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莺辑选的《名家书单》元气淋漓的“不必读书目”

蔡渊迪

对于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士”而言，读书便是谋生唯一的出路。学有所成的前辈给徘徊于学问门外的青年开书单，实等于农夫之教种地，工人之传授技艺法门，原是负有指导之责任，无比严肃的事情。前人称之曰“金针度人”。龙启瑞的《经籍举要》、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就是旧时代的这类“金针”。特别是《书目答问》，一经行世便风靡神州，几至于家置一编，毕竟吃饭的活计，必是大受人们欢迎的。可这种指导后进的书单，开着开着便荒腔走板起来。待到新文化革了旧文化的命，胡适之君登坛执文化界之牛耳时，此老也开了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里头居然赫然开列着《三侠五义》《九命奇冤》这等“奇书”。梁启超第一个不服气：“若说不读《三侠五义》《九命奇冤》便够不上国学最低限度，不瞒胡君说，区区小子便是没有读过这两部书的人。我虽自知学问浅陋，说我连国学最低限度都没有，我却不服。”（《评胡适之的〈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

于是乎，后来的人学乖了，虽然心里明明想着要“指导”青年，却不再說什么“指导”“必读”那样的硬话了，换成“我爱读的书”或“我喜欢读的书”，仿佛西装革履换成了便衣布鞋，正襟危坐变成了槐荫纳凉，开书单的人一下变得轻松自在，可以“随便写一点”（参金公亮《随便写一点》《名家书单》第146-147页）。

前些年见过一本书叫《不必读书目》，书名着实高妙。那些“我爱读的书”或“我喜欢读的书”便可称准确地称之曰“不必读书目”。其中“爱读”两字还是很可计较一番的。毕竟没几个人会对着公众说自己喜欢读《金瓶梅》或者《肉蒲团》。是啊，尽管已可以“随便写一点”了，但发言的平台、听众的期待、自我身份的顾虑等等，交织出一个巨大的“场”，左右着这些“不必读书目”的最终呈现形态，所以，假如人们只看到一份“不必读书目”，可以将它视为一篇特别形式的散文，一笑了之可也;但假如有人把一个时代的所有或者大部分“不必读书目”都编集到一起，却可以反过来从这些书目窥探到当年的“场”是怎么回事，讲得严肃认真些，就是人们可以通过汇集一个时代的“不必读书目”来了解那一个时代的文化大势。

最近上海闵行区图书馆的孙莺女士便下了很大的功夫，从20世纪上半叶出版的旧报章杂志中钩剔爬抉，搜罗得好多这类“不必读书目”，编成一本《名家书单》。从这些书目里，我们便很能窥见那一时代的文化氛围。比如，好多人都提到自己少时爱读《水浒》《红楼》《三国演义》之类的小说。可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刚从旧时代走出，还笼罩着旧时代的阴影。这些我们今天所认可的“名著”在旧时代虽说深受底层民众的欢迎，却为上层名流所不齿。陈清晨讲自己少年时读《三国演义》，需要偷偷摸摸，还要以《孟子》作掩护（陈清晨《〈三国演义〉与我的童年》，《名家书单》第114页）;无独有偶，清心《三部爱读的书》里几乎讲到了相同的桥段;梁乙真也提到少年时读《三国演义》，若被先生撞到，就得被“斥骂一顿”;徐嘉瑞则是偷偷摸摸到躲在被褥里读，在被褥里点一盏小煤油灯，最后还把被褥烧了一个角，其结果当然是招来一顿父亲的“痛责”，凡此种种不一而足。过去偷偷摸读小说闲书的子弟们都成长为新时代一方面之人物了，面对公众，他们大谈自己少时如何如何爱读这些小说，既可显示叛逆而不失独立的精神，又展现了自家贴近民众的姿态，简直就是跟旧时代决裂的宣言书。

还有些人，比同时代的人快走一步，在父亲那一辈人已完成了去旧就新的转换，于是他们小时候的读书就自由多啦，读《三国》《水浒》之类，不仅不会被禁止，甚至还会得到鼓励，比如章衣萍的父亲就相信“开卷有益”（衣萍《我的读书经验》，《名家书单》第67页）。至如余楠秋，因为从小到大的成长环境实在太过良好，一路顺风顺水，乃使得他对于现世特别笃定，对于人生充满信心。别人写这类“爱读书目”都有点刻意放松的姿态，独他的那篇《我的读书经验》竟是那般老实认真。这让我想起作家余华讲过的一个故事，说他和莫言、王朔、苏童去意大利参加一个文学论坛，席间每个人都要发言，说自己是怎么走上创作道路的。结果余、莫、王三人都讲得十分离奇，唯独苏童认认真真，以至于苏童最后都不好意思读自己写好的那份讲稿。人的个性真不能强求，大约余楠秋与苏童就都是那种境遇良好，因而对现世非常笃定、诚挚而认真的人吧。

读这些书单，我还谅讶于那时人们视野之开阔，学术资讯之畅通。几乎每个人的书单都中外新旧杂陈，虽不排除有些可能是刻意地装点自家博学的形象，但即使是装点，也有装点得相当高深的。比如1935年，陆侃如、冯沅君这对贤伉俪刚从法国双双获了博士学位回国，他俩所开列的“爱读书”全是法文原版。钱穆开列自己民国24年（1935）最爱读的三部书里，竟有两部是英文的，另一部是白话散文集——味橄著《詹詹集》——这集子如今好像已淹没在文学史的洪流中了。两部英文书中，《邓肯自传》民国23年（1934）就出版了中译本，虽然钱氏没有注明，我有理由怀疑他读书的就是中译本;至于另一部塞缪尔·巴特勒（Samuel Butler）的Erewhon （今译“埃瑞璜”，钱氏译成“穴来风”，真是妙）好像至今也没有中译本，那钱氏读的竟是英文原版？

最酷的要数顾颉刚。在《宇宙风》杂志盘点1935年度诸名流的爱读书目时，只写下“《子夜》，茅盾著”这五个字。不免引人猜想，是这个北平史学界三大老板之一的大人物实在太忙？还是身为一个严肃的史学家、学问家就根本看不起文艺家们的那些花花玩意儿？或是兼而有之？

在昔梁启超评论清初学界谓“在淆乱粗糙之中，自有一种元气淋漓之象”（《清代学术概论》），当我一份一份地翻读这些各具个性各具姿态的“不必读书目”时，脑袋里变慢慢浮现出来的正是这“元气淋漓”四字。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文化界，不正是一片古今交织、新旧杂陈的元气淋漓景象吗？

最后，对于《名家书单》的编校工作提两点意见：第一，是不是可以加上一个前言或者后记，对于整个编校工作的缘起、过程等有所交待，对所采集的范围、去取的标准也当略有说明。我粗略统计了下，孙女士所采及的旧杂志总在十种以上，名刊如《读书月刊》《青年界》《宇宙风》《语丝》《论语》《小说世界》等都有，还有《狮吼》《现代》《申报》《文学周报》《万象》等等。如此辛勤的劳作实在不宜太自韬晦，而各旧刊的情形于今人也已非常隔膜，略作说明还是必要的。第二，是书还留有一些文字校勘的错讹，比如王肯堂的《郁冈斋笔麈》，无论是第173页叶恭绰所提的书目部分还是后面周作人那篇的《谈诗文》中，“麈”字皆误作了“尘”字;纪果庵《书房漫步》中提到的顾燮光的《梦碧簃石言》也误作了“碧萝簃”（第41页）等等。

孙女士同时编成的书还有《旧时书肆》和《旧时书事》两书，也都是一样有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