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识的朱光潜(下)

2021-09-29 07:51北京商金林
名作欣赏 2021年13期

北京 商金林

用拼搏的灯火照亮屈辱和苦难的暗隅

1982 年10 月18 日,北大在临湖轩集会纪念朱光潜任教60 周年,周扬送来一封贺信并附有朱光潜1939 年1 月20 日写给他的一封信的复印件。周扬在贺信中说:“四十年前您曾给我一信,虽经‘文化革命’之难尚犹未毁,信中亦足见您的思想发展的片鳞半爪,颇为珍贵,特复制一份,赠送您,以志我们之间的友谊。”这两封信同时刊登在1982 年11 月29 日的《人民日报》上,编者在按语中说:“今年10 月,在祝贺朱光潜教授任教六十周年之际,周扬同志写了封贺信。信中提到朱光潜同志1939 年写信给他的往事。我们今天将这两封信在副刊发表,并借此对我国许多老年知识分子毕生爱国爱民、追求光明的心意表示敬意。”朱光潜写给周扬的信全文如下:

周扬先生:

你的十二月廿九日的信到本月十五日才由成都转到这里。假如它早到一个月,此刻我也许不在嘉定而到了延安和你们在一块了。

教部于去年十二月中发表程天放做川大校长,我素来不高兴和政客们在一起,尤其厌恶与程氏那个小组织的政客在一起。他到了学校。我就离开了成都。

本来我早就有意思丢开学校行政职务,一则因为那种事太无聊,终日开会签杂货单吃应酬饭,什么事也做不出,二则因为我这一两年来思想经过很大的改革,觉得社会和我个人都须经过一番彻底的改革。延安回来的朋友我见过几位,关于叙述延安事业的书籍也见过几种,觉得那里还有一线生机。从去年秋天起,我就起了到延安的念头,所以写信给之琳、其芳说明这个意思。我预料十一月底可以得到回信,不料等一天又是一天,渺无音息。我以为之琳和其芳也许觉得我去那里无用,所以离开川大后又应武大之约到嘉定教书。

你的信到了,你可想象到我的兴奋,但是也可想到我的懊丧。既然答应朋友们在这里帮忙,半途自然不好丢着走。同时,你知道我已是年过四十的人,暮气,已往那一套教育和习惯经验,以及家庭和朋友的关系都像一层又一层的重累压到肩上,压得叫人不得容易翻身。你如果也已经过了中年,一定会了解我这种苦闷。我的朋友中间有这种苦闷而要挣扎翻身的人还不少。这是目前智识阶级中一个颇严重的问题。

无论如何,我总要找一个机会到延安来看看,希望今年暑假中可以成行,行前当再奉闻。

谢谢你招邀的厚意。我对于你们的工作十分同情,你大概能明。将来有晤见的机会,再详谈一切。匆此,顺颂

时礼

弟朱光潜一月廿日

这封信的公布,可说是重塑了朱光潜的形象,只是公布得太晚了,岁月的流逝已经过去了四十三年零九个月。

朱光潜学贯中西,锐意求新。他几十年如一日不知疲倦地辛勤劳作,为我们留下了七百多万字宝贵的文化财富。《给青年的十二封信》《谈美——给青年的第十三封》赢得了青年读者广泛的赞誉;《变态心理学派别》《变态心理学》《悲剧心理学》《文艺心理学》堪称我国心理学和美学的奠基之作;《诗论》是诗学的经典;作为大学教材的《西方美学史》是一部体系完整、内容详备赅博的巨著。朱光潜对于美学的贡献尤为突出。美学作为一门学科,能够在中国得到发展和普及,路易·哈拉普、柏拉图、克罗齐、莱辛、歌德、黑格尔和维柯这些美学大师的著作,能够在中国广泛流传,都和朱光潜的贡献分不开。如果说王国维是把西方美学引进中国的第一人,那么,朱光潜则是半个多世纪以来最全面系统地把西方美学介绍到中国,创建了使之与中国传统美学相结合的独特的美学理论,使美学在中国以学科的形态得以发展的最重要、最有成效的开拓者。朱光潜1941 年担任过“三青团中央候补监委”,1942 年加入国民党,1947 年担任了国民党中央常务监委,左翼作家认定他是“凶残”的“反动文人”。可他写给周扬的这封信让我们厘清很多问题。

