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重要论述略探

摘 要：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重要论述是在汲取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思想、承继马克思恩格斯自然观及检省中西方经济社会“非生态”发展路径依赖的基础上出场。其内容主要涵盖四个方面：“实现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协同推进”的目标指向;“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的价值旨归;“各族人民广泛参与、积极行动”的主体践履;“用严格的法律制度保护生态环境”的必由蹊径。在当下生态文明建设高歌猛进的新时代洪流中，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重要论述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关键词：习近平;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命共同体;生态文明建设

DOI：10.15938/j.cnki.iper.2021.04.013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749（2021）04-0063-05

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明确提出了“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科学论断，并进一步强调，人类必须尊重、顺应和保护自然，这是无法违逆的重要规律。[1]这充分表征了以习近平为代表的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将“人与自然关系”问题的理解提升到了新高度。尤其是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在不同场合针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遭遇的“人与自然失谐”困局阐发了坚持不懈“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战略理念。对这些蕴涵生态因子的思想结晶进行积极梳厘、呈现和阐扬，具有理论和现实向度的非凡价值。

一、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重要论述的出场根据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重要论述有着多元综合的出场根据。对这些多维缘起根据进行审察，会助于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和科学地把握这一思想的内涵实质。

1.思想源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思想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重要论述生发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之上。我国传统文化宝库中藏储有丰富博大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智慧。

其一，主张人类是自然的产物，是自然内在的有机组成要素。就如姜太公所云，“天生四時，地生万物。”[2]《周易》也述及，“有万物然后有男女”[3]。其二，认为顺应自然之道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应然逻辑进路。孟子提到：“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4]荀子亦指出：“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5]。另外，管子也提及：“草木虽美，禁发必有时”[6]。上述诸贤的箴言所揭明的哲理可谓一目了然，即人类唯有恪守自然运行法则，对自然资源索用有道、有节，方可构建和谐统一的“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这些生态文化元素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重要论述出场过程中无疑会发挥底蕴涵育效能。2015年11月30日，习近平在气候变化巴黎大会上“中华文明历来强调天人合一、尊重自然”[7]的讲话即可充分说明和有力确证这一点。

还需指出，我国古代社会当政者已把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提升到了政治实践的高度。譬如，每朝每代中都会专设陂官、畴官、湖官、林官、苑官等管控山林川泽的国家机构。与此同时还颁布了《伐崇令》《野禁》和《唐律》等一系列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律法禁令，以凭助生态环保律法的强制性来保障“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的贯彻落实，进而对人们的生产、生活行为进行规约。毋庸讳言，历史上的这些生态法规律令在具体规定和操作层面虽会随时代变迁而嬗变调整，但它们内在精神的影响和价值魅力是永不淡退的。党的十八大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生态法治建设格外关注，从十八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九大，我们党和政府所接续颁布实施的一系列生态法律规章制度无不闪熠出历史文化传统的痕迹和光彩。

2.理论基石：马克思恩格斯自然观

马克思恩格斯自然观意蕴精深博大，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重要论述出场的理论始基。

首先，人类源于并依赖自然。所谓“源于自然”，即指人乃自然之产物，是无法从自然界中被剥离出来的，因为“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8]。“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9]而“依赖自然”就是指人类的生存发展需要倚重大自然的有力支撑，因为自然是人类生存发展所必须依托的场域空间和物质载体。[10]这里包含双重蕴意：一是，人类的生存发展活动需要在自然所提供的良好生态环境中开展;二是，自然为人类的存续发展供给了必需的物质资料。即自然界是“工人的劳动从中生产出和借以生产出自己的产品的材料。”[11]由此来说，自然界是人的无机身体。[12]如若没有自然界，工人们什么也不能创造。[13]

其次，“动物只生产自身，而人再生产整个自然界”[14]。人类做出“给自然界打上自己的印记”[15]的行为是使文明薪火不断赓续的一种必然。对此，马恩的警言令人深省，人类对自然界的支配作用，就在于人类能够正确认识并运用自然规律。[16]而不遵循伟大自然规律的活动计划[17]，只会使人类遭受大自然的“复仇”而落入灾难的境地。故此，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18]，而要立足顺应、尊重和保护自然的基础来趋达“人类与自然的和解”[19]的理想境界。

