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参与社区治理：发生逻辑、现实困境及优化路径

张利涛

[摘 要] 青年参与社区治理是贯彻党中央关于社会治理顶层设计的必然要求，是进一步夯实“中国之治”社会基础的必要举措，也是培养更多堪当民族复兴大任时代新人的必由之路。青年  个性特征从保守到创新、从顺从到自我、从孤立到合作的转向，对社区治理理念与方式方法更新、提高公众参与度、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共同体都具有积极意义。民族地区青年参与社区治理有其独特性，经调查发现，青海省存在个别基层党组织作用发挥不充分，社会组织发展相对滞后，青年参与社区治理的意识不强，相关机制不够健全。进一步推进青年参与社区治理，要以组织建设为统领，提升党建对社区治理的引领力;以扶植社会组织为抓手，丰富青年参与社区治理的载体;以培育公民意识为关键，提高青年参与社区治理的意识;以健全机制为保障，畅通青年参与社区治理的渠道。

[关键词] 青年;社区治理;社会治理;社会组织;青海

一、问题的提出与文献综述

（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社会治理”既成为了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关注的焦点，也成为了学术界研究的热点。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基层社会治理在整个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进一步凸显。基层社会治理的成效，不仅关乎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群众根基。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过程中，我们欣喜地看到，青年一代已经成为社区治理的生力军，为筑牢疫情防控社区防线作出了巨大贡献。应急处突，离不开青年一代的积极参与，推动社区治理现代化，也需要青年一代贡献力量。同时，青年一代只有在不断的社会实践中才能成长为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时指出：“中国梦是我们的，更是你们青年一代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终将在广大青年的接力奋斗中变为现实。”[1]如何构建青年参与社区治理的长效机制，充分发挥青年一代在推动社区治理过程中的积极作用，成为开辟“中国之治”新局面的重要议题。

（二）相关文献综述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社会治理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并有大量的学术成果产出。青年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其社会治理参与问题也是学术界普遍关注的重要议题。围绕青年的社会治理参与情况，学术界形成了以下几类研究成果：一是关于青年参与社区治理的可能性与可行性研究。赵凌云认为，在相关政策与制度健全完善的前提下，在多方合作的社区再造过程中，才能实现积极而广泛的社区治理青年参与[2]。吴同、邓洋洋认为，青年有较强的参与社区治理的意愿，但在参与过程中也表现出较强的个体化特征，要采取多种措施破解青年参与社区治理的逻辑困境[3]。二是关于群团组织作为青年参与社会治理重要载体的研究。葛亮认为，共青团长期打造的志愿者服务队伍，在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及城市的大型活动的开展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4]。汪鸿雁认为，推动青年信用体系建设，是共青团参与社会治理的创新方式，引领青年积极参与社会治理创新也是共青团改革的重要内容[5]。三是关于青年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存在问题及优化策略的研究。何涛认为，由于青年需求最为旺盛、交流最为活跃、思想最为解放，他们结社的愿望和良好社区治理的诉求都比较强烈，但同时也存在缺乏良好的外部环境与自身能力所限等问题[6]。何东润等人认为，青年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多元框架内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但青年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也存在力量分散、发展水平不均衡、缺少政策引导、意识形态不统一等问题[7]。四是关于进一步提升青年参与社会治理能力的研究。王道勋、陈延斌认为，青年是社会治理的生力军和主力军，提升青年参与社会治理的能力意义重大，要通过持续的引导、培养和锻炼，全面提高我国青年参与社会治理的能力[8]。邓蕾认为，要通过引导在社区工作的青年发挥示范作用，帮助居住在社区的青年提高社会认同感。同时，将流动青年纳入社区治理之中，提高社区治理对青年的吸纳力，从而解决社区治理青年参与不足的问题[9]。

目前，围绕青年参与城乡社区治理的研究成果多以我国东中部地区为个案，而实际上，经济社会发展相对落后的民族地区青年参与社区治理亦有其独特性，值得深入研究。本文按照“为什么—是什么—怎么办”的逻辑，从整体上阐释青年参与社区治理的重要性，分析青海省青年的个性特征及其对参与社区治理的影响，在1203份问卷调查和8人深度访谈结果的基础上，结合青海省青年参与社区治理现状，梳理出青海青年参与社区治理存在的主要问题，并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进一步优化青年参与社区治理的路径。笔者认为，青年参与社区治理，既是促进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要之举，也是青年成长成才的必经之路;优化青年参与社区治理的路径，既要结合青年自身的性格特征，也要聚焦现实问题，重点在增强基层党建引领作用、扶植社会组织发展、培育公民意识、健全参与机制等方面下功夫。