抗战全面爆发后,朱光潜接受四川大学校长张颐的邀请并征得北大同意后,于1937 年9 月到成都出任川大文学院院长兼外文系主任。抗战的风火淬砺了他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情怀,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朱光潜便欣然加入并被推举为理事。1937 年9 月20 日,朱光潜在川大“总理纪念周”上谈到他从北平到四川沿途的经过时说:

有的人以为这次便是最后的战争了,实则并不是这样。我们还是要作长久的计划,极力培养中国文化之生命与元气,只要文明生命尚在,我们中国还不会遽然灭亡的。所以我们现在极当注意的,第一是物质方面,我们的体格;第二是精神方面,我们的人格。就是以这次平津失守来说,也并非兵不能打,也不仅是武器不能用,实在是因为汉奸太多。平津一带的汉奸,在过去一年就很活动,暗中与日本通消息,甚至晚上日本飞机来轰炸的时候,汉奸用手电指示轰炸地点,所以结果竟使首都这次受了偌大的损失。据说当汉奸的人们,受过大学、中学、小学的教育的都有。这当然算是我们中国的教育,至少有一部分遭失败。由此可知救国之道,不只是在物质的方面,就可以了事的,还要特别注意精神的方面的修养。在战争中交战两国所互相抗衡的不仅是枪炮,尤其是民族文化与民族精神。

“在战争中交战两国所互相抗衡的不仅是枪炮,尤其是民族文化与民族精神”,这番话今天听来仍不失为“警世箴言”。在另一次题为“国难中我们应有的自信与自省”的演讲中,朱光潜语重心长地说:

我们如果要抗战到底,一定要有真正的自信,真正的自信要根据彻底的自知。要自知必须能自省。能自省才能知耻。……从前人说“知耻近乎勇”,又说“明耻教战”。不知耻的人不会有勇气,不“知耻”也决不能教战。我们现在要确实感觉到日本人对于我们的烧杀淫掳,是我们的极大的耻辱,在这种耻辱之下,我们如果不能真正的觉悟,下极大的决心,去脚踏实地同心协力地去洗清我们的国耻,这是我们更大的耻辱。

朱光潜揭露当局的“不抵抗政策”,对国民党越来越失望。1938 年春天,他和何其芳、卞之琳、方敬一起创办了《工作》半月刊,宣传抗日战争,抨击时政弊端。这年秋天,何其芳和卞之琳去了延安,朱光潜也心向往之,就写信请何其芳和卞之琳与周扬联系,安排他去延安。国民党为了加强对川大的控制,于1938 年12 月宣布撤换张颐,任命声名狼藉的CC派干将程天放接掌川大。朱光潜素来不屑与政客为伍,便和其他进步教授一起掀起了轰动一时的“反程运动”。国民党教育部拒不收回成命,朱光潜就号召罢教,并在程天放“夺印上任”的当天,以辞职相抗,表现出一个学者正直清明的品格。

周扬迟迟没有回信,可朱光潜想去延安的事却传出来了。国民党当局就通过朱光潜的一些留欧好友力加劝阻,并由武汉大学校长王星拱和武大文学院院长陈西滢等几位朋友把他拉到乐山(朱光潜在给周扬信中所说的“嘉定”),当上了武大教务长兼外文系主任。1939 年1 月20 日接到周扬来信时,朱光潜已经到了乐山,被“朋友们”牵制住了,以至于他“总要找一个机会到延安来看看”的愿望也未能实现。国民党有大学里“长”字号人物必须参加国民党的规定,校长王星拱在陈立夫的压力下为了息事宁人又苦劝他加入国民党,至于当上“三青团中央候补监委”的事,是国民党当局的特意“安排”,名单在报上公布后朱光潜才知道的;被推举为“国民党中央常务监委”的事,朱光潜也不在场,这些所谓的“职务”对他说来只是个“安抚”和“拉拢”。朱光潜没有做任何有损革命的事,对学生爱护有加。1939 年入学的学生张高峰在《我所崇敬的朱光潜老师》一文中写道:

