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三种叙事视角的运用及影响

刘巍 袁森林

【摘要】 《左传》是我国第一部叙事详尽的编年体史书，恰当的叙事视角，记叙了春秋二百余年间的历史。《左传》的叙事视角可分为第三人称全知叙事视角、第三人称限知叙事视角和纯客观性的史官叙事视角三种，这三种视角的综合运用，构建了春秋的完整语境。本文结合《左传·僖公》的具体内容探讨了这三种叙事视角的运用特点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关键词】 《左传》;叙事视角;影响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32-0004-02

基金项目：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一般项目《认知框架下先秦叙事语篇建构模式研究》（L18BYY006）。

一、叙事视角

叙事视角也称叙述聚焦，是讲述者在叙述故事时对事件进行观察和讲述的特定角度。“作者必须创造性地运用叙事规范和谋略，使用某种语言的透视镜、某种文字的过滤网，把动态的立体化的世界点化（或幻化），为以语言文字凝固化了的线性的人事行为序列。这里所谓的语言的透视镜、某种文字的过滤网，就是视角。” ①

《左传》长于记述战争，又善于刻画人物，微言大义，包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和高超的叙事技巧。《左传》的叙事视角分为第三人称全知叙事视角、第三人称限知叙事视角和纯客观性的史官叙事视角三种。

二、叙事视角在《左传》中的运用

（一）第三人称全知叙事视角的运用

第三人称全知叙事视角就是“没有固定的观察位置，上帝般的全知全能的叙事者可以从任何角度、任何时空来叙事，既可高高在上地鸟瞰概貌，也可看到在其他地方同时发生的一切，对人物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均了如指掌，也可任意透视人物的内心。” ②也就是说作者对发生的历史事件全知全能。

《左传》作为一部编年体史书，需详尽地记叙发生在鲁国以及诸侯之间的重大事件，这必然需要全知视角来进行描述。作者在叙述时，会交代事件的起因、经过、结果，掌握人物的现在、过去和未来，以及鲜为人知的细节和各类隐秘之事。因此，《左传》在整体上呈现出大量的第三人称全知叙事视角运用。

1.全面呈现历史事件的复杂情状

如僖公二十八年的“晋楚城濮之战”是春秋四大战役之一，也是描写战争场面的名篇。作者详细交代了战争的起因、经过、结局及影响，更写出了交战双方的指挥者、参战者的计谋和心理活动。

作者先从晋国写起，“二十八年春，晋侯将伐曹，假道于卫，卫人弗许。”接着记叙了中军元帅先轸为晋文公出谋划策的一段话。接下来作者又将叙事的视角转向了楚国，楚国君臣离心，将帅骄横，“王怒，少与之师，唯西广、东宫与若敖之六卒实从之”。通过对晋、楚交战双方全知性的叙述，提前预示了战争的结局。最终晋打败了楚国，“楚右师溃”，继而“楚左师溃”“楚师败绩”。在这场战役中，作者无所不知，从子玉战前的梦境，到晋楚两国交战前的准备以及战争的经过，楚国失败的原因，子玉的自刎都交代得清清楚楚，读者如临其境。

2.全面展示人物的性格命运

作者运用全知的视角，揭示了每一个历史人物的性格特点，通过人物对话等方式表现人物的特征。僖公四年“齐桓公伐楚”事件中，就刻画了一个性格饱满、智谋无双的贤相形象。

僖公四年春天，齐侯率军队伐楚。楚派使臣询问原因，齐国的国相管仲说出了三条理由，第一个是“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五侯九伯，女实征之，以夹辅周室。’”这里充分体现了管仲的外交主张，凭借“尊王攘夷”的旗帜，用诸侯长的身份，讨伐对天子不敬的人。第二个是“尔贡包茅不入，王祭不共，无以缩酒。”第三个是“昭王南征而不复。”其实昭王南征是在几百年前，这三个理由都是齐伐楚的借口。但管仲却能由近及远、有理有据地陈列出来，这种作者全知视角的叙述，让读者对人物的性格、事件的背景更为清楚的理解。

3.揭示宫闱秘事和人物间的隐秘关系

《左传》中既有恢宏的战争场面描写，也有宫闱闺阁的私密对话，通过这种全知的描述，读者可以更清楚事件的前因后果。如僖公四年，献公宠姬骊姬与中大夫合謀陷害太子申生，姬谓大子曰：“君梦齐姜，必速祭之。”大子祭于曲沃，归胙于公。公田，姬置诸宫六日。公至，毒而献之。公祭之地，地坟;与犬，犬毙;与小臣，小臣亦毙。姬泣曰：“贼由大子。”大子奔新城。如此隐秘的事件，作者却记录得这样详细，这是典型的第三人称全知视角的运用。

这种第三人称全知叙事视角的运用，可以增加叙事的广度，揭示复杂的人物关系和事件的因果联系，但是也正因为作者的这种无所不能，削弱了叙事的可信性，读者的再创作空间也有限。

