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民族地区农民信息实践能力构建研究
——以甘肃天祝藏族自治县为例

任 军，张 妍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中共十九大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2018 年1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并于同年9 月印发了《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明确提出要全面提高农业农村信息化水平，要积极对农业生产进行数字化改造，要加强地理信息、网络交易平台、智慧农业等现代信息技术与农村生产生活的全面深入渗透融合[1]。在农业信息化水平发展进程中，农民始终是推动农业信息化的主体，无论是转变农业发展模式，还是发展现代农业，农民的信息实践能力始终是最根本的制约因素。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业信息化已成为我国的重点发展方向，它不仅是我国实现乡村振兴的支撑，也是农业转型升级的关键动能。

从目前来看，民族地区农民的信息实践能力与乡村振兴的战略要求极不适应，严重阻碍了民族地区农业推广效率和农业发展的步伐。因此加强民族地区农民信息实践能力培养，不仅能提高他们获取信息、利用信息和分享信息的能力，还意味着农民可以在现代农业建设中变被动接受为主动创造，为自身发展以及当地农业现代化发展提供更多契机。这不仅能有效助力构建大扶贫格局，也为民族地区缩小数字鸿沟、加快乡村振兴步伐提供有力的支撑保障，使广袤的民族地区乡村大地焕发更多的生机与活力。

一、民族地区农民信息实践能力相关研究及其价值探析

（一）民族地区农民信息实践能力问题相关研究

芬兰学者萨沃莱宁认为，人类日常信息实践能力包括信息需求、获取、利用、分享等方面的能力[2]，从这些方面来看，目前对民族地区信息实践问题的已有研究包括三个方向。

1.关于信息需求

我国少数民族聚集地区一般都呈现出经济贫困落后、教育水平低下、地区位置偏远、资源缺乏等特点，经济贫困落后使少数民族群众对信息没有过多需求，同时也无法负担信息利用的成本；教育水平低下和地理位置偏远使他们对信息的理解受到很大程度的限制[3]。有研究进一步指出，民族地区群众的生活习惯等显著地影响着他们的信息需求，导致外部世界提供的信息资源及服务很难与他们在文化、行为、生活以及情感上的需求达到契合。另外，民族地区农民的信息需求往往集中在农业、气候、风俗等方面，跟其他群体存在一定的差异。

2.关于信息获取和利用

根据政治经济学关于部分地域信息供给匮乏和缺失理论，研究认为民族地区农民在信息获取和利用的意愿和态度上受限于信息源和信息需求[3]。他们生存的空间长期与世隔绝，导致他们对外部信息的意图和内容产生强烈不安，因而对于获取外部信息的动力和愿望并不强。同时，由于长期使用方言交流的缘故，他们在接受采用社会主流官方语言的外部信息服务时，存在诸多的不便和困难。

3.关于信息分享

根据社会排斥理论关于信息机会和能力获取缺失的描述，民族地区通常远离现代社会发展中心，加之民族地区群众受教育水平相对偏低，会造成他们对外部社会文化信息交流和沟通理解上的偏差，他们尤其会排除那些他们认为会对长久以来的传统习惯、社会规范、价值观念产生影响和破坏的信息。也正因为如此，这种同质性便于群体成员在内部更快和更自由地分享信息，因此面对面交流仍然是他们分享信息的主要方式[4]。

（二）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民族地区农民信息实践能力构建价值探析

深入研究民族地区农民信息实践能力构建，有助于推进乡村振兴以及建设数字乡村，也有助于以农民为代表的信息实践培养对象把握时机，应对新的挑战[5]，其价值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挖掘民族地区农民信息实践能力需求倾向

联合国将9 月28 日确立为普遍获取信息国际日，以提高人们对寻求和接收信息权利的认识[6]。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面向多应用场景，民族地区农民并未有能力掌握海量信息资源与不断更新的信息技术，因此，提高农民对信息实践能力的认识至关重要。信息实践能力构建机构以信息实践能力为视角，系统研究信息环境中农民信息需求、获取、利用和分享等方面的能力，让民族地区农民全面学习了解并掌握信息技能，转变信息观念，更好地挖掘和激发农民信息实践能力需求倾向，精准推动信息知识与技能的可发现与可获取。