一九四一至一九四二年,国民党“教育部”、“中央党部”多次密令武汉大学监视一批点名的“奸匪”和“奸匪嫌疑”学生的行动,强制一批学生离校,包括现任《湖南日报》副总编辑胡开烱、民盟贵州省副主委唐弘仁等。我也是双榜提名的。身为教务长的朱光潜与校长王星拱,训导长赵师梅一面应付教育部,一面向我们通气,提醒我们行动谨慎,维护我们到一九四二年夏天毕业安全离校。我更特殊,政治系毕业后两年,经朱先生批准,又转入历史系二年级,回校继续读书,且给我战区学生甲种贷金,维持生活。

至于作家、学者、翻译家齐邦嫒笔下的朱光潜就更感人了。齐邦嫒早年就读于南开中学,1943 年考入四川乐山武汉大学哲学系,英语成绩是全校第一名。朱光潜看了考卷后,特意找到这个一年级的新生,让她从哲学系转到外文系改学外文。朱光潜跟她说:“现在武大转到这么僻远的地方,哲学系有一些课开不出来,我看到你的作文,你太多愁善感,似乎不适于哲学,你如果转入外文系,我可以做你的导师,有问题可以随时问我。”就这样,齐邦嫒从哲学系转到外文系,成了朱光潜的学生。她在《巨流河》中用了三个章节的篇幅介绍朱光潜,写朱光潜讲授英国文学史课程,讲解华兹华斯的《玛格丽特的悲苦》(The Affiction of Margaret),读到“the fowls of heaven havewings…Chains tie us down by land and sea”(天上的鸟儿有翅膀……链紧我们的是大地和海洋)时,“竟然语带哽咽,稍微停顿又继续念下去”,念到最后两行“If any chance to heave a sigh,They pity me,and not my grief”(若有人为我叹息,他们怜悯的是我,不是我的悲苦)时,朱光潜“取下了眼镜,眼泪流下双颊,突然把书合上,快步走出教室,留下满室愕然”。写到朱光潜讲雪莱的《西风颂》时说:“雪莱的颂歌所要歌颂的是一种狂野的精神,是青春生命的灵感,是摧枯拉朽的震慑力量”,在武大文庙配殿那间小小的斗室之中,朱光潜讲课表情严肃,也很少有手势,“但此时,他用手大力地挥拂、横扫……口中念着诗句,教我们用the mind’seye 想象西风怒吼的意象(imagery)。这是我第一次真正地看到了西方诗中的意象。一生受用不尽”。齐邦媛盛赞朱光潜渊博、真挚,不仅对英诗有独到的感悟,且处处联系与英诗相似的中国诗词进行分析比对,对学生要求严格,学生跟他念的每首诗都得背,让学生由生变熟,确能领悟英国诗歌的真意,宣称她是朱光潜的“心灵后裔”,朱光潜讲授的“英文诗和中国诗词,于我都是一种感情的乌托邦,即使是最绝望的诗也似有一股强韧的生命力”。

朱光潜在武大期间每周都给学生做一次演讲,后来汇编成《谈文学》和《谈修养》两本书,分别由开明书店和重庆中周出版社出版。《谈文学》是用“自己学习文艺的甘苦之言”,劝青年朋友“逐渐养成一种纯正的趣味,学得一副文学家体验人情物态的眼光和同情”。《谈修养》旨在向青年朋友介绍“自己的思想”,希望青年朋友也能“冷静、沉着、稳重、刚毅,以出世精神做入世事业”,进而抨击“独裁政府”贪污误国、醉生梦死。舒芜在《敬悼朱光潜先生》一文中写到朱光潜在乐山时写赠给他叔父的一幅字,是宋代文及翁著名的《贺新郎·西湖》:

一勺西湖水,渡江来,百年歌舞,百年酣醉。回首洛阳花石尽,烟渺黍离之地。更不复新亭堕泪。簇乐红妆摇画舫,问中流、击楫何人是?千古恨,几时洗?//余生自负澄清志。更有谁磻溪未遇,傅岩未起。国事如今谁倚仗,衣带一江而已!便都道江神堪恃。借问孤山林处士,但掉头笑指梅花蕊。天下事,可知矣!