（二）第三人称限知叙事视角的运用

《左传》叙事虽然在整体上采取第三人称全知的叙事视角，但是在局部也采用第三人称限知视角。作者借助事件中人物的视角来观察和叙述一切，通过对事件过程的描述及人物行动的叙述来推动情节发展。僖公二十三年，“晋公子重耳的逃亡”这部分就很好地运用了第三人称限知视角。在这个叙事片段中，作者对世界的感知与重耳的感知相重合。作者的视角寸步不离地追随着重耳的行踪，从蒲城到狄、曹、宋等。视角的限知，使晋公子重耳的逃亡之路描写具有清晰的层次和顺序，一个地方一个地方的展开，先描写地点再叙述事情。作者在此处选择了限知视角，写出了重耳逃亡的经过，又设置悬念，增强了文本叙述的波折性和趣味性，引人入胜。

限知视角的运用，增强了读者的代入感和文本的真实感，并且在限知视角外，留下了许多叙事的暗示性空白，给予了读者自由想象与创作的空间。

（三）纯客观性的史官叙事视角运用

在纯客观的叙事视角中，《左传》的叙述者常常会把自己放在一个旁观者、记录者的位置，因而作品呈现出的是犹如生活原貌般的过程和人物行为，叙述者主观想法常常是隐藏在场面和对话之后，有时也会以“君子曰”等形式表达自己的看法。

如僖公三十三年“晋、陈、郑伐许” 就是一篇典型运用纯客观性的史官叙事视角的历史片段。其中，“晋、陈、郑伐许”事件笔墨不多，仅用一句话带过，但是作者仍然交代了战争的原因，“讨其贰于楚也”。接下来作者又以旁观者的身份，记述了楚伐郑的情况。并交代了事件的细节和结果，“文夫人敛而葬之郐城之下”。在讲述过程中，作者通过简练的笔墨、客观的视角，平铺直叙了一个历史事件。

《左传》中这种纯客观性叙事视角的运用，增强了叙事的真实性，构建了春秋这一时期的客观语境，更符合编年体史书的特点。同时作者为了保持客观叙述的效果，将自己的情感态度隐匿其中，有时会借助事件中人物之口表达自己的情感，有时也会用“君子曰”等形式发表主观评价。《左传》中这种评论方式的出现显示了历史编撰者主观意识的增强，直接表达了作者的态度，也使读者更清楚事件的情况、人物的善恶，从而达到微言大义的效果。不过从整体来说，这种“君子曰”评论形式所占比重不高，并不抢占《左传》总体“客观叙述”的地位。

纯客观叙事视角的运用，增强了事件的可信性，构成了春秋的完整语境，作者独立在事件之外，隐匿在事件之中，以相对客观的视角，记录人物的言行，事件的起因、经过、结果，让读者觉得客观公正，更易相信。

三、《左传》的叙事视角对《史记》的影响

《左传》多个叙事视角的运用，对后世史传文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司马迁的《史记》就借鉴了《左传》叙事上的特点。

《史记》中充分运用了第三人称全知叙事视角。如在“项羽本纪”中，记叙了项王军壁垓下，兵少食尽，悲歌慷慨。事实上追兵当前，性命攸关，逃命都来不及，又怎会饮酒作诗，即使真作诗，又有谁听到，即使有人听到，又有谁会有闲暇记录下来，这无疑是作者全知视角下的虚构之笔。但也正是这全知视角将项羽末路，与虞姬生死诀別的故事写得哀婉动人，情节饱满，前后文承接更加合理。

《史记》中也有第三人称限知视角的表达方法，使作品中的人物获得了生命力。如“淮阴侯列传”中以韩信的视角写出了从承受胯下之辱的少年到封侯拜相、衣锦还乡最终又死在了偏殿，通过第三人称限知视角的叙述，展现了韩信的内心世界，让人物获得自我表达的机会，刻画了深刻的人物形象。并且《史记》也继承和发展了《左传》中“君子曰”形式，出现了“太史公曰”的形式，这使得史学的叙事视角更加多元化、叙事层面更具立体感。

总体来说，正是《左传》多视角的运用，成功地为读者展示了春秋这一时期波澜壮阔的历史画面，记录了春秋列国的兴亡变迁和诸侯争霸。三种叙事视角的灵活运用，也为后世的叙事文学作品奠定了基础，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注释：

①杨义：《中国叙事学》，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91页。

②申丹：《全知叙述模式面面观》，《国外文学》1995年第2期，第4页。

参考文献：

[1]杨义.中国叙事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2]申丹.全知叙述模式面面观[J].国外文学，1995，（2）.

[3]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1.

[4]（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5]刘巍.《左传》中的战争语篇描写研究[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7.

作者简介：

刘巍，女，汉族，辽宁沈阳人，沈阳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语篇语言学。

袁森林，男，汉族，河北唐山人，唐山师范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汉语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