2.辅助民族地区农民适应数字乡村建设需求

《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指出，数字乡村建设应着力发挥信息技术创新的扩散效应、信息和知识的溢出效应[7]。数字乡村是乡村振兴的战略方向，其建设需充分发挥网络、大数据等新要素的作用，这些新要素正是贯穿民族地区农民信息实践能力构建体系中的重要关联因素。不断细化、扩展这些新要素所包含的培养内容，可提高农民在乡村信息化发展进程中的适应能力，更好地保障实现数字乡村建设的战略目标。

3.促进民族地区农民“按需”利用知识与技能

乡村振兴过程中，民族地区互联网普及率的提升、数字乡村的发展、乡村文化数字资源库的建立、“互联网+政务服务”的延伸，以及数字乡村的全面建成，都对农民信息实践能力提出了新要求，也为农民自身发展提供了新机遇。帮助农民厘清这些要求并在此基础上抓住机遇，有利于农民“按需”提高信息实践能力与技能，探索发展转型的新模式，提高生产效率，改善生活质量，增加幸福感和获得感。

二、天祝藏族自治县农民信息实践能力现状调查

本研究将民族地区农民信息实践能力指标体系分为信息需求、信息获取、信息利用和信息分享四个维度。其中，信息需求主要是指对信息的内在需求和敏感程度；信息获取则包括了获取信息的各种渠道和获得程度；信息利用是指通过信息的整合和利用解决生产生活问题的能力；信息分享是指利用信息交流的能力，以及在信息交流过程中遵循信息分享道德准则的程度。根据上述四个维度，参考其他学者的问卷，本文设计了以下题目来调查甘肃天祝藏族自治县农民的信息实践能力现状。

（一）天祝藏族自治县农民信息实践能力现状问卷调查设计

本研究以甘肃天祝藏族自治县农民作为研究对象，问卷发放以随机的形式在天祝县大柴沟、抓喜秀龙、西门沟、毛藏等乡镇地区发放，共发放问卷550 份，回收问卷520 份，经过数据清洗，得到有效问卷 496 份，有效回收率90.18%。问卷主要内容如表1 所示。

表1 天祝藏族自治县农民信息实践能力问卷调查表

（二）天祝藏族自治县农民信息实践能力现状调查结果

1.信息需求

生产信息和生活信息是农民信息需求最主要的两个层面。生产信息是指保证农业生产过程即生产、经营、管理、服务等方面的良性运转所需要的信息。生产信息既是助推农业生产目标实现的重要资源，也是实现农业产业化目标的重要条件。生活信息是超出物质生产和生计追求之上的“类享受”层面的信息。天祝藏族自治县农民信息需求调查结果显示：在496 份有效问卷中，只有10%的调查对象表示在日常农业生产生活中对信息有所需求；另外60%的调查对象认为信息与自己的生产生活毫无关系，没有信息需求；30%的研究对象对信息需求保持观望态度。

2.信息获取途径

农业信息可以为农民的发家致富提供契机与平台，其他类型有效信息也能给农民的生活带来便利。了解农民获取信息的途径一方面可以反映农民对信息传播途径的认知情况，另一方面可以了解农民对信息的获取程度。天祝藏族自治县农民获取信息的渠道如图 1 所示。

图1 天祝藏族自治县农民信息获取途径

统计结果表明，天祝藏族自治县农民获取信息的途径呈现多元化态势，这说明在信息获取渠道上该地区农民拥有的选择空间越来越多，但调查数据显示农民获取信息最主要的途径依然是电视，书刊、报纸等的使用比例很小。这间接表明农民对信息缺乏主动性和积极性，主要通过被动地接收电视节目获取信息。另外，数据显示互联网逐渐成为农民获取信息的一条新途径。然而,调查对象中只有110 户家庭安装有网络，其中只有80 户（72.7%）在选择获取信息渠道时选择了互联网，但通过图2 依然发现安装互联网的家庭只占所有调查对象的22.17%，而使用互联网获取信息的家庭只有16.13%。