从《贺新郎·西湖》中也可以体会到朱光潜对国民党政府消极抗日、苟且偷安、醉生梦死的无限愤慨的心情。

抗战期间,因日军入侵,安徽大学被迫西迁并曾一度停办。抗战胜利后,安徽大学在安庆复校,定名国立安徽大学。国民党当局拉朱光潜去当拟复建的安徽大学校长,朱光潜毅然回绝,他憎恨重庆政府日益腐化无能,不愿意卷入仕途,于1946 年底回到北大,次年出任文学院代理院长直至新中国成立前夕。1948 年12 月初,北平已被解放军包围。国民党当局将东单广场辟为临时飞机场。他们一面散布“隔江而治”的谬论,蛊惑人心,一面拉拢“知名人士”在城里乘坐“南京政府”的飞机去南方。国民党政府拟定的名单上,胡适居首位,朱光潜名列第三。胡适在一个深夜乘“南京政府”的专机逃出北平,朱光潜则留在北大,与广大师生一起迎接解放。为此,他曾兴奋地说过:“我像离家的孤儿,回到了母亲的怀抱,恢复了青春。”

至于朱光潜回到北大后做的工作也可圈可点,他开设了“欧美名著选读”“英诗”“翻译”等课程,课余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复刊《文学杂志》。编委会由杨振声、朱光潜、沈从文、冯至、姚可昆五人组成,朱光潜仍任主编兼发行人,常风任助理编辑,编辑部就设在北平沙滩中老胡同32 号附6 号朱光潜家中。《文学杂志》于1947 年6 月复刊(自第2 卷开始),朱光潜在《〈文学杂志〉复刊卷头语》中说:

《文学杂志》在二十六年创办,发行了四期就因抗战停刊。当时每期销行都在两万份以上,在读者中所留的印象并不算坏。事隔十年,到现在还有些读者打听它有无复刊的消息。这一点鼓励使我们提起勇气把它恢复起来,虽然我们明知道目前复刊是处在一个不很顺利底环境。我们准备着挺起腰杆奋斗下去。我们的目标在原刊第一期已表明过,就是采取宽大自由而严肃的态度,集合全国作者和读者的力量,来培养成一个较合理的文学刊物,借此在一般民众中树立一个健康的纯正的文学风气。我们现在仍望指着这个目标向前迈进。

复刊后的《文学杂志》仍为月刊,第2 卷出版了12 期(1946 年6 月至1948 年5 月),第3 卷出版了6 期(1948 年6 月至同年11 月),设有“论文”“诗”“戏剧”“小说”“散文”“游记”和“书评”等七个专栏,《文学杂志》第1 卷的作者大多继续写稿,又增加了一大批新的作者,如吴之椿、甘运衡、徐盈、季羡林、萧望卿、戴镏龄、俞铭传、穆旦、袁可嘉、毕基初、李瑛、王佐良、游国恩、傅庚生、张英、刘贝汶、李大之、吴同宾、王忠、萧沅、汪曾祺、叶汝链、陈占元、罗大冈、田畴、林蒲、萧赛、杨浭、张希柽、贾光涛、孟士孙、金克木、邢楚均、萧凤、金隄、艾芜、盛澄华、郭士浩、朱介凡、少若(吴小如)、刘荣恩、闻家驷、朱君允、缪钺、方敬、徐朔方、陈石湘、君弱,叶苍岑、晁朴、陈思苓、徐家昌、方域、马君玠、许素任、鲁人、蓉圃、陈方、张柽、闻一多(遗著)、常乃慰、浦江清、冯友兰、川岛、余冠英、李广田、马文珍、王瑶、孙楷第、艾辰、雷妍、方回等,大多是学者型的作家,以北大、清华、燕京等高校的师生为主体。在对作品的釆撷上,朱光潜拒绝“侦探故事”“色情的描写”“黑幕的描写”“风花雪月的滥调”和“口号教条”五种内容上的低级趣味;抨击“无病呻吟,装腔作势”“憨皮臭脸,油腔滑调”“摇旗呐喊,党同伐异”“道学冬烘,说教劝善”和“涂脂抹粉,卖弄风姿”五种作者态度上的低级趣味。他认为文学上的低级趣味源于“作者对自己不忠实,对读者不忠实”,不“肯以深心的秘蕴交付给读者”。正是这种严肃认真的态度,使得《文学杂志》成了当时最有影响的文学期刊。与第1 卷相比,第2、第3 两卷的思想和艺术都显得更纯正。

