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文正宗”问题再讨论

张何斌

摘  要：明代文学的发展中，各种流派交替登场，以不同形式的理论创作确立自身地位的同时，也为文坛注入了活力。前后“七子”与“唐宋派”交替主导，看似针锋相对，背后却有某些共同的追求。相比几位领袖，归有光长期困顿，但最终仍获得了应有的地位。他善于通过细节刻画书写平常题材，作品中“乡曲应酬”之作虽非关乎国族命运的大事，却也不失立言之旨。钱谦益继承本地域传统，推崇归有光这位吴中前辈，也同样推崇有明一代文章正宗的象征宋濂，学习他们的为人、为学、为文，也以之自比。在这些对前人的批判反思中，中国学术、思想、文学等不断发展，逐渐完成由明至清的转型，并保持着强大的生命力。

关键词：明文正宗;前后七子;唐宋派;归有光;钱谦益;宋濂

站在清初回望，可以看到，明代文学在前代的基础上，继续了自己有特色的发展。在这一进程中，各种流派频繁地交替登场，且常常以不同形式的复古理论确立自己在文坛的地位。明确学习的对象，由此开宗立派，是复古运动的典型特征。尤其是晚明以降，不同派别对文坛主导权的争夺逐渐与党争、思想论战等有了更多联系，不同宗法间的相互辩难也促进了人们对文学发展历程特别是文学观念流变的反思，而这种论争的影响甚至延续到了晚清民初。在这一背景下，将吴中文坛置于一代文学起落的浪潮中重新观察、思考，实有必要。特别是其中关于前后“七子”“唐宋派”等群体及宋濂、归有光、钱谦益等重要作家理论创作得失问题的讨论，作为一条线索，能促使人们更好看待由明至清诗文的演进，并对相关历史、社会变迁进行更深入的思考。

一、前后“七子”与“唐宋派”之争的还原与思考

（一）交替主导下的文坛论争

朱东润曾指出：“大抵明人之言古文者有两大派：前后七子好高而骛远，则称诵秦、汉;自遵岩（王慎中）、荆川（唐顺之）、震川（归有光）以下，直及牧斋（钱谦益），好精实而尚条达，则称诵宋人，此其大较也。”{1}此二派大体是按宗法学习的对象分，前后“七子”为“秦汉派”，王慎中、唐顺之、归有光等则为“唐宋派”。一方“好高而骛远”，一方“好精实而尚条达”，朱东润的评价带有明显的倾向。且先不对两派的成就下结论，王慎中、唐顺之在前后“七子”对文坛主导的夹缝中也曾拥有自己的话语权，而归有光和后辈钱谦益等，又在后来文学的转型与发展中产生了更为重要的影响，也引发了不少争议与讨论。而就在不同流派对文坛交替主导的进程中，明清诗文完成了演进。

在“后七子”的領袖王世贞初登文坛时，占据主导地位的是王慎中和唐顺之。以李梦阳、何景明为代表的“前七子”过分追求对古人形式的模仿，却也常常使文章变得佶屈聱牙、空洞无物。王慎中、唐顺之推崇唐宋文法，强调要循序渐进，的确使这些问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

对于王慎中、唐顺之在文坛占据主导地位，“后七子”的另一位领袖李攀龙表示了强烈的不满与不屑：“今之文章，如晋江（王慎中）、毗陵（唐顺之）二三君子，岂不亦家传户诵？而持论太过，动伤气格，惮于修辞，理胜相掩，彼岂以左丘明所载为皆侏离之语，而司马迁叙事不近人情乎？”{1}但实际上，王慎中、唐顺之并没有否定左丘明、司马迁等先秦两汉文人创作的成就，李攀龙为提出反对意见，自己却也“持论太过，动伤气格”。

（二）领袖人物的相互影响与转变

相较之下，更为年轻的王世贞在看待文坛权威的问题上，态度却多了一分审慎。王世贞是太仓人，生长于吴中地区，却能对本地域风尚持辩证态度，而他也对吴中地区一些墨守传统、迷信权威并因此带有强烈偏见的文人进行了批评。