3.信息利用现状

信息技术的大量应用为社会发展带来了积极影响，也为农民带来了信息搜索、查询、网络购物、销售、娱乐、学习等福利。天祝藏族自治县农民的信息利用情况如何呢？

调查显示，被调查者中20%的农民通过信息了解农产品价格；9%的农民通过信息了解农业政策；5%的农民通过互联网出售农产品；5%的农民通过信息咨询解决生活中遇到的难题；61%的农民不曾运用信息解决农业生产生活中的任何问题。

4.信息分享现状

另一项调查内容是天祝县农民信息分享的具体情况，结果显示：7.2%的受访对象通过互联网或者手机发布过信息；8.5%的受访对象认为在分享信息时应该对信息进行评估、甄别和判断，只有确定信息的有效真实性时才应该分享；16.74%的受访对象具有信息分享能力，但不排除具有信息分享能力却不愿意分享的那一部分；13.71%的受访对象具有信息分享意识，但其中有一部分没有手机和电脑等工具。总体来看，被访谈的农民中发布过信息，具有信息分享道德、分享能力、分享意识的人并不多，天祝藏族自治县农民信息分享现状不容乐观。

信息分享是提升农民信息实践能力的重要举措，天祝藏族自治县农民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呢？访谈部分受访对象发现，他们对信息分享表现出了不同的态度，有少部分年龄偏大的访谈对象认为，农业生产信息没用，不愿意购买信息设备（电脑、手机等），也不愿学习电脑知识；还有部分访谈对象表示即使掌握了基本的计算机网络知识，但家里没有安装网络的话也没有实际意义，因此选择了放弃；还有一部分调查对象能意识到计算机网络等信息技术对现代化农业生产的重要作用，但由于自身计算机基础知识和操作技能低下，不能通过网络快速找到所需信息。还有一些农民对信息的认识不够深入、不够准确，认为像互联网这类信息设备只是娱乐休闲的工具，对农业生产生活以及农民创收致富没有帮助，因此忽视了计算机知识及技能的培训，更不愿意通过网络信息买卖产品[12]。

三、天祝藏族自治县农民信息实践能力不足的原因分析

通过数据分析以及与农民的深入交流，将天祝县农民信息实践能力不足的原因归纳如下。

（一）农民信息需求受阻

1.生产信息

农民家户经营的有限能力容易与市场信息的变动性和农业科技的先进性形成抵触，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家户生产之“小”与市场变化之“大”的对垒，二是家户耕种面积之少与生产技术采用成本之高的对比。市场信息传递到农民手里与农民根据市场信息作出的反应之间有一个阶段性的时滞，这种时滞会造成农民根据市场信息作出的决策仍然难以获利。所以，由于对市场把握的不准和市场本身的滞后，农民在农业生产上会产生对市场信息的恐惧心理，这就容易使农民重新回到“还是按照我自身的想法来安排农业生产”的老路上来。此外，农业具有生产的不可移动性，受自然环境因素的影响较大，加之天祝藏族自治县大柴沟、抓喜秀龙、西门沟和毛藏四个乡镇生产环境恶劣，不可操控性强。虽然农民能提前获取气象信息，但干旱或洪涝等灾害性天气是非人力所能避免的，只能通过预报尽量减少损失。所以在农业生产上，以上四个乡镇传统的信息获取方式难以满足现代农民的经济需求，而社会化程度日益加深的农民，由于对市场信息认知的准确性差以及市场信息与农业产出之间的时间滞后，以及农民家户经营能力与市场风险性的对比产生的不确定性，导致农民对市场信息和新的信息技术存在着不安全感，从而导致农民始终在这两者之间徘徊，形成了农民在农业生产信息需求上的困境。