1948 年1 月中下旬,朱光潜应邀担任天津《民国日报》副刊“文艺”的主编。“文艺”是周刊,每周一出版,占半个版面,在这之前已经出版了112期。1948 年2 月2 日出版的第113 期改为第1 期,刊名改由朱光潜题写,标明主编已经易人。考虑到期与期之间的衔接,自第2 期起又改署为第114 期,1948 年12 月11 日出至第156 期,因《民国日报》停刊而终结,一共出版了44 期,作者仍以北大、清华的教员和北方的青年作家为主,像胡适、沈从文、朱自清、俞平伯、废名、潘家洵、闻家驷、余冠英、常风、罗念生、程鹤西、林庚、袁可嘉、季羡林、汪曾祺、李瑛、马君玠、朱星、甘运衡、毕基初、冯健男等同时也都是《文学杂志》的撰稿人,从而使得理念和风格都相当一致。《文学杂志》偏重于理论和学术,面向学者和文艺青年;副刊“文艺”则面向社会大众,召唤正义,揭露黑暗,指引光明,急切地企盼新中国的诞生。

朱光潜真是一个有影响力的好编辑,可名气越大,他的“历史问题”也就被放得越大。郭沫若在1948 年5 月发表的《斥反动文艺》一文中说:“国民党是可以有一位男作家的,那便是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的朱光潜教授了,朱监委虽然不是普通意义的‘作家’,而是表表堂堂的一名文艺学学者,现今正主编着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文学杂志》。我现在就把他来代表蓝色。”又说“由他这样的一位思想家所羽翼着的文艺,你看,到底是应该属于正动,还是反动?”把朱光潜定性为是国民党中的“一位男作家”,把他主编的《文学杂志》划定为“反动文艺”,因此,在新中国成立最初的一段时间里朱光潜就被划定为“内部专政”的对象。

朱光潜真诚地向新社会靠拢,赶在新中国成立前突击翻译马列主义文艺批评家路易·哈拉普的《艺术的社会根源》,向新中国献礼。他在1949 年11月27 日《人民日报》发表的《自我检讨》中说:中国“真正是换了一个世界”,“从辛亥革命以来,我们绕了许多弯子,总是希望之后继以失望,现在我们才算走上大路,得到生机。这是我最感觉兴奋的景象。……我认为共产党所走的是世界在理论上应走而在事实上所必走的一条大路”。1956 年在《文艺报》第12 期上发表的《我的文艺思想的反动性》中说:“解放前我发表的一些关于美学和文艺理论方面的著作,在青年者中发生过广泛的有害影响。解放以来,对此我一直存着罪孽的感觉,渴望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学好一点,先求立而后求破,总要有一天把自己的思想上的陈年病菌彻底清除掉。”为了学好马克思列宁主义,朱光潜1952 年开始学习俄文,经过四年的努力,到1956 年已经能很流利地阅读俄文书刊。他的英、德、法文本来就相当好,至此已精通四门外语。他读马列著作读的是英、德、俄文版,系统学习当时人人必读的《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国家与革命》《反杜林论》《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和《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这六本书时,他找来德、俄、英几种文本和中译本对照着阅读,发现中译本中有不少地方尚须推敲,便着手校改译文,把校改意见逐条写在中译本上。最后他把密密麻麻写满校改建议的六本书寄给了中共中央马列著作编译局,希望能为全面正确地传播马列主义贡献一份力量。

1966 年,朱光潜已步入“古稀之年”。他被扣上“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一度被关进“牛棚”,强迫从事沉重的体力劳动,在“群众专政”下接受“监督改造”,宿疾齐发,几乎丧命。可他并没有绝望,在接受改造的同时还偷偷地翻译黑格尔的《美学》,使自己不至于颓唐和荒芜。黑格尔《美学》将近110 万字,是非常难懂难译的巨著。1970 年,北京大学承担了联合国文件资料的翻译任务,指派朱光潜到翻译组“接受改造”,让他每天在扫地、冲洗厕所之余,做些翻译工作。1973 年初,“梁效”(北大和清华)要调朱光潜到“大批判组”翻译诗稿。朱光潜请联合国文件资料翻译组负责人马士沂帮他设法推脱,说“朱光潜的外文是老古董,根本不能搞什么翻译了,我们也只拿他当个活字典用用”。宁愿“接受改造”,也不愿意去“大批判组”,可见朱光潜是个有判断力的人,自己有分寸,做得主。只是像这一类事情他不愿意讲,也不希望被人拿来宣传,直到他逝世之后,这些才从悼念文章中透露出来。

