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语境下戏曲纪录片的文本建构

韩青

关键词 戏曲纪录片；文本；大众接受；新媒体语境

中图分类号 G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0360（2021）12-0101-03

中国传统戏曲是中华五千年文化中浓墨重彩的一笔，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瑰宝之一，是当之无愧的雅文化。纪录片以真实性为核心，以文献性为价值，相较于以传统戏曲为题材的剧情片而言，戏曲类纪录片能够更大程度地实现对戏曲文化的本位传播。但近年来的戏曲纪录片，不论是讲述昆曲的《昆曲六百年》，还是展现京剧艺术的《京剧》等，在播放量和传播效果上远不及美食、自然等题材的纪录片。究其原因，还是在于绝大多数的戏曲纪录片在建构文本时未能真正实现戏曲文化的“雅俗共赏”，未能满足当前新媒体语境下大众接受的特点和需求，故而观众范围狭窄，大众接受程度较低，对传统戏曲文化的传播效果也大打折扣。因此，建构符合新媒体语境下大众接受特点的戏曲纪录片文本，对扩大戏曲文化传播十分重要。

1 新媒体语境下大众接受特点

以姚斯为代表的接受美学主张“以读者为中心”，认为作品文本的意义一方面由作品本身赋予，另一方面由读者赋予，读者的理解是作品意义存在的关键。可见，读者在作品的创造与阐释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尤其在今天的新媒体时代，由互联网构建的网状信息传输渠道，大大增强了受众的主动性和选择性，读者日益被纳入到作品创作的考虑范畴之内，因此，分析当前新媒体语境下的大众接受特点对于戏曲纪录片的文本构建十分重要。

1.1 碎片化与短小化

随着时代和技术的发展，当下的媒介生态已然进入“微文化”时代，短小精悍的微博取代了长篇的博客，内容生产从长视频转到了短视频阵地，越来越多的影视作品采取微视频的创作模式，例如微纪录片、微电影、微短剧等。而这种现象的产生正是与大众的碎片化接受习惯相适应。《2020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中指出，截至2020年，中国的短视频用户规模达8.18亿，短视频人均单日使用时长为110分钟，已超过即时通讯。显然，短视频的短小性满足了快节奏生活中的大众接受需求，当前大众接受呈现出碎片化的特点。

1.2 参与性与选择性

新媒体时代，作为读者的大众不再处于被动接受的地位，尤其在交互性增强的媒介环境下，大众在文本阐释过程中的选择性与参与性日益增强。一方面，读者可以选择自己感兴趣的作品来进行文本意义的阐释与构建，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的一部作品能不能实现它的价值，正如接受美学所指出的，“离开了读者的阅读，摆在桌上的《堂吉诃德》与摆在桌上的灯有什么两样呢？”另一方面，从文本意义的阐释上来说，读者的主动性更强，这一现象从“影视解说”“影视吐槽”等短视频中表现得十分明显，读者积极主动地参与作品文本的构建中，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影视生产。

1.3 娱乐性与具象性

快节奏的生活和碎片化的接受习惯，决定了大众没有时间、没有机会去进行深入思考。大众主动接受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获得愉悦与快感，免去动脑筋的“痛苦”。

同时，《2020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显示的长达110分钟的短视频人均单日使用时长也表明，具象性的内容更容易获得大众的青睐，而且完整的故事比思辨的论证更容易被大众所接受。与此同时，在浮光掠影式的娱乐消遣中，往往贴近大众生活的内容更能引起大众的情感共鸣。

2 戏曲纪录片的“可读文本”与“可写文本”

罗兰·巴特在研究“文本”时，提出“可读”与“可写”两种文本类型，“可读文本”以作者为中心，文本中能指与所指的关系是固定的，读者只能被动接受或干脆拒绝；而“可写文本”的意义通常是多义的，空间是开放的，话语活动是无限的，它允许读者的积极参与，通过读者接受与作者创作之间的相互作用完成文本意义的构建。