2.生活信息

在调查中发现，看电视已经成为天祝藏族自治县农民的主要生活方式，排序占比49.6% 。在对电视媒介功能的认知上，50.5% 的农民认为其功能是“传播新闻信息”。虽然电视引起了农民生活世界的信息“革命”，但也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根据调查，有30.5% 的人认为“报道本村、本镇、本县的事情太少”，30.4% 的人认为“与自己距离太远”。此外，有29.4%的人认为“新闻的虚假性严重”，16.8% 的人认为“内容低级”，14.2% 的人认为“会议新闻过多”等。这说明农民的信息关注点在自己身边的世界，而电视提供的信息与农民生活的信息需求之间存在错位现象。第二，根据访谈发现，电视进入村庄是农民闲暇生活家庭化的重要因素，这一方面造成农民社会传统信息交换方式的式微，另一方面农民对电视的过度依赖也制约了农民对其他信息交流方式的开拓。电视作为现代信息媒介进入农民的生活世界，极大丰富了农民的生活。不过，电视的信息供给与农民信息需求的错位及电视带来的农民生活家庭化进一步窄化了农民的信息渠道，呈现出单一化的特点。农民获取信息的途径相对单一，一方面，农民对“熟悉”情有独钟，害怕外在信息侵犯自己的生活；另一方面，农民主要关注的是家庭经济条件的提升、子女教育、风俗习惯、家族规约等相关信息，与自身距离太远的信息对他们来说显得“大而无当”，这导致农民希望将信息圈锁定在自己熟悉的人群和地方。对农民来说，这无关传统与现代，实用就好，因此只有让农民的生活信息需求与供给之间契合而不是错位，才能改变农民信息生活的单调局面。

（二）农民信息获取渠道单一

民族地区农村大多山峦绵延，沟壑纵横，这种特殊的自然地理要素严重制约和影响着农民的信息实践活动。在研究调研中选取的大柴沟、抓喜秀龙、西门沟和毛藏四个乡镇都是山大沟深、地势险峻、自然灾害频繁的地区。长期以来险阻的地理位置阻断了该地区农民对主流文化接受的频率和程度，导致当地信息氛围不浓。加之起伏悬殊的地形使以农牧业为生的村民们多选择居住在二半山区。这种孤立分散的居住状况导致信息在传递和接受过程中层层递减，既削弱了时效性和真实性，信息的价值也被严重贬损，农民得到的信息几乎对他们的实际生产生活毫无用处。这种消极的信息氛围严重打击了农民对信息的信心，因此他们更愿意处于被动的信息接收状态，很少通过书本、网络等信息工具主动获取信息。另外，在调查大柴沟、抓喜秀龙、西门沟和毛藏四个乡镇农民信息获取渠道时，发现33.87%的人通常通过邻居、亲朋好友获取信息，这在被调查者中占了很大比重。这是典型的信息小世界行为，主要由当地生产生活环境封闭，教育水平低下，社会规范森严和信息闭塞导致。在这种封闭的信息氛围中，农民思想观念长期落后守旧，对外界信息抵触、害怕、不接受，致使他们很难利用网络获取信息和交易获利[13]。

（三）农民信息利用能力不足

通过访谈发现，相当一部分农民对电脑等现代化信息工具的认知非常有限，他们不知道硬件、软件和互联网等概念，对谷歌、百度等搜索引擎更是闻所未闻，对互联网功能的认识也主要停留在休闲娱乐方面，更无法对外来知识和信息做到有效利用、传播、记录和保存。同时，一些村民养成了“等、靠、要”的恶习，过度地依赖政策和福利，缺乏信息获取的动机和意愿，信息利用能力不足。另外，天祝藏族自治县大柴沟、抓喜秀龙、西门沟、毛藏等地区的生活习惯、传统习俗长期影响和制约着农民的信息需求，导致外来信息资源及服务很难与他们在文化、行为、生活以及情感需求上达到契合，从而减弱了对有效信息的利用。通过调研数据和与农民深入访谈，我们还了解到当地一个矛盾：并非所有农民都不愿意通过先进设备获取使用信息，只是网络硬件设施等建设不到位导致信息渠道受阻，这直接迫使大部分农民放弃通过互联网主动使用信息的意愿，更多地选择了广播和电视。