1986 年3 月17 日下午,朱光潜的遗体告别仪式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人民日报》于次日发表的《朱光潜同志生平》中,有一段话是胡乔木亲自加的:“一九八三年三月,他应邀去香港中文大学讲学,一开始就声明他自己的身份:我不是一个共产党员,但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这就是他对自己后半生的庄严评价。”胡乔木在《记朱光潜先生和我的一些交往》一文的结尾说得更详细,他说:

我想把朱先生一九八三年三月去香港中文大学讲学的事作为这篇短文的结束。他讲学一回来,我就邀他(由他的大女儿朱世嘉同志陪同)到我当时因病暂住的医院相见。他讲了他在香港讲学的经过和见闻,使我听了十分欣慰。他在中文大学讲学时一开始就宣布他的身份:“我不是共产党员,但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这句话说得好极了,我想,这可以作为他后半生的定论。

朱光潜应邀去港大,是去主持港大第五届“钱宾四(穆)先生学术文化讲座”,做题为“维柯的《新科学》及其对中西美学的影响”的专旨演讲。香港和台湾有很多相隔多年的好友到场聆听。朱光潜在这样一个极其庄重的场合宣布“我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其效应就像1939 年给周扬写的要去延安的那封信那样,就像1973 年初拒绝去“梁效”那样,令人肃然起敬。可这个庄严的“宣布”也是在他逝世后才由胡乔木公布出来的。朱光潜光明磊落、勇于追求真理的精神值得颂扬!

遗憾的是,伴随他漫长一生的更多的是被批判。最后一次被点名批判是在1983 年,起因得追溯到1980 年。改革开放已进入第三个年头了,可对沈从文的评价还在重弹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老调子,朱光潜实在看不下去,就在1980 年第5 期的《花城》杂志上发表了《从沈从文先生的人格看他的文艺风格》,在论述沈从文的“文学成就”和“人格”时说:

在解放前十几年中,我和从文过从颇密,有一段时间我们同住一个宿舍,朝夕生活在一起。他编《大公报·文艺副刊》,我编商务印书馆的《文学杂志》,把北京的一些文人纠集在一起,占据了这两个文艺阵地,因此博得了所谓“京派文人”的称呼。京派文人的功过,世已有公评,用不着我来说,但有一点却是当时的事实,在军阀横行的那些黑暗日子里,在北方一批爱好文艺的青少年中把文艺的一条不绝如缕的生命线维持下去,也还不是一件易事。于今一些已到壮年或老年的小说家和诗人之中还有不少人是在当时京派文人中培育起来的。

在当时孳孳不辍地培育青年作家的老一代作家之中,就我所知道的来说,从文是很突出的一位。他日日夜夜地替青年作家改稿子,家里经常聚集着远近来访的青年,座谈学习和创作问题。不管他有多么忙,他总是有求必应,循循善诱……

1982 年6 月,朱光潜得知沈从文的作品集《凤凰》将要出版,就写了题为《关于沈从文同志的文学成就历史将会重新评价》,作为这本作品集的序。在写到沈从文的文学成就时说:

当然,对从文不大满意的也大有人在,有人是出于私人恩怨,那就可“卑之无甚高论”。也有人在“思想性”上进行挑剔,从文坦白地承认自己只要求“作者有本领把道理包含在现象中”,“接近人生时绝不是所谓道德君子的感情”。我自己也一向坚持这种看法……因此我也很欣赏他明确说出的下列理想:

“这世界上或有想在沙基上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的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我相信从文在他的工作范围内实现了这个理想,我特别看出他有勇气提出“人性”这个别扭倒霉的字眼,可能引起“批判”,好在我们仍坚持双百方针,就让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在真理的长河中,是非终究会弄明白的。

