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海兴
《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20年第6期刊载的陈答才、吕越颖撰写的《周恩来住留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及其历史贡献》一文,考辨周恩来住留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情况部分指出:“第十三次,1940年7月27日,周恩来从重庆飞西安到办事处,约于30日返延。八办负责人伍云甫1940年7月27日日记记载:‘下午6时左右,周副与童小鹏自机场来,12时半就寢。同月30日日记又记载:‘因准备飞机接周副事,下夜1时就寝。而30日日记中‘接周副显然是笔误,应为‘送周副。笔者推断是伍云甫当时笔误,或是后来文稿整理者校对有误。因为30日周恩来在延安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并作统一战线工作的报告,伍不可能再次‘接周副。”言下之意,周恩来第13次在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住留时间是1940年7月27日至30日,大约四天。
笔者认为,此处伍云甫日记中的“接周副”并非笔误,后来文稿整理者的校对也没有出错。笔者查阅史料,认为1940年7月,周恩来第13次在八路军西安办事处,仅27日住宿一晚,28日上午即飞回延安。
周恩来此次由重庆返回延安的具体背景是:继1939年第一次反共高潮后,国民党顽固派正在酝酿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1940年7月16日,国民党方面提出“中央提示案”,要求取消陕甘宁边区,缩编八路军和新四军,并限制其防地。周恩来此次就是带着“中央提示案”回延安向中共中央汇报并商讨应对之策。此事紧迫且事关国共关系大局,国民党中央也急于知晓中共中央的态度,因而全程派飞机接送周恩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