性问题，导致模型估计结果有偏差[12]。我国主要通过颁布环境保护法规、出台节能减排行政命令等手段实现环境规制。借鉴Chen等[33]的思路，搜集黄河流域九省（区）2007—2018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对文本分词处理后，以相关环境词汇出现次数占政府工作报告总词汇之比作为环境规制的工具变量，这样可较好地缓解内生性问题，但隐含假设了省（区）内地级市政府在治理环境方面的意愿和实施强度是同质的，这一点与现实不相符。由于工业是经济发展过程中主要的污染源，地级市工业比例不同，因此省级政府的环境规制规划和指导性政策对其治理环境力度和治理意愿的影响会存在差异，工业占比越大的市受到省级政府工作报告的影响越大。基于这一逻辑，进一步采用地级市工业总产值占全省工业总产值的比例与省级环境规制工具变量相乘，构造出地级市环境规制的工具变量。

由工具变量法估计结果（见表3）可知：在方向和显著性上，环境规制和产业升级对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影响均与表1第（2）列空间杜宾模型的结果基本一致。从直接效应来看，环境规制的直接效应增大了5.81%，产业升级的直接效应下降了11.94%;从间接效应即空间溢出效应来看，环境规制的空间溢出效应下降了17.86%，产业升级的空间溢出效应下降了5.26%，说明因内生性问题而低估了环境规制政策对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正面效应、高估了其负面影响。

不同时期的经济发展和环境规制政策具有异质性，因此进一步拓展分析其是否导致黄河流域环境规制和产业升级政策对经济发展质量影响的不同。把研究时段划分为2007—2011年和2012—2018年，分别进行模型估计，结果（见表3）表明：2012年以来，环境规制对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直接效应显著提升，环境规制的空间溢出效应显著变小，产业升级对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直接效应也得到提升，产业升级的空间溢出效应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有所提高。其主要原因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不断提升环境规制强度，出台了环境治理不力约谈当地主要负责人、对当地政府负责人问责等行政措施和政策，使流域内地方政府提升环境政策执行效率和意愿。随着环境规制力度的提升，引导流域内地方政府避开了以污染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增长的发展陷阱，转向高质量发展模式，显现出黄河流域经济协同高质量发展的新趋势。

3.3 稳健性检验

为检验样本数据中的异常值对模型回归结果是否产生影响，剔除样本中0.5%的最小和最大样本数据，再对前述空间杜宾模型进行回归分析，以考察其稳健性。基于地理距离空间权重的回归结果见表4第（1）列、第（2）列。

表4第（1）列表明，尽管环境规制对黄河流域经济发展质量的直接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有所下降，但方向和显著性水平没有变化，即异常值对空间杜宾模型回归结果影响不显著。为了消除回归结果对数据的敏感性，基于Bootstrap法（自抽样法）再对空间杜宾模型进行回归，表4第（2）列为自抽样1 000次的估计结果，可见环境规制和产业升级对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直接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的变化不显著。因此，前述基于工具变量估计的空间杜宾模型的直接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具有稳健性。

为了避免空间权重选择不当导致估计结果出现偏差，基于后相邻空间权重对上述空间杜宾模型的稳健性进行再检验，结果见表4第（3）列和第（4）列，与基于地理距离空间权重估计结果对比表明，产业升级和环境规制相关效应显著性水平、方向及大小的变化均不显著，说明空间权重没有导致模型估计产生偏差，前述基于地理距离空间权重估计的结果具有稳健性。

4 结论与政策启示

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不仅受地方政府治理环境意愿的影响，也受流域内产业结构层次水平的影响。系统地考察环境规制和产业升级对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发现环境规制和产业升级显著促进了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产业升级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而环境规制存在负向空间溢出效应，环境规制和产业升级在助推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具有协同效应。不同时期的异质性检验表明，党的十八大以来环境规制和产业升级对提升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效果越来越显著，产业升级呈现出显著的空间互动效应，说明环境规制力度的提升引导了黄河流域产业结构层次水平提升，显现出环境保护与经济协同高质量发展的新趋势。

为了实现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的发展愿景，必须坚定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按照党中央的部署，引导黄河流域转变和调整环境规制与产业升级政策，促进黄河流域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还需继续强化环境规制，以倒逼产业的绿色转型升级，构建绿色产业体系和空间格局，引导、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要通过环境规制坚定不移地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力破除无效供给，着力产业升级，促进新旧产业加快接续转换;通过环境规制纠正生产要素错配，形成以环境规制引导市场要素配置的机制，为产业升级创造条件。促进黄河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可能会因政策本身具有空间互动性而造成实施效果不显著，为了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高质量协同发展，还需引导黄河流域协同规划和实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联合监督、监测及预警，完善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协同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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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张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