可见，马克思恩格斯自然观的精神实质就在于维护和促进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发展。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重要论述完全可以跨越时空阻隔与这一精神要义进行对接耦合。这也就彰明，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重要论述大厦的落地筑成无法脱离开马恩自然观基石的有力铺垫。

3.现实针对：西方和我国经济社会“非生态”发展的路径依赖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重要论述是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我国经济社会“非生态”发展的路径依赖所作的战略性审省，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

首先，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重要论述缘于对西方欧美国家经济社会非绿色发展路径依赖的深刻检省和郑重审思。肇端于18世纪的产业革命时代启幕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增速迅猛，由此塑立了人类社会的物质财富高塔。但这座高塔的筑成却付出了人与自然和谐关系被严重撕裂的高昂成本。尤其步入20世纪后，伴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全球范围内展开疯狂的生态殖民扩张，支撑人类社会巨轮前行的自然资源被肆意索占、生态环境被严重污损，这就阻碍了人类的未来前行之途。面对这种“关系失谐”困境，“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人类必然要做出的明智之举。故此，以我国为代表的世界各国开始对人与自然关系进行重思、定位和矫正，并陆续把建构“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作为一项刚性任务纳入本国政府的施政纲领。恰是缘于对西方诸国这种经济社会“非生态”发展的路径依赖即“工业文明带来的矛盾”[20]的深刻检省，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重要论述在不断孕育萌生。

其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重要论述亦是对本土经济社会非良性、非持续发展的路径依赖所作的自觉理论回应。特别是驶入改革开放的快车道后，简单粗放式的黑色发展路径依赖和以单纯追求GDP数值增长的功利化政绩观协同打破了人与自然命运与共的和谐局面，致使一系列新问题如潮涌现：自然资源被滥采索占;土地、水体、空气被严重污染;植被剧减、水土流失和土地沙化等自然灾害问题也频发、烈发。诸如此类的自然生态问题一般会交织、叠聚、杂糅成集合体，不仅潜在威胁着广大民众的正常生产生活，还对我国坚持走绿色发展道路带来了巨大挑战。故而，为了解码人与自然关系异化抵牾的困局，习近平总书记在检视我国经济社会非持续发展的路径依赖基础上，使具有强烈现实针对性的“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重要论述雏形初现。

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重要论述的多重意蕴

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从不同维度聚焦“人与自然关系”主题阐发了一系列新理念和新论断，主要包含以下四个方面。

1.目标指向：“实现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协同推进”

步入新时代的历史方位后，中国共产党人高度关注人与自然关系问题，着力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其现实目标直指“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协同推进”[21]。所谓“协同推进”，实质即为发展的协调可持续，这一科学论断是我们党对人类社会发展史所作的审慎检视。亦如江泽民廓清有些同志暂放环保工作而先搞经济的非健康、非可持续错误认识时所警示的，一些经济发展迅速的国家误入了“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结果给世界资源和生态环境带来了严重损害，我们决不能再重蹈这样的老路。[22]

毋庸置疑，当下我们所遭遇的由“人与自然关系失谐”所衍生出来的诸多生态环境难题，与传统“黑色发展”模式有着深层的逻辑勾连。坦言之，过去的四十年多间，正是这种“生态真空”的行进路向导致我们只注重“社会如何发展更快”的天然合理而忽视“为了什么发展”和“应当怎样发展”的初心使命，进而在经济发展高速度上迷失了方向。对此，习近平认为，人与自然关系的抵牾困局若得到彻底破解，并找到山郁、地绿、天蓝、水净生态良好的发展路轨，就务必把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严标准保护协同推进作为实践目标追求，以此为灯塔航向来对二者的动态平衡关系进行努力调控。