2.1 “可读文本”型戏曲纪录片的戏曲文化传播困境

我国戏曲纪录片最早要追溯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徐凌云拍摄私人舞台纪录片，内容以当时名伶表演的京剧为主，如《钗头凤》《埋香幻》《打登州》《霸王别姬》等。到今天，戏曲纪录片已经完成了类型上的丰富与完善，包括以《昆曲六百年》《京剧》《大戏黄梅》等为代表的戏曲历史纪录片和以《百年巨匠·梅兰芳》和《角儿孟小冬》为代表的戏曲伶人纪录片等等。或许是由于戏曲文化本身的厚重性，大多数戏曲纪录片都逃不过“可读文本”的建构模式，创作者力图向大众传递戏曲文化，却忽略了读者大众接受的参与空间，这使得“可读文本”型的戏曲纪录片在传播戏曲文化时存在以下几种困境。

2.1.1 宏大叙事，沉闷冗长

宏大叙事是传统文化类纪录片的通病，戏曲纪录片也不例外，这一点在戏曲历史纪录片中尤为明显。历史类的戏曲纪录片通常从纵向切入的角度梳理某一戏曲种类的历史沿革，力图全景展示中国戏曲文化的辉煌。这一做法往往导致纪录片的体量过大，时长过长。例如《昆曲六百年》从昆曲的产生说起，途径昆曲文化的“六百年”流变，到今天的昆曲演绎结束，對昆曲这一传统文化进行了完整的脉络勾勒，但全片共8集，一集50余分钟，这样的时长在当下的碎片化接受环境下成为一种“负担”，大众很难抽出一段完整的五个小时来沉浸式观看，如此，除了昆曲的“发烧友”，普通大众很少会选择观看。

同时，立足与宏大叙事的戏曲纪录片通常将读者置于被动的地位，对于戏曲文化历史的叙述，读者只能被动的接受。而对于当自主意识增强的读者来说，“被动”便是无趣与沉闷。即使是从京剧的各个剖面入手的《京剧》，在切入点上有所创新，但也没能避免宏大叙事的困境，实现圈层的突破。

2.1.2 官方话语，互动不足

“可读文本”型的戏曲纪录片往往采用解说词加采访同期声的方式来传递固定的文本意义。不论是勾勒戏曲历史的《昆曲六百年》和《大戏黄梅》，还是讲述戏曲名家的《百年巨匠·梅兰芳》，都采用解说词和采访同期声来构建语言文本，而解说词通常代表了导演的思想与立场，采访对象也往往是学者与戏曲界的权威人物。因此，这一文本类型的戏曲纪录片限制了话语权力——官方话语，而剥夺了以读者为代表的民间话语权，未能与读者进行互动交流。戏曲文化在“可读文本”型的纪录片中成为了一种单向灌输的“硬性知识”，而当前接受环境下的读者有权力拒绝这种缺乏参与性的被动灌输。

2.1.3 固步自封，缺乏共鸣

从解释学代表伽达默尔对文学作品的存在方式的思考可以知晓，“文学作品不是恒定不变的客体，而是向未来的理解无限开放的意义显现过程”，是一种历史性存在，而读者正是理解作品历史性存在的关键。同样，文化也不是恒定不变的，在不同的时期，传统文化也呈现出不同的意义，而这种意义与时代和读者息息相关。

而“可读文本”型的戏曲纪录片依旧将视角聚焦在戏曲的历史文化中，例如《大戏黄梅》《百年越剧》和《昆曲六百年》等，都展示了辉煌的戏曲历史，却未能着眼戏曲文化在当下的符号意义与生存困境。当一个文化与时代脱节，那么势必不能引起生活在当前时代的大众的共鸣，便也不会获得良好的传播效果。

2.2 戏曲纪录片的“可写文本”建构路径

与“可读文本”型的戏曲纪录片相比，“可写文本”型的戏曲纪录片让读者和作者一同构建文本的意义。因此，建构与当前大众接受特点相适应的“可写文本”，有利于实现戏曲文化在纪录片中“雅俗共赏”，扩大戏曲文化的传播。

2.2.1 缩短时长，满足碎片化接受需求

“可写文本”给予读者解释文本意义的机会，而让读者选择该文本的第一步就是满足当前大众碎片化接受需求。因此，戏曲纪录片应摆脱动辄一集一小时的时长安排，而采用微纪录片的模式。相比《昆曲六百年》和《京剧》，《大戏黄梅》《百年巨匠·梅兰芳》对单集的时长进行了相应的缩短——每集30分钟左右——一定程度上在向大众的接受习惯靠近。

