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中”“下放”：行政权力收放之间的法治进步

本社记者 李天琪

作为1996年行政处罚法颁布实施25年来的首次全面修改，此次行政处罚法修订的主要内容之一，即是落实党中央重大改革决策部署，推动行政处罚制度进步。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2013年、2014年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及其他相关文件，都对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作出部署、提出要求，如强调要“推进综合执法”“减少行政执法层级”，严格实行行政执法人员持证上岗和资格管理制度，全面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等。

同时，为充分发挥地方性法规在地方治理中的作用，推动行政执法权限和力量向基层延伸和下沉，本次行政处罚法修改回应各方呼声，就地方性法规补充设定行政处罚作出规定，将行政处罚权下放乡镇、街道。

欣喜之余，也不禁让人反思：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理解行政处罚相对集中和适度下放，不因集中而过度处罚，不因放权使处罚失控？

巩固成果：综合行政执法制度入法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多次对基层政权在社会治理中的角色定位提出了要求。 李天琪制图

“十顶‘大盖帽’（执法人员），管不好一顶‘大草帽’（小商小贩）。”上个世纪，社会上“流行”过这样的调侃。言语中尽带戏谑的背后，实际上反映的是执法部门权责交错、多头执法的尴尬与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