王世贞一生参与了众多丰富的文学活动，这使他的观念不断受到来自不同地域、文学主张各异的不同文人的影响刺激，视野也在此过程中逐步扩展。在这广泛的交游、阅读、消化中，王世贞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判断与风格。虽仍不免带有立场和偏见，但持论已较为通达，认为应当广泛吸纳一切有益为文的成分，因此也并未对当时持不同观点者过分批评。

即便王世贞有意拉开与吴中文坛的距离，他的交游仍不能回避世家大族延续下的自身在吴中地区的关系网，后期还乡后更是离不开此活动平台，并在不知不觉中与本地域文人相互影响着。不得不承认的是，仍是吴中深厚的文化土壤使他的理论创作臻于成熟。因此，对王世贞多有批评的钱谦益，也会引用袁宗道之语强调王世贞与李攀龙的区别：

伯修论本朝诗云：“弇州（王世贞）才却大，第不奈头领牵掣，不容不入他行市，然自家本色，时时露出，毕竟非历下（李攀龙）一流人。晚年全效坡公（苏轼），然亦终不似也。”余近拈出弇州晚年定论，恰是如此，伯修可谓具眼矣。{2}

（三）流派纷争背后的殊途同归

群体内部成员间的差异自不可忽视，而将目光放大到不同流派间，看似针锋相对的立场背后却有某些共同的追求。比如，不论是大力学习秦汉之文的前后“七子”还是“唐宋派”，都不满于当时八股时文对文学发展的危害，认为科举考试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文人对前代典籍的潜心钻研，有害于为学为文的正道，而均通过不同形式的复古主张与自身创作实践来努力解决这一问题。

“唐宋派”其实并没有割裂先秦两汉与唐宋，而是试图将它们打通合一。之所以以“唐宋”名派，最重要的原因是他们经由唐宋古文之法间接学习先秦两汉之文的路径与前后“七子”有所不同。

王世贞与归有光曾在文学观点上有过论争，但前者在为后者身后所写像赞中也提到“余岂异趋”③。这未必是如钱谦益所言晚年转变而来的悔悟，而恰恰体现了两派在某种程度上的殊途同归。两派都主张复古，只是唐宋派主张沿波讨源，秦汉派主张“师匠宜高”“师匠宜古”而已。{4}不论通过何种方式学习古人，根本目的都是使文学得到更为健康的发展。而正是在不同流派的纷争之下，明代文学理论与创作得到了不断的发展。

二、关于归有光得失的论争

（一）生前坎坷与身后文名

归有光与前后“七子”和王慎中、唐顺之乃至茅坤相比，虽然少负才名，却因文章不适应科举考试的体制，加上个性倨傲，晚年才得中进士，仕途并不顺利。不过，归有光的复古主张与创作实践比上述诸人具备更强的可操作性。看上去时文不入“时”，古文也不够“古”，却因独特的风格，加上后学的尊奉推崇，身后终于在文学史上获得了应有的地位。

仔细分析归有光为人为文的特点，便会发现他的久试不中确有原因。归有光个性耿直，不肯随顺他人，曾直称：“人须当任性，何可强自抑遏，以求人道好？”{1}甚至面对赏识自己的前辈的有意提携，归有光也坚持奉行公正的程序。清人计东曾在碑文中就此评论说：

《魏志·徐幹传》曰：“观古今文人，类不护细行，鲜能以名节自立，而伟长（徐幹）独怀文抱质，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谓彬彬君子矣。”先生（归有光）生嘉靖全盛之日，士莫不急科名声誉相征逐。先生数上春官，屡见斥。张文隐公欲以旧谊招致之，卒守正，不一往。伏处安亭江上，身教授弟子，妻课童仆。耕田百亩，供老亲宾客酒浆饘粥，读书食贫三十年。天下贤豪长者暨诸公卿贵游，闻其名，不得见其人，此与伟长何异。{2}

归有光品行端正，重名节，有古君子之风。在他所处的时代，沽名钓誉之风已盛，他却宁可迟迟不中、长期困窘也不愿靠人情关系仕进，尤显可贵。而这种个性体现在讲究格式规范的八股时文中，往往容易形成一些超出常规的风格。具体到为文，归有光称“自惟鄙拙，不习为古文，聊发其所见，不能檃栝为精妙语;徒藻衍其词，又不知忌讳，俗语所谓依本直说者”③，又强调自己“平生为时文，不肯学黄口儿语，以致困厄”{4}。这些为人为文的特点，似乎可以为他的长期困厄做出一定解释。

