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战”的四种手段

2021-09-22 06:58王鸿刚
新传奇 2021年36期
关键词:发动竞争对手大国

“政治战”是大国博弈的常用手段。美国对苏联发动的“政治战”堪称是经典案例。如今,美国把矛头指向中国,不断对中国发动“政治战”。那么,什么是“政治战”?有何特征?

8月24日,据美媒报道,美情报机构按照总统拜登的要求,向白宫递交了新冠溯源评估报告。同一天,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在使馆网站刊文指出,无论美国这个报告得出什么结论,它的立论根本不成立,因为中国从来没有干过实验室制造新冠病毒的事情。

此前,英国著名学者马丁·雅克曾向中国发出预警,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围绕疫情问题对中国的抹黑,是一场“大规模政治宣传战”。

事实上,“政治战”是大国博弈的常用手段。那么,什么是“政治战”?“政治战”有何特征?在大国博弈中又如何应用?

什么是“政治战”

现代意义上的“政治战”,是综合运用除了传统军事冲突外的经济、政治、外交等多种手段,对竞争对手或特定对象实施干扰、打击、削弱、颠覆的一种博弈策略。特别是在核武器时代和全球化时代,“政治战”是有能力相互摧毁或者深度相互依赖的竞争性国家之间展开战略博弈的主要方式。

“政治战”的基本特征如下:

非军事 即直接军事冲突之外的其他博弈方式和博弈形态。

全政府 “政治战”不是某个单一部门实施的具体行动任务。通常而言,外交部门、经济部门、军事部门和情报部门都深度参与其中,并在相互之间有极高程度的“政经并举”“公密配合”“内外联动”。

长期性 美国对苏联发动的“冷战”被认为是最典型和最“成功”的“政治战”。其突出特点是举国动员、周密布局、长期打算、迂回推进、反复攻击,不求毕其功于一役。国际研究界所认定的其他“政治战”案例,也大多有此特征。

隐蔽性 除了美国对苏联冷战这种众所周知的“政治战”,其他大多数“政治战”在推进时都是秘而不宣、只做不说、不留痕迹的,绝不透露或承认其行动的战略意图。为隐藏行踪和战略意图,“政治战”往往大量使用“代理人”和“第三方”力量。

根本性 “政治战”的背后是国家之间政治制度、意识形态或根本利益的冲突,是在军事冲突可能导致相互毁灭的情况下国家之间展开高端战略竞争并最终分出胜负的存亡之争。尽管没有硝烟,但是其激烈和惨烈程度丝毫不减。

不确定性 “政治战”未必总是达到发动者期待的效果。例如,美国为牵制苏联而对阿富汗“圣战者”的支持,意外推动了塔利班的崛起,给其后的美国政府制造了大麻烦。

在大国博弈中的应用

大国博弈中的“政治战”常常有如下四种手段。

心理攻势 具体方式是由高度组织化的宣传部门,借助话语、图像、理念等信息工具,综合运用公共外交、舆论造势、特定心理行动等多种手段,对竞争对手或特定国家的决策者和公众进行心理层面的引导塑造,也就是发动“心理战”,力争使其行为符合“政治战”发动者的特定目的。

在信息化时代,运用脑科学、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更先进的操控手段而展开的心理攻势将比以往更加隐蔽,主要大国之间的“数字化竞争”也将更加激烈。

经济诱压 这是指利用特定国家的对外经济依赖,通过援助和制裁等方式施加影响,或者对其国内经济结构的薄弱环节进行暗中破坏,延缓其发展速度并造成巨大经济损失。

冷战初期的“马歇尔计划”被认为是利用援助来实现特定政治目的的经典案例。美国借此成功阻挡了共产主义在西欧的传播,有力地服务了美国对苏联遏制总体布局,推动美国更有意识地将经济援助作为强有力的对外政策工具,并促成1961年美国国际开发署的组建。

内部分化 将目标国家内部的民族、宗教与社会矛盾或少数人群的不满情绪视为可加以利用的议题,对目标国家实施“成本强加”、立场分化和形象诋毁,这也是美国在冷战期间对苏联常常使用的手段。

例如,支持苏联的“异见人士”,秘密扶持苏联体制内部的亲美势力、“高级代理人”“战略内应”等。在美国一些研究者看来,在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博弈中,乌克兰国内亲俄力量成为俄罗斯对乌发动“政治战”的重要资源。

外围牵制 主要方式是对竞争对手的国际伙伴体系与全球地缘布局进行渗透、骚扰和分化,对竞争对手“地缘支点国家”施加强大压力,或者通过制造某种冲突将竞争对手推入进退两难的“地缘陷阱”,以此消耗对手的经济和外交資源。

开启新的“政治战”?

美国对苏联发动的“政治战”,是有能力相互摧毁的两个超大国家之间展开的一场非军事化的全面战略博弈,是一方的困难和短板被另一方巧妙利用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双方博弈结果的经典案例。

冷战结束后,美国失去了最主要的竞争对手,但很快就把从苏联中脱胎出来的俄罗斯作为重要的潜在对手。

进入21世纪后,美国所处的战略环境发生了两个重要变化:一是恐怖主义威胁成为切肤之痛,二是中国等新兴大国群体崛起。这促使美国政府的战略必须同时兼顾反恐和应对新兴大国崛起。

因此,美国在先后发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后,又借铲除恐怖主义滋生土壤为由,以阿富汗和伊拉克为支点,在“大中亚”和“大中东”地区发动了大规模的“民主化”运动,把目标瞄向那些被扣上“支恐”“谋核”“仇美”“独裁”帽子乃至所谓奉行“修正主义”的国家,谋求实现反恐怖、防大国、“拔钉子”、扩优势等战略目标的统筹兼顾。

然而,美国打的一系列“政治战”,招式偏老,效果已大不如前。于是,美国不得不改变策略,曾在美国对苏联“政治战”中发挥重要作用、有浓重官方背景的民间组织“当前危险委员会”重新开张,并改名为“当前危险委员会:中国”。

美国国会也在为发动一场新的“政治战”积极提供立法支持。尤其是特朗普上台后,中美经贸摩擦明显升级,美国国会更是在涉台、涉港、涉疆、涉藏等方面密集推出相关立法,并不断在年度《国防授权法案》中塞入为“政治战”提供资助的相应条款。

2017年底美国政府发布《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正式将中国定为“战略竞争者”。

在拜登政府上台后,随着其在战略上全盘继承“特朗普遗产”,美国对中国发动“政治战”的法律基础、战略谋划、机构调整、工具储备、资源投放、舆论铺垫和国际联合战线,均比以往更加成熟完备。

(《瞭望》 王鸿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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