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 春
(南京大学 法学院,江苏 南京210093;巢湖学院 经济与法学学院,安徽 合肥 238000)
认罪认罚案件审级制度新问题伴生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即便该项制度进入刑事诉讼法典后,其依然存在。这类案件尽管量小,但影响却较大,其中余金平案件尤甚。
尽管从数字上来看,认罪认罚案件的上诉率和抗诉率都不是很高,似乎已实现认罪认罚的具体目标之一即诉讼效率,然而,在上诉和抗诉的司法实践中,则出现了若干值得深究的现象和问题。例如,被追诉人基于“留所”的动机而反悔上诉[1];赋予被追诉人上诉权的争议①代表性观点有:主张赋予被追诉人上诉权(陈光中、马康:《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若干重要问题探讨》,《法学》2016年第8期);主张不赋予被追诉人上诉权(陈卫东:《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研究》,《中国法学》2016年第2期);主张限制被追诉人上诉权(樊崇义、李思远:《认罪认罚从宽程序中的三个问题》,《人民检察》2016年第8期)。;检察院用抗诉来对抗上诉[2];二审法院审理范围和具体方式;检察院用抗诉来对抗一审法院没有采纳量刑建议,乃至新近的余金平案件所引起的争议。这些问题及其所引起的争议,并没有随着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正式进入刑事诉讼法以及《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的颁布而停息,其中的余金平案件在学界和实务部门均引起较大的争议,大约也是研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所不可绕开的一个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