微纪录片式的戏曲纪录片不妨从浏览量与口碑双丰收的《如果国宝会说话》和《早餐中国》中获得启迪，单集5分钟的时长比30分钟更加契合大众碎片化的接受习惯，读者可以在任何一个闲暇时间完成一集的观看。

2.2.2 微观叙事，以切面构建文化整体

戏曲文化纵横千年，即使聚焦一种特定的戏曲种类，也是一个庞大的文化结构，而要在短短几分钟一集的时间里完成一个完整段落展现，不妨抛弃宏大的叙事视角，从微观切面入手。比如以声腔小调、妆容服饰、程式动作、舞台布景等为切入点，通过对比不同戏曲种的这些构成要素，从“对比视角”给予读者阐释文本意义的空间，用戏曲文化的各个构成元素在读者解读中构建文化整体。

再比如以某一戏曲文化历史中的小人物为切入点，以故事代替纯科普，满足大众具象化的接受特点，正如希拉？柯伦？伯纳德在《纪录片也要讲故事》中引用《电影剧本创作的手段》中的一个重要观点：“讲述这个故事是为了在观众观影过程中实现最大限度的情感碰撞以及激发观众的参与性。”例如《京剧》第四集《荒山泪？江湖》就讲述了常春恒被青帮大佬顾竹轩杀害的悲剧故事，以及上海武生名伶刘汉臣因被怀疑私通军阀褚玉璞的五姨太而被秘密杀害的冤案。读者在“听故事”的过程中实现情感的碰撞，并根据各自不同的情感经验进行文本意义的解读。

2.2.3 平民视角，赋予民间话语权力

“可读文本”型戏曲纪录片立足于官方权威性话语，阻碍了读者运用自身语言进行文本意义的建构，那么“可写文本”型戏曲纪录片便可以立足于平民视角，将话语权交给戏曲文化的接收者，从读者、观众的角度探讨戏曲的文化价值和现实意义。例如NHK拍摄的《世界无形文化遗产》中的昆曲纪录片，与往常的文化铺陈方式不同，它以日本俳句女诗人薫円香的视角切入，让观众跟随薫円香在苏州寻找与昆曲有关的点点滴滴。在这一过程中，薫円香的眼睛便是读者的眼睛，可以说从读者的视角探讨昆曲的文化魅力与情感体验。

除此之外，将普通读者作为戏曲纪录片中的采访对象也未尝不可。“创新的力量”——记黄梅戏《徽州女人》二十周年纪念演出专题纪录片中就将镜头对准观看演出的观众，让其发表观后感。从朴实的语言中，普通观众对于黄梅戏的时代记忆，以及对于黄梅戏现代化创新融合的看法都显现出来。可见，给予普通读者话语权，从普通大众的审美经验和审美期待中获得戏曲文化的现实意义和传播现状，这对戏曲文化的有效传播具有重要意义。

2.2.4 与时俱进，促成文化认同与共鸣

前文说过，文化不是一成不变的，在当前多样性的文化环境中，传统戏曲在发扬其文化魅力的同时，也可以尝试与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现代文化相结合，实现戏曲文本的再构建。例如对戏曲故事的现代化叙述、戏曲语言的现代话语转变等。腾讯视频出品的《此画怎讲》就开始了这样的尝试——对世界经典名画运用网络上热门的话语和词汇进行故事的讲述，《如果国宝会说话》也曾用“萌”这一网络热词来描述原本庄严的国家宝藏，一下拉近了传统文化与大众的距离，引发大众共鸣，促成了不同文化间的文化认同。如此，戏曲纪录片也可以将传统戏曲文化与现代文化相结合，构建读者可参与的复合文本。

3 结语

戏曲纪录片要想扩大观众群体，实现传统戏曲文化的雅俗共赏，扩大戏曲文化的传播，就不能不考虑当前新媒体语境下的大众接受特点。而以碎片化、参与性和娱乐性为特点的大众接受方式，决定了具有宏大叙事、官方话语特点的“可读文本”型戏曲纪录片存在戏曲文化的传播困境，在这种情况下，建构读者可参与的“可写文本”型是突破这些困境的重要途径，其主要路径包括缩短时长、微观叙事、立足平民视角和与现代文化结合。当然，本文主要从文本建构的层面进行探讨，而通过戏曲纪录片实现传统戏曲文化的有效传播还有许多其他的方法需要我们去不断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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