于今文学批评家们爱替作家们戴些空洞的帽子,这人是现实主义者,那人是浪漫主义者,这人是喜剧家,那人是悲剧家,如此等等。我感觉到这些相反的帽子安在从文头上都很合适,这种辩证的统一正足以证明从文不是一个平凡的作家,在世界文学史中终会有他的一席地。据我所接触到的世界文学情报,目前在全世界得到公认的中国新文学家也只有从文和老舍,我相信公是公非,因此有把握地预言从文的文学成就,历史将会重新评价,而他在历史文物考古方面的卓越成就,也只会提高而不会淹没或降低他的文学成就。

这篇序文为正确评价沈从文开了先河,但“公认的中国新文学家也只有从文和老舍”的话,则被定性为“否定现代革命文艺的思潮”。有位领导在讲话中用“北大有那么一个教授”这样的口吻来批判朱光潜,确有一副要把朱光潜当作“敌我矛盾”来处置的架势。

读者朋友也许都知道,朱光潜晚年出过两本代表作《谈美书简》和《美学拾穗集》。《谈美书简》写于1979 年,共收“书简”13 封,系统回答“相识和不相识的朋友们”来信向他提出的关于学习美学中所遇到的问题,谈的都是他“对美学上一些关键性问题”反复研讨后所得到的“新认识”。这一年朱光潜83 岁。

《美学拾穗集》是朱光潜80 岁以后写作的美学论文和札记,共11 篇,并附录了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建议的校改译文,以及马克思的《1844 经济学—哲学手稿》部分章节的译文。他在《〈美学拾穗集〉缘起》中,自比法国画家米勒名画《拾穗者》中“在夕阳微霭中腰着腰在田里拾收割后落下来的麦穗”的“农妇”,称自己在晚年能与画中的拾穗者“攀上同调”,“这中间也有一番甘苦”。他所说的“苦”大概是指学界对西方美学论著重视得不够。也正是抱着“拾穗”的心情,《谈美书简》和《美学拾穗集》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和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在1980年出版后,朱光潜就赶着翻译维柯的《新科学》。

1983 年,朱光潜86 岁,经过两年多的奋战,《新科学》的翻译已近尾声,正是最辛苦最艰难的时刻。维柯(1668—1744)是意大利哲学家、西方启蒙运动的先驱、美学的真正奠基人。《新科学》讨论的是人类怎样从野蛮的动物逐渐演变成文明社会的人,涉及神话和宗教、家庭和社会、阶级斗争的观点、历史发展的观点、美学与语言学的一致性,以及形象思维先于抽象思维等重要问题,对近代西方文化和中国美学界有着巨大的影响。原文是意大利文,朱光潜从英文转译,为了译得准确,他不断地翻查意大利文的《词典》。他懂一点意大利文,在翻译《新科学》的过程中又临时抱佛脚,边学边用,弄得非常吃力。他说翻译这部书感到简直像身上脱了一层皮似的那么艰苦。他没有助手,近50 万字的译稿是他用他那已经颤抖的手一个字一个字一抖一抖地写出的,等译稿修订完毕,他的体重只剩70斤,患上了疲劳综合症。假如能了解这些背景,还能忍心在这个时候兴师动众地来批判一个快要耗尽生命的“拾穗者”吗?

著名学者吴福辉1978 至1981 年在北大中文系师从王瑶和严家炎攻读现代文学专业研究生,他在《融入我的大学》中是这样介绍朱光潜的:

……非在中文系而引人注目的老教授是朱光潜。朱先生天天在燕南园附近路上跑步。他人瘦且小,跑动时一条腿拖在后面,颇费力。这样一个跑步的老人我们早就见到,却不以为意,他太普通太朴素了。直到乐黛云先生指点我们,才知道就是《西方美学史》的作者、哲学系的朱先生。我还有更意想不到的遭遇。因校内淋浴太过拥挤,一个喷头下面恨不得有五六个在等待,我有时就跑到海淀镇的澡堂去。这样,一次我就以最童贞的方式遇见了朱先生。先生其时已是耄耋之年,并没有家人陪同,他就这样毫无声息地来到公共浴池。他自然不认识我。我就这样无声息地享受着与先生共泡一池春水的幸福。后来我听说他的海外学生因朱先生八十高龄还挤公交车去参加政协会而愤愤不平。每次我都想,他们还没有见过朱先生在滑滑的浴池里是如何清洁自己的呢。抛开应不应该如此不论,我由此悟到金子是不必像玻璃那样发光的道理。我亲眼看到了越是大学者越是朴素无华的一道风景。