对于自己坎坷的命运，归有光其实能淡然处之。在潜心研读深刻影响他为人为文的《史记》的过程中，书里书外人物的遭遇也给他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力量：

余少好读司马子长（迁）书，见其感慨激烈，愤郁不平之气，勃勃不能自抑。以为君子之处世，轻重之衡，常在于我，决不当以一时之所遭，而身与之迁徙上下。设不幸而处其穷，则所以平其心志，怡其性情者，亦必有其道。何至如闾巷小夫，一不快志，悲怨憔悴之意，动于眉眦之间哉？盖孔子亟美颜渊，而责子路之愠见，古之难其人久矣。{5}

《史记》的文章艺术为归有光的创作提供了良好的学习对象，而更重要的是涉及历史人物的事迹与司马迁寄寓其中的精神气势，给了他不小的触动和启发，使他能植根经典，坚持自我，不为一时毁誉所动，在困顿的境遇中保持平心静气。人生的经历，使归有光更好地体会并学到了《史记》的精华。

抛开自己的境遇不论，归有光始终对文坛的问题有自己的认识，也时有毫不掩饰的批评。比如，关于复古风尚，他就说：“仆文何能为古人？但今世相尚以琢句为工，自谓欲追秦、汉，然不过剽窃齐、梁之余，而海內宗之，翕然成风，可谓悼叹耳。区区里巷童子强作解事者，此诚何足辨也！”⑥他首先对自己的创作表示谦虚，继而批评当时复古徒以摹拟形式为工的弊病，针对的其实就是以王世贞、李攀龙为核心的“后七子”集团。他在《项思尧文集序》中所说，矛头所指更是不言而喻：

盖今世之所谓文者难言矣。未始为古人之学，而苟得一二妄庸人为之巨子，争附和之，以诋排前人。韩文公（愈）云：“李（白）、杜（甫）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蝣撼大树，可笑不自量。”文章至于宋、元诸名家，其力足以追数千载之上，而与之颉颃;而世直以蚍蜉撼之，可悲也。无乃一二妄庸人为之巨子以倡道之欤！{7}

“一二妄庸人为之巨子”，无疑正是王世贞、李攀龙二人。钱谦益在论述这一番批评时，有意以少年得志继而主盟文坛的王世贞和长期困顿场屋的归有光构成鲜明对比，称“王弇州（世贞）踵二李（梦阳、攀龙）之后，主盟文坛，声华烜赫，奔走四海。熙甫（归有光）一老举子，独抱遗经于荒江虚市之间，树牙颊相搘柱不少下。尝为人文序，诋排俗学，以为苟得一二妄庸人为之巨子”。{1}在他看来，“声华煊赫，奔走四海”的前者不过是“俗学”，独抱遗经不少下的后者，传承的方是为学为文的正道。郑鄤对二人的评价则显得更加客观平允：“嘉靖之季，文体漫漶沓拖，时则有王太仓（世贞）、归海虞（有光）矻然砥柱，岀其昌明博大之本色，实开隆（庆）万（历）清真之先。王文之疵有霸气，然顾盻雄毅，高视阔步，自是一世之雄。归文之疵有学究气，乃淹通博雅，骨贵神清，文人之文也，二家工力悉敌。”{2}在他看来，二人不过是根据自身性格、身份地位，以不同的方式去面对所处时代文学理论与创作的问题，而各有特色，殊途同归，都对文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二）“乡曲应酬”的成因