关于前述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逻辑关联，习近平曾用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的“两山论”来形象生动、深入浅出地加以阐明。2013年9月，习近平在出访哈萨克斯坦时曾发出了铿锵有力、掷地有声的“生态宣言”，绿水青山是我们需要的，金山银山亦如此，但我们绝不会把损坏生态环境和滥耗自然资源作为换取经济一时发展的沉重代价。[23]具言之，这一内蕴人与自然和谐因子的“两山论”包含两重义涵：一是向世界各国传达了中国未来会脚踏实地、一以贯之走“人与自然命运与共”绿色良性发展之路的美好夙愿和牢固信念——“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建设新格局”。于此的“新格局”不仅是构建美丽的现代化强国的样板图景，也是转型至永续发展的根本诉求，更是中国共产党人增加人类福祉应该有的担当和意志，“虽然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但我们有信心和决心实现我们的承诺”[24];二是说明习近平透彻地理解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的精粹实质，即阐明了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同向偕行、同频联动的应然逻辑。如他提及，我们已进阶新的发展时段，不能任性盲目发展，污损生态环境，给后人留下沉重负担。[25]

2.价值旨归：“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

伴随我国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广大民众对于“蓝天常在、青山常在、绿水常在”的生产生活环境诉求可谓愈加强烈。由“盼温饱”到“盼环保”、“求生存”到“求生态”，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的渴求与期待可谓是与日俱增。如果不能恰切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不仅无法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人民群众所关心的水安全和食品安全问题也难以得到保证，由此就会引致严重的社会难题。[26]尤其是近些年由人與自然失谐因子所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多频出场，就有力映射出，“共生共荣、和谐相处的人与自然关系”事实上成为对民众生活质量进行标定量化的一个关键性参照指标，“人与自然关系问题”即化身为亟待被攻破的重大民生营垒。面对此民生顽瘴，数代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始终高扬“民众利益最大”的价值旗帜，自觉将满足广大民众不断增长的优美环境需求作为中国共产党人一贯“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价值旨归。江泽民对“人与自然关系失谐衍生的系列矛盾”给民众生活带来的消极影响尤为关切：“如果环境保护搞不好，人民群众的生活条件就会受到影响”[27]。胡锦涛也多次提及，良好生态环境是人们生存质量不断提高的重要基础，要坚持人民中心地位不动摇，“切实为人民群众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28]。

究底视之，施政所向所往源自民之所盼所需。习近平立足新的时代境域，承继了我们党历来重视破解人与自然失谐顽疾以满足民众优质生态环境需要的科学执政理念。于其视域下，环境等同于民生，特别是与良好环境有紧密关联的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更是与民生福祉紧密勾连。他多次强调，我们经济发展要照顾到人民最基本、最起码的诉求，即保证其“在优美的环境中生产生活”[29]。故而，我们务必顺应民众对优质生态环境的高要求和新期冀，将“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系统工程坚决当作紧要民生实事握定手中，并以对全国民众和后世子孙极为负责的姿态和担当去待之，因为生态环境一头连着人民群众生活质量，一头连着社会和谐稳定，但“决不能说起来重要、喊起来响亮”[30]，而须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路，真正“让良好生态环境成为人民生活质量的增长点”[31]。由上而言，满足民众不断增长的健康洁净的生态环境需求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重要论述的价值落脚点。

3.主体践履：“各族人民广泛参与、积极行动”

众所周知，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人民群众自来就是社会实践的主体。习近平曾深情地赞誉：“人民是伟大的”[32]，漫长 5000余载的中华文明史就是由“人民”来擘画的。事实上，历史业已确证，始终信赖和倚重人民是在“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践中得出的极为有价值的经验之一，若无各族民众的支持和参与，“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就无法取得今天的显著进展。所以，形成人人参与“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动局面，让14亿余人中的每一成员均化身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实际主体，是习近平对生态文明建设工作提出的基本要求，也是对广大民众建功新时代的殷切期望。在他看来，无论是牢树“绿色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经济观、“生态文明也是政治问题”的生态政治观、“实现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的”生态法治观以及“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生态动力观，抑或是做好顶层设计部署、构建生态文明战略框架、加强生态国际交流、维护国家生态红线安全、打造生态文明新常态，均须广泛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能动性，充分激发其创造活力。原因就在于，人民群众是“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绝对主体和力量源泉，任何一项“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活动的实现都必须依托民众的真干、实干、硬干和苦干，相反，其便只能陷落至冥思空想的泥淖。就像习近平在参加植树活动时多次希冀和倡导的，各族民众要接好和传好持续干下去的“接力棒”，爱绿植绿护绿的决心必须恒定不移、矢志不变，奋力为伟大祖国注入“美丽”基因。[33]