（四）农民信息分享消极

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生成了生于斯、长于斯、亡于斯的社会，这是一个没有陌生人的社会。四个民族乡镇中农民的生活氛围更是如此，这些地区的地缘和血缘关系是农民之间形成熟人社会性质的两个基本因素。农村中的“自己人”认同是一个亲密的社会圈子，人们相互之间遵从情面原则、社会规范原则，他们对熟人社会有着天然的认同关系，更是守望互助和相互慰藉的集团。而且，身处其中的个人非常信赖彼此间存在的这种能给予自己确定和有安全感的帮助与情感联系，他们普遍采用聊天的方式分享包括种植养殖、生产作业、子女教育、传统习俗等信息。但是由于农民自身的文化水平、信息知识及信息能力的限制，不具备评估、辨别虚假有害的信息的能力，导致部分人会不加甄别地创造、宣传、传播自己接收到的信息，这种行为容易造成信息环境安全隐患，给人们带来了损失，甚至会间接导致虚假信息的滋生和传播。在与农民的交流过程中发现，大部分访谈对象面对信息分享道德问题时表现为冷漠、不关心、不关注，这表明坚决制止民族地区农民不健康信息传播行为势在必行，农民的信息分享道德水平有待提高[14]。

四、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民族地区农民信息实践能力优化路径

农民是农业的主体，是美丽乡村的建设者，是乡村信息化建设的主力军，培养民族地区农民信息实践能力是促进民族地区农业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缩小“数字鸿沟”、推动数字乡村建设进程以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保障。

（一）加强民族地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构建良好信息环境

很早之前我国就已经有了信息扶贫政策相关工程并加大资金倾斜，加强民族地区农村网络、电视等媒介基础设施建设，实现光纤通村通户。运营商应主动向农民提供物质支持，比如资金赞助、手机购买等方面的扶持和优惠，让民族地区农民普遍享有手机使用给生活带来的便利。另外，当前不少农业信息网站存在综合信息多、专业信息少，简单堆积的多、精心加工的少，交叉重复的多、特色信息的少等问题，因此民族地区农村网站的建设要根据农民需求，构建稳定的多渠道的信息采集与管理体系，加强当地政府、农业科研院校、生产企业、农产品经销商的信息共享，为农民提供高效、便捷的信息服务，以解决农民在生产生活中遇到的技术、政策及销售等方面的难题。同时，民族地区农民文化水平偏低，经济发展不足，广播成本低、传播范围广、速度快、穿透能力强、收听方式自由等特点与民族地区实际正好契合，因此应按照“整体覆盖，分批实施”原则，“到点准时响，天天不缺位”要求，传播通俗易懂、适应性强的内容，改善民族地区广播设施建设，提升信息传播能力。

（二）加大信息宣传力度，树立信息需求意识

应借助大众传播和网络传播媒介向农民宣传信息对农业生产和生活的价值，让农民深刻意识到信息对自身发展的重要性。可在农村设立农业信息栏目板块，展现最新农情资讯、农业生产生活及科技创新动态，结合创业致富典型宣传信息利用的经济效益，营造信息致富的氛围[15]。另外，通过访谈发现，不少男性每天都要花一定时间收看中央电视台的节目，并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收看兴趣和信任度。这部分人应该积极发挥信息引领作用，将自己通过电视节目获得的政策、法律、新闻、科技、教育等相关信息，以及信息带给生产生活的益处传播给其他人，让信息丰富农民精神世界的同时，也对他们的物质生活产生推动作用，增加他们对信息的信任感和依赖感，建立起对信息的需求意识。同时要发挥民族地区村干部的宣传引导作用，建立村级农业信息服务宣传点，努力为农民提供多元服务，为农民建立信息需求意识提供平台和土壤。