归有光的声名在他身后日益兴盛，清代的桐城派更是以之为宗法对象。不过，归有光的文章也并非毫无瑕疵，也招致了一些批评。比如，“桐城三祖”之首的方苞就认为：“震川（归有光）之文，乡曲应酬者十六七，而又徇请者之意，袭常缀琐。虽欲大远于俗，其道无由。……震川之文于所谓有序者，盖庶几矣，而有物者，则寡焉。又其辞号雅洁，仍有近俚而伤于繁者。岂于时文既竭其心力，故不能两而精与？抑所学专主于为文，故其文亦至是而止与？”③方苞不满于归有光作品中“徇请者之意，袭常缀琐”的应酬之作，指出他难以完全摆脱流俗的影响，这类无物的文章损害了他创作的整体价值，限制了他的境界与格局。李中简也认为，归有光“诸序、记、议、论，皆能举其大碑板，具有法度。顾多牵于酬应，未免拖沓耳”。{4}

除“应酬”本身外，归有光创作中“乡曲”的因素也不为方苞所喜。曾国藩在给予归有光好评的同时，也婉转对他文章这方面的特征提出了批评：

然当时颇崇茁轧之习，假齐梁之雕琢，号为力追周秦者，往往而有。熙甫（归有光）一切弃去，不事涂饰，而选言有序，不刻画而足以昭物情，与古作者合符，而后来者取则焉，不可谓不智已。人能宏道，无如命何！借熙甫早置身高明之地，闻见广而情志阔，得师友以辅翼，所诣固不竟此哉！{5}

归有光的确以毕生的力量去践行、弘扬自己坚守的为人、为学、为文之道，但道不弘人，自身命运多舛。曾国藩对此表示感叹与惋惜，但言下之意，归有光因为没有早置身高明之地，缺乏得以辅翼的优秀师友，不免限制了他的闻见与情志的开拓，也由此影响了最终的造诣。

如前文所言，对于自己困顿的遭遇，归有光并没有郁郁寡欢，但他也认识到这多少会给写作带来的困境。仍以对《史记》的研读为例，他提到自己“平生足迹不及天下，又不得当世奇功伟烈书之”⑥，更多在意的是没有机会像司马迁那样游历四方，遍览山川河岳、名胜古迹，从而对书中的人事物象有更真切的体验，由此感发志意，扩展视野，以更鲜活有力的题材书写更丰富的篇章。

（三）困顿处境下的写作策略

归有光的生活圈子狭小，交游有限，社会角色相对单一。他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成就，甚至有曾国藩这样位高权重又具备丰厚才学之人所不及處，正是因为他意识到，扎根自己的生活，放眼广阔的天地，才能使创作获得无穷的动力与更加强大的生命力。“归震川（有光）能于不要紧之题，说不要紧之语，却自风韵疏淡，此乃是于太史公（司马迁）深有会处。”{1}归有光留心生活细节，文笔细腻，感情真挚，故所书虽非关乎国族命运的历史大事，却也有丰厚的内容，这正是得了《史记》之神。

关于归有光文笔中对史家书写方式的学习，林纾的一些点评可谓切中肯綮：

熙甫（归有光）文长于述旧，以能举琐细之事为长，似学《史记》、《汉书》之《外戚传》。故叙家庭细琐之事，颇款款有情致。（评归有光《周弦斋寿序》）{2}

震川（归有光）读《史记》、《汉书》《外戚传》极熟，故叙家庭及朋友间琐细事，极有情致。（评归有光《筠溪翁传》）③

震川读《史》、《汉》《外戚传》至熟，故能化俗为韵如此。（评归有光《先妣事略》）{4}

文语家常琐事，最不能工，唯读《史记》、《汉书》，用其缠绵精切语，行之以己意，而神味始见。（评归有光《项脊轩志》）{5}

关于归有光在书写平常生活题材中展现的杰出文笔，胡寄尘结合方苞的批评说道：

望溪（方苞）所说的近俚，就是我所说的善叙俗事;望溪所说的伤于繁，就是我所说的能够详细的描写：这两句话，在望溪是指他的短处，在我以为正是他的长处。观念虽然不同，能看出这是一种特点，是一样的。⑥

与方苞一样，胡寄尘看到了归有光文章鲜明的特点。当然，针对同一特点，不同立场会得出不同评价。不过，善于通过细节刻画书写好平常题材，正是归有光在有限的条件下做出的努力。且先不论是否能达到方苞所谓“大远于俗”“有物”的标准，归有光文之有序，已臻高境。因此，方苞自己也承认：

