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厦大十三年

潘潮玄

1972年春节后，我从下放地尤溪县举家来到厦门大学，我在厦门大学度过了“文革”后期的5年、拨乱反正的3年和改革开放之初的5年。这13年也是厦门大学校史中既特殊又重要的一段,往事依稀，追忆成篇，沧海一粟，补遗校史，传给后人。

一、曲折中逐步恢复教学秩序

1979年前后作者（中）与厦门大学校长曾鸣（左）、著名学者虞愚教授（右）合影

1971年“9·13”事件后，“文革”初期被停止活动的党组织逐步得以恢复，被打倒的各级领导干部陆续“解放”。在这种背景下，原福建师院党委书记、院长曾鸣从下放地长泰县调到厦大，经短暂过渡接替军代表（原福州军区炮司副政委于英川），出任厦大革委会主任、校党委书记。随后，原福建高级法院院长赵源、原福建师院党委副书记司守行、原华侨大学党委副书记谢白秋，以及厦大原党委副书记末力功、教务处长潘懋元先后进入党委领导班子，党总支、支部先后产生，“组织就是力量”，恢复党组织后的厦大与停止党组织活动的前五年情势完全两样，渐渐摆脱“文革”初期动乱浩劫的持续阴影。

当我初到厦大时，面对的是：满目疮痍的校园，人散楼空，两派对立剑拔弩张，校园中枢是“造反楼”高频刺耳的喇叭声取代了读书声。中心地带广阔校园被公社生产队占用，辟为菜地，建南大礼堂前的演武操场也被种上地瓜。

此时“文革”还在进行中，中心任务是“抓革命、促生产”，但对“革命”的内涵的认识却截然不同。“四人帮”是借革命之名行篡党夺权之实，因此校党委在那特殊年代只能虚与委蛇，只能虚抓“革命”，而把精力投在尽快恢复教学与生活秩序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