（三）开发本土化培训模式，培养信息获取能力

民族地区政府应该为提高农民获取信息的能力提供专门的培训服务，创新开发低成本的本土化培训模式，鼓励农民积极主动参与。有关部门要积极鼓励农民有意识地浏览网页、论坛、空间、微博、微信等平台信息，使他们逐渐习惯通过网络搜集获取信息。另外，要有效利用“文化反哺”促进“数字反哺”。“文化反哺”是指传统的受教育者反过来影响施教者，向他们传授知识、价值观和社会规范的反向社会化过程。面对新技术，农村上了年纪的农民知识储备不足，认为自己不具备熟练应用或掌握先进技术的能力，同时他们认为手机、电脑里的内容生涩难懂，不想触碰，便不由自主地对新技术产生排斥感和焦虑恐惧[16]。相反，村里部分年轻人，包括外出打工者或求学者正逐渐在新技术的浪潮中掌握话语权，从以往的被教导者转变成教导者，并且将新技术潮流带回家乡，悄然改变着家乡和家庭的信息互动模式。在“文化反哺”带动的“数字反哺”过程中，老年人不仅可以在年轻人的熏陶和引导下了解到更多信息，学会技术操作，同时能为整个村落营造良好的信息氛围。显然，本土化培训模式是民族地区农村填平“数字鸿沟”、推进数字农村建设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便捷而实用的手段。

（四）创新培训类型，提升信息利用能力

应针对不同层次的农民，开展不同类型的培训，以提升农民信息利用能力。首先，在一个信息封闭的社会中，只要在某一方面有所长，拥有其他人没有的“技能”，都可纳入“能人”的范畴。通过调查发现，受访者们非常渴望与村里此类“能人”交流，向他们学习，获得成功经验。不可否认，大多数民族地区农村都是典型的“熟人社会”，作为“熟人社会”人际传播的关键一环，“能人”在带动信息利用方面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他们可以为农村带来有用真实的信息，并且手把手教会父老乡亲如何利用信息改变家庭甚至整个村落落后的生活面貌。同时他们还可以帮助其他农民完成众多信息的筛选工作，为村民充当“把关人”的角色。其次，可选择文化水平较高，信息利用潜力较强的农民进行专业培训，培养一批通过信息带动生产的农村创业型人才和农业种植、养殖大户，发挥引领示范辐射作用[17]。再次，要向农民传授计算机基础知识和基本操作技能，培养农民自主学习、利用信息的能力，使其最终成长为自我培训、自我学习、自我提升、对自己有要求的信息化新型农民。

（五）借助社会力量，提高信息分享能力

应为农民提供随时随地上网分享信息的机会和平台，借助“互联网 +”建立线上线下相结合的课堂，给广大农户提供更多分享信息的渠道，让信息渗透到他们的生产生活中，调动他们分享新媒介的积极性和主动意识。要鼓励专家培训队伍以及地方高等院校特别是农业类高等院校积极参与农民信息实践能力培训，编制贴近生产生活的本土化教材，培养农民对信息的追求、肯定以及积极分享信息的态度。同时，从政策层面给予农民引导，引导他们关注政策，敢于发表自己的意见和看法，分享学习政策的心得体会，树立信息主人翁意识[18]。另外，智能手机包含了短而精的视频、图画等，这些通俗易懂、对识字没有高要求的信息内容正好与农民信息实践能力的实际情况契合。但由于农民自身的文化水平、信息知识及信息能力的限制，对信息内容不具备评估、辨别的能力，因此要及时引导农民树立正确的信息分享态度，制止农民传播不健康的信息，营造干净的信息传播环境，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提供健康晴朗的信息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