其（归有光之文）发于亲旧及人微而语无忌者，盖多近古之文，至事关天属，其尤善者，不俟修饰，而情辞并得，使览者恻然有隐，其气韵盖得之子长（司马迁），故能取法于欧（阳修）、曾（巩），而少更其形貌耳。{7}

在方苞看来，归有光这些为亲朋故旧这些平凡人物所作的文章，发于人伦自然之情，“不俟修饰”，使包括自己在内的读者“恻然有隐”，已是“情辞并得”的好文章。从这个角度看，涉及乡曲之作非不可为。正因难以写好，更见归有光的水平。

若说归有光作品中“乡曲”的成分多少是无奈之下的选择，“应酬”则是包括曾国藩这样的达官贵人在内写作时也难以回避的。不过，同样是“应酬”，虽然不外是采取寿序、贺序等文体，但写作目的及作品水准却也可以因人而异。归有光的一些“应酬”之作，似乎并不是像方苞所认为的那样是“徇请者之意”的“应酬之文”，而是“既有对时政世态的规讽，又有对同年、后辈的劝勉鼓励，虽说是为应酬而作，但不失立言之旨”{8}。“在平常的应酬文字中注入了时代的内容，较好地反映了现实生活，这是他乡曲应酬之作的价值所在”{9}。无怪乎将“当道之文”“代笔之文”“应酬之文”{10}作为“作文三戒”的黄宗羲，也会对归有光的此类作品另眼相看：“顾寿序如震川，而可以应酬目之乎？”{11}

钱谦益曾评价罗洪先说：“于诗文，取材不远，而托寄可观，时人谓其早经废业，久处民间，往往深于致情，易于兴感，殆亦近于言志者也。”{1}此语亦可移评归有光。归有光尽管因为客观际遇的问题，人生有一些缺憾，他却始终努力，在既有的条件下成为为人、为学、为文的楷模。

三、“正宗”之争的发展及其意义

（一）钱谦益对归有光的继承发扬

“钱虞山（谦益）一生，訾毁太仓（王世贞），诵法昆山（归有光）。”{2}钱谦益对归有光的推崇，前文已有提及，而他对王世贞及以之为代表的前后“七子”的批评也时见言中，比如他就曾称自己“狂易愚鲁，少而失学，一困于程文帖括之拘牵，一误于王（世贞）、李（攀龙）俗学之沿袭，寻行数墨，伥伥如瞽人拍肩”③。而相对使他困顿拘牵的“俗学”，引导钱谦益做出转变的人事就受到了他大力的推崇。他曾就这方面指出：“中年读潜溪（宋濂）、震川（归有光）集，少知持择，始改辕易辙，思自拔于流俗，望古之人之质的而超之。”{4}宋濂的问题稍后再谈，此处仍先谈归有光。

如前文所言，归有光的为人、为文本身就具备非常多的值得效法之处，这应当是钱谦益对其尊奉学习的最主要原因。在反对“程文帖括”对文学创作的不良影响方面，归有光在内的“唐宋派”和王世贞、李攀龙等前后“七子”其实是有共识的，只是后者的复古常限于摹拟剽窃，徒具形式，由此带来了新的弊病，而钱谦益正是在归有光嘉定后学的影响下认识到了这一点，从而做出转变。“在钱谦益看来，归有光富于时代意义的吸引力在于，一方面是继踵唐宋，遗貌得神，这也就隐然触及清代古文复兴所面临的新课题;另一方面是通经汲古，以‘经经纬史之学救天下文章结习。”{5}再加上归有光是钱谦益在吴中地区的前辈，承继了他所认同的地域传统，对其大加推崇也就不足为怪了。而自身学习并将归有光置于地域传统中作为师法的楷模，显然更有利于钱谦益自我主张与声势的扩大。

归有光虽然很好地继承了本地域传统，亦不乏传人，奈何自身及弟子缺乏功名，当时声势远不及王世贞。归有光一脉的张大，离不开身份地位甚至超过王世贞的钱谦益。钱谦益并不需要借助归有光本人来抬高自己，但将自己纳入归有光所在的绵长的地域传统中，结合归有光缺乏而钱谦益具备的声势，传统与个人便具备了更强大的影响力。

