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的“窄门”
——《四书通讲》自序

上海 刘强

一

“四书”，是指《论语》《大学》《中庸》《孟子》四部儒家经典。一般认为，它们分别源自先秦儒家的四位代表人物，即孔子、曾子、子思、孟子，故又被称作“四子书”，简称“四书”。此“四子”，不仅皆有“圣”名——古人尊孔子为“至圣”、曾子为“宗圣”、子思为“述圣”、孟子为“亚圣”——而且师承明晰，线索宛然。随着历史的推移，这四位圣贤人物及其思想言论，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和价值日益彰显，并最终成为早期儒家“学脉”和“道统”的奠基者和代言人。

“四书”之名，始于南宋大儒朱熹。他编撰的《四书章句集注》，首次将《礼记》中的《大学》和《中庸》两篇，单独择出，与《论语》和《孟子》合为一体，不仅“激活”了蕴含于“四书”中的儒家“道统”的新生命，而且开启了科举制度和经典教育的一个新时代。元、明两朝以至清末，在长达近七百年的历史长河中，“四书”一直是科举考试的必读书，对于中华文明的赓续与民族精神的凝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不可否认，在中国古代文化史的坐标图上，元、明、清三朝基本上呈现出由“波峰”到“浪谷”的下降态势，以至形成了所谓“历史三峡”中最为凶险的“瓶颈”阶段，其积重难返的“现代转型”困境至今未能走出——我们的这一判断事实俱在，史有明证，不劳辞费。但是，如果抛开“以今律古”“以西释中”“以新非旧”等各种“现代性成见”，有一点恐怕不能不承认，即在蒙、满二族入主中原，民族冲突与融合成为一大时代命题的历史背景下，中华文明的“慧命”虽然迭遭摧残，“花果飘零”，甚至一度命悬一线，却终能浴火重生，不绝如缕，绵延代序而至于今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