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源
(西安外国语大学 陕西 西安 710128)
当今中国与世界各国的交流越来越频繁,我们更加重视自身形象的塑造。《论语》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经典,其外译对“中国形象”意义重大。有学者指出,典籍外译的文化立场主要有两个:一是以文化交流为主要目的,向世界其他地区传播中国文化;二是引证东方文化,并用于塑造为西方所用的“中国形象”。[1]而作为《论语》中的重要概念,“君子”一词的翻译,同样也对中国形象起着塑造作用。
近十几年有了很多关于形象学与翻译的文章和著作问世,例如,圣杰罗姆·豪斯(Jerome House)于2007年出版的《翻译儿童文学中的文化相遇》,约翰·本雅明斯·豪斯(John Benjamins House)于2005年出版的《翻译与文化变迁:历史、规范、形象和意象学研究》,以及最近出版的《互构翻译研究与意象学》,这是意象学与翻译研究相结合的最新成果。这些专著所涉及的不只是纯粹的西方主题和形象,还有印度和亚洲,尤其是中国形象。
这类著作的数量表明,翻译研究和形象学的对话交流有着坚实的基础。这两个学科都有源于描述性和历史性观点的研究历史,这些观点导致他们的研究必须是动态的。形象学和翻译这两个学科研究对象的重要特征是:变化和杂合。他们认为,尽管翻译在比较文学中理论化程度一直不是很高,但形象学可以为翻译研究提供一种方法论工具,包括一些概念和理论见解,来消除这种孤立主义,增强其多学科性。同时,得益于翻译研究,形象学的研究领域也能得到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