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 永 草
(1. 山东师范大学 文学院,山东 济南 250014;2. 山东师范大学 国家语言文字推广基地,山东 济南 250014)
欧化与现代汉语的形成和发展相生相伴,它长期以来受到人们较多的关注,由此也产出了不少研究成果。就语言学领域来说,从“时间”角度看,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共时平面,历时平面的考察十分欠缺。就我们目力所及,为数不多的研究成果都是近年来才出现的。比如,张威通过对比莎士比亚四部戏剧的梁实秋和朱生豪译本中“N的V”等形式的使用情况,指出前者的欧化特征比后者更明显,并认为这是译者的翻译观、翻译目的和成长背景等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1]。再如,邵莉、王克非以鲁迅1918—1924年(前期)和1930—1936年(后期)白话翻译作品为研究对象,考察了“被”字句、修饰语+的+人称代词、是+形容词+的、以“的”为标记的复杂定中结构等四类现象的欧化表现,得出的结论是:一类使用频率上升,三类使用频率下降,去欧化趋势明显,用法上也呈现一定程度的去欧化趋势,但欧化进程并未停止[2]。类似这样的历时考察还不多见,而它本身具有丰富的内涵,同时也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和价值,因此有必要花大力气进行专门研究。也正是如此,刁晏斌才呼吁要在汉语欧化研究中建立历时观,具体包括整体的欧化历时观、局部的欧化历时观和具体现象的欧化历时观三个方面[3]。这给我们带来了诸多启发,其中之一就是汉语欧化的历时考察可以在同一原文不同阶段的译本之间展开,本文做的就是这样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