（二）宋濂以降文统的争夺

若说归有光在身后的声名日起多少还有赖于钱谦益的推尊，另一位对钱谦益的文学生涯影响较大的人物——宋濂，则长期受到文坛的尊崇。归有光自己就对宋濂十分推崇，称其“实出文献公之门，遂为本朝文字之宗”⑥。而连对诸多吴中前辈都不乏批评的王世贞，也直称“国初之业，潜溪（宋濂）为冠，乌伤（王祎）称辅”{7}。在讲述早年促成自己转变的几个因素时，钱谦益也把汤显祖提示自己学习宋濂作为重要一项：“午、未间，客从临川来，汤若士（显祖）寄声相勉曰：‘本朝文，自空同（李梦阳）已降，皆文之舆台也。古文自有真，且从宋金华（濂）着眼。自是而指归大定，三也。”{8}

钱谦益转变的一大表现便是开始努力学习唐宋古文，继而下延及金元诸家。这也昭示了宋濂的取法与师承，即重视近代名家，循序渐进，由此可以体会“古学所从来”，逐渐领悟“为文之阡陌次第”。当然，站在成长于明末的钱谦益的角度，明初的宋濂与稍后钱谦益自己的吴中前辈归有光，便也在学习对象之列。而从批评的角度，钱谦益强调了王世贞对归有光及其所代表的吴中传统的重新认同，而对宋濂的重视亦不失为向“明文正宗”的回归。由此，钱谦益建构了一条上至宋濂、下达归有光经嘉定文人而至自己且能前接唐宋元乃至更早统绪的“文章正脉”。

（三）钱谦益得失再探

不过，正如钱谦益推崇的归有光一生有得有失一样，钱谦益的为人、为学、为文自然也并非无可指摘处。与钱谦益关系密切的朱鹤龄在认可其文坛地位和文章造诣的同时，也指出了他身上存在的问题：

崆峒（李梦阳）、圭峰（罗玘）学秦、汉者也，而所诣何如王济之（鏊）？弇州（王世贞）、于鳞（李攀龙）亦学秦、汉者也，而所诣何如王道思（慎中）、归熙甫（有光）？此可以得其大都矣。近时海内，群推虞山（钱谦益）。虞山之文，长于论史，陶练古今，气昌词赡，惜其行太通，学太杂，交太滥，应太冗。虞山亦嘗向余蹙頞言之，然而知古文之深者未有如虞山也。{1}

如朱鹤龄所言，钱谦益“行太通，学太杂，交太滥，应太冗”，是限制他文学成就的重要因素。钱谦益是东林领袖、文坛宗主，即便有易代之际的变节行为，身份地位不减，求文索序者仍络绎不绝。同时的钱澄之也指出：“吾有惜焉，惜其词胜而义掩也。譬之金屋佳人，资本绝世，而粉腻脂香，无时离手，虽欲洗净浓华，任其本色，而习之已惯，固有所不忍耳。”{2}钱澄之认为钱谦益本色实为上佳，却因种种交游、应酬等的需要，语辞过度修饰，反而掩盖了背后醇正的立义。而与钱谦益关系密切的黄宗羲，恰恰对这些交游、应酬十分反感，在对这位器重自己的前辈尊重、学习的同时，也因对不同地域传统的坚持及对为人处世、学术、文学等的不同理解，不时提出批评与不同意见。在他看来，“弇州（王世贞）、牧斋（钱谦益），好丑相半。上下三百年间，免于疑论者，宋景濂（濂）、唐荆川（顺之）二人”。③宋濂不仅是开国文宗，也是黄宗羲的浙东前辈，对其推尊实属自然。黄宗羲为何对唐顺之也表示推崇暂且不论，但他对“唐宋派”另一位重要人物归有光却持保留态度，认为“议者以归震川（有光）为明文第一，似矣。试除去其叙事之合作，时文境界，间或阑入。较之宋景濂（濂），尚不能及”{4}。前文已论及，将归有光推为“明文第一”的正是钱谦益。一个“似矣”，在对归有光在明代文学史上地位表示认可的同时，却也对“第一”持保留态度。在黄宗羲看来，至少因为多少沾染时文之气这一点，归有光与宋濂有差距，而这似乎也是时代使然。