“夕阳衔山时光”的朱光潜“挤公交车去参加政协会”,以及与吴福辉“共泡一池春水”,固然是他“朴素无华的一道风景”,而更为感人的应该是这位老人像着了魔似的在老伴和外孙的鼾声中翻译《新科学》。对于打上门来的批判,朱光潜用另一种方式回应:尽早译完《新科学》,把这一株“大穗”拾起来撒向更广袤的大地生根发芽,朱光潜用拼搏的灯火照亮屈辱和苦难的暗隅,沉湎于学术中而不计算其余的一切!

朱光潜的很多老朋友都说朱光潜“为人毫无世故气,为文毫无江湖气”。而朱光潜回忆起他一生的坎坷时总爱说:“我是一个再造过的人。”他自我“再造”的路径主要有两点,一是“持冷静的客观的态度”,从不“把‘我’看得太大”,容得下他人的批评和蔑视,永远谦卑好学;二是总能找到“源头活水”。他特别欣赏老祖宗朱熹的名言:“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活水”来自多接触社会,多读书多学习,这是“生机的源泉”,“有了它就可以防环境污染,使头脑常醒和不断地更新”。朱光潜在《从我怎样学国文说起》一文中说:

我从许多哲人和诗人方面借得一副眼睛看世界,有时能学屈原、杜甫的执着,有时能学庄周、列御寇的徜徉凌卢,莎士比亚教会我在悲痛中见出庄严,莫里哀教会我在乖讹丑陋中见出隽妙,陶潜和华兹华斯引我到自然的胜境,近代小说家引我到人心的曲径幽室。我能感伤也能冷静,能认真也能超脱。能应俗随时,也能潜藏非尘世的丘壑。文艺的珍贵的雨露浸润到我的灵魂至深处,我是一个再造过的人,创造主就是我自己。

“能感伤也能冷静,能认真也能超脱。能应俗随时,也能潜藏非尘世的丘壑”,因而总能做到荣辱两忘,听其自然,“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朱光潜在生命的途程中不断追求更高的人生价值和人生境界,给我们树立了超群拔俗的风范。

①《在四川大学总理纪念周会上的演讲》,《国立四川大学周刊》第6 卷第2 期,1937 年9 月,转引自《朱光潜全集》第8 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 年版,第568 页。

②《国难期中我们应有的自信与自省》,《国立四川大学周刊》第6 卷第12 期,1937 年12 月,转引自《朱光潜全集》第8 卷,第574—575 页。

③⑩⑱《朱光潜纪念集》,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 年版,第146 页,第37 页,第24 页。

④⑤⑥齐邦媛:《巨流河》,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 年版,第113 页,第114 页,第119 页。

⑦《〈谈文学〉序》,《朱光潜全集》第4 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88 年版,第155 页。

⑧《〈谈修养〉序》,《朱光潜全集》第4 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88 年版,第5 页。

⑨详见朱光潜:《谈处群(下)——处群的训练》和《谈羞恶之心》。

⑪⑭《朱光潜全集》第9 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241 页,第537 页。

⑫ 详见朱光潜:《文学上的低级趣味(上):关于作品内容》《文学上的低级趣味(下):关于作者态度》,《朱光潜全集》第4 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88 年版,第178—193 页。

⑬《郭沫若全集》第16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91、293 页。

⑮⑳《朱光潜全集》第5 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11 页,第345 页。

⑯⑰ 朱世嘉:《带着永恒的感念……》,《朱光潜纪念集》,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 年版,第256、第257 页,第257 页。

⑲《湘江评论》1983 年第1 期。

㉑《中华读书报》2007 年12 月5 日,第十三版。

㉒ 朱光潜:《谈学文艺的甘苦》,《朱光潜全集》第3 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 年,第343 页。

㉓ 朱光潜:《老而不僵》,《朱光潜全集》第10 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 年版,第729 页。

㉔ 朱光潜:《从我怎样学国文说起》,《朱光潜全集》第3 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 年版,第450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