须指出，从唯物史观的视角看，民众主体性的显扬，与对“关键群体”价值作用的否定绝不等同。正相反，习近平对“青少年”和“党政干部”这二维“关键少数”寄望新时代的崇高担当，希冀他们能在“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践中彰显标杆示范的领航效能。他深情寄语：“少年进步则国进步。”[34]他们心田里是否种下“尊重、顺应和保护自然”意识的良种，紧密关联“人与自然命运共同体”的打造。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须从稚嫩的孩童开始抓起。即各族少儿要从小喜爱劳动，养成爱护环境、尚绿植绿护绿的理念意识。唯如此，他们方可在伴随个人成长的“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具体实践中发光发热、作出贡献。与此同时，领导干部的特有身份属性，内在决定了其是“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队伍中一支至关重要的“精兵强将”。习近平曾直截了当揭示道：“生态环境保护能否落到实处，关键在领导干部。”[35]这就鲜明昭示了，党政领导干部之于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无可替代地位。他时常提到，各级各类领导干部作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践的“排头兵”须带头参加义务植树活动，以躬身之行在全社会营造崇尚绿色发展的氛围，多植树、植好树，让无垠大地浓绿起来，让广大民众生产生活环境净美起来。[36]

4.路径择定：“用严格的法律制度保护生态环境”

习近平坚决指出，只有最严格的制度和最严密的法制被无条件实行，并对那些因漠视生态保护而招致严重后果的领导干部进行终身追责，[37]，方可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提供强固的制度屏障。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两次会议更是聚焦于此着墨释读，要形成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架构，在源头保护、生态修复、损害赔偿、责任追究等方面实行最严格的制度[38]，用最具效力的制度规章保护生态环境，使约束开发行为和促进绿色、循环、低碳发展的生态法律制度加紧建立[39]。特别是在2016年的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又一次给出明晰指示：“要加大环境督查工作力度，严肃查处违纪违法行为”[40]。在他关心、指挥和领导下，党的“深改小组”还审定并颁行了《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关于健全国家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试点方案》等一系列高聚“自然资源管理和生态环境保护”主题的改革方案。凡此种种的文件政策的“出场”，无疑会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提供强有力的制度支撑。除却对生态法治的保障功能高度重视，他也十分关注生态高压红线的警慑效能，认为生态刚性红线是国家生态安全的最后屏障和防线，一旦突破必将危及人民生产生活和国家可持续发展。[41]另还特别强调在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环境敏感区和脆弱区等区域依法划定严格管控边界，即“不能越雷池一步，否则就应该受到惩罚。”[42]

三、小结：双重价值厘思

習近平总书记关于“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重要论述是立足我国四十多年来经济社会发展实践对近代西方资本主义产业文明和人与自然关系命题所作深刻省思的经验智慧，“是马克思恩格斯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的时代化与中国化的最新成果”[43]，其内载着理论和现实向度的价值贡献。

理论向度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与自然命运与共”的理念、创新绿色技术、运用生态法治等思想是对马恩自然观扬弃超越的成果结晶，其对马恩自然观的理论视界作了纵深拓展，对马恩自然观的意涵品质作了恰切提升，对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的广博宝库进行了极大丰赡和充盈。

实践向度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重要论述为我国新时代背景下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向，是我国新时代历史方位下实现自然资源使用、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社会发展三者动态平衡的强固思想柱石，对于满足民众不断提升的优质生态环境需求、构建“美丽”的现代化强国以及实现中华民族永葆活力发展都具有极为宝贵的现实指导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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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学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