（四）清人对明文统绪的反思

清人纪昀在分析总结前朝文学时，对明代著名文人统绪发展的脉络进行了梳理：

明二百余年，文体亦数变矣。其初，金华（宋濂）一派蔚为大宗，由三杨（士奇、荣、溥）以逮茶陵（李东阳），未失古格。然日久相沿，群以庸滥肤廓为台阁之体。于是乎北地（李梦阳）、信阳（何景明）出焉，太仓（王世贞）、历下（李攀龙）又出焉，是皆一代之雄才也。及其弊也，以诘屈声牙为高古，以抄撮饾饤为博奥。余波四溢，沧海横流，归太仆（有光）龂龂争之弗胜也。{5}

在纪昀眼中，开国文臣之首宋濂仍是有明一代文章正宗的开端，而同样兼具政坛高官与文人领袖双重身份的三杨和李东阳则是这一正脉的继承者。然而，“成化以后，安享太平，多台阁雍容之作，愈久愈弊，陈陈相因，遂至啴缓冗沓，千篇一律”，⑥随着台阁文体的日益僵化，文坛亟待新鲜活力的注入。李梦阳等前后“七子”主张复古，就是在这方面的努力。钱基博曾评价李梦阳的文章说：“其文则故作聱牙，范经铸子，以艰深文其浅易。而雄迈之气，足以振啴缓;生撰之句，足以矫平熟;风气鼓荡，观听变易。”{1}“（李）梦阳振起痿痹，使天下复知有古书，不可谓之无功。而盛气矜心，矫枉过直”，{2}虽然和何景明、王世贞、李攀龙等人都是一代雄才，但“以诘屈声牙为高古，以抄撮饾饤为博奥”，也确实带来了新的问题。

不过，虽然这些文人本身的理论创作多少都存在引起争议之处，他们之间也有一些相互批评，但前后相继，对前人进行学习、继承与批判反思，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又根据各自时代的问题提出新的见解，根本目的是为了促进文学理论创作的健康发展，都称得上是有明二百余年文坛的一代雄才。“明之宋濂、高启、李东阳、吴宽、王鏊、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高叔嗣、唐顺之、王慎中、归有光、李攀龙等，亦均以正派相承，为一代冠冕，悉宜并存。”③清人所列的一串文坛大家的名字，虽因多种原因有所遗漏，但大体反映了后世对明代文学的认知。不论生前如何论争，只要对文学发展做出了贡献，实际上都是正派相承，殊途同归，值得世人不断学习、反思。

结 语

浙东文人宋濂在文学方面是影响一代的宗主。在他之后，随着台阁文体日益僵化，加上科举考试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文人对前代典籍的潜心钻研，八股时文开始损害文学的健康发展，文坛急需新鲜活力的注入，各种流派由此交替登场，以不同形式的理论创作作出努力，并确立自己在文坛的地位。

“前七子”的复古有时过分追求对形式的模仿，常常使文章变得佶屈聱牙、空洞无物。“唐宋派”推崇唐宋文法，主张循序渐进，使问题得到一定改善。“后七子”继起发扬“前七子”的主张，重新领导文坛风气。“唐宋派”与前后“七子”看似针锋相对，背后却有某些共同的追求。

钱谦益继承本地域传统，推崇归有光这位吴中前辈，也同样推崇有明一代文章正宗的象征宋濂。钱谦益学习他们的为人、为学、为文，认为他们促成了自己的转变，也以之自比，希望集其大成，开宗立派。他以深厚的学养、卓绝的才华及在政坛、文坛的崇高地位，对明代文学进行了总结反思，并影响了清代文学发展的方向。

从明初到前后“七子”与“唐宋派”等再到易代之际，从宋濂、归有光再到钱谦益等，关于何为“明文正宗”的讨论始终不断。而不论继承什么传统、坚持何种立场，其实都是对前人的学习、继承与批判反思，是在面临所处时代困境的情况下对理想的追求。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学术、思想、文学等不断发展，并保持着强大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