二、青年参与社区治理的发生逻辑

（一）青年参与社区治理的重要性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专门用一段来论述青年工作的重要性，我们党历来把最大的希望寄托在代表未来的青年身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青年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把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历史使命。而这一切，都需要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需要不断夯实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社區基础。

1.贯彻党中央关于社会治理的顶层设计的必然要求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日益加强对社会治理和国家治理的顶层设计。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健全社区管理和服务机制，推行网格化管理和服务，发挥群团组织、社会组织作用，发挥行业协会商会自律功能，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夯实基层社会治理基础”，其中强调了“健全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和“健全社区管理和服务机制”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重要性;明确要求“推动社会治理和服务重心向基层下移，把更多资源下沉到基层”[10]。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了“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其中在“在国家治理效能得到新提升”中突出强调“社会治理特别是基层治理水平明显提高”。青年一代作为最富有朝气、最具有活力的社会治理主体，他们在社区治理中的积极作用不容忽视。鼓励和支持青年一代参与社区治理是贯彻党中央关于社会治理和国家治理顶层设计的必然举措。

2.進一步夯实“中国之治”的社会基础的必要举措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取得的显著成就，被世人赞誉为“中国之治”。“中国之治”的核心密码在于“中国之制”，不断开辟“中国之治”新局面的关键在于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11]，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明确提出要“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12]，“社会协同”和“公众参与”被两次重要会议强调。社会公众参与指数是衡量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指标。我们要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就不能忽视社会公众的力量，只有充分调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尤其是青年一代的力量，教育引导他们共同参与到社会治理的各方面与全过程，才能推动构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从而提高我国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夯实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社会基础。

3.培养更多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的必由之路

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青年工作，并把青年人才培养作为重要的国家战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青年一代培养造就成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是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战略任务，是全党的共同政治责任。”[13]一方面，青年阶段是人生的“拔节孕穗期”，思想尚处在不成熟阶段，青年健康成长需要精心引导和栽培，尤其是要教育引导青年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帮助青年成长为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立志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奋斗终身的有用人才。2017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全社会都应为青年发展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为青年成长成才搭建良好的实践平台。另一方面，青少年各方面的能力本领比较欠缺，需要在基层实践中锻炼提高。青年只有积极参与各项志愿服务实践活动，才能更好地了解社会发展需求，并根据社会发展需要坚持或调整人生航向，逐渐形成感恩社会、奉献社会、服务人民的社会责任感，真正成为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概言之，一方面，参与社区治理是青年一代更好地了解社会、认识社会的重要契机;另一方面，社区治理的生动实践也为青年成长成才提供了广阔的实践平台。

（二）青年的个性特征及其对参与社区治理的影响

1.从保守转向创新

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4]生物属性不是人的本质，社会属性才是。人是社会性的动物，环境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的心理素质和个性特征。新时代青海省青年的个性特征是在青海省特殊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中形成的。地处青藏高原腹地的青海，自然环境恶劣，交通相对不便，与东中部相比，地理位置相对封闭。改革开放40多年来，尽管青海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显著提高，但是与东中部地区相比依然存在较大的差距。一方面，地理位置的相对封闭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相对滞后，必然会产生相对保守的社会心态，导致青年的个性特征有相对保守的一面;另一方面，近年来青海省正在逐步实现“弯道超车”，在“一优两高”发展战略的引领下，各项事业都进入了发展的快车道，青年成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主力。因此，新时代青海青年兼具保守和创新的个性特征，并在逐步实现从保守向创新的过渡。

青年趋向创新的个性特征，不仅有利于贯彻我们党从“社会管理”转向“社会治理”的治国理政理念，而且有助于创新社会治理的方式方法，促进城乡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将“社会治理”写入党的文件，但依然有少数基层干部习惯于传统的自上而下的垂直管理模式，难以实现角色的转化，成为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障碍。具有创新个性特征的青年参与社区治理，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传统僵化的管理模式，为社区治理注入活力。同时，青年往往能够更好地运用互联网、大数据、5G等先进技术，将先进技术应用于社区治理，能够极大地提高社区治理的智能化和智慧化水平，从而提高社区治理的效率和获得良好的效果。无论是理念的创新，还是技术的创新，都是推进城乡社区治理现代化必不可少的重要因素。

2.从顺从转向自我

1992年召开的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竞争必然伴随着优胜劣汰，集体主义的价值取向受到个人主义的冲击。在日趋激烈的竞争环境中，即使是来自相对偏远牧区的青年，也渴望增进和提高自身的知识和技能，从而使得自己在激烈的就业环境和就业压力之下变得无法被取代。多数青年遵守规则、尊重权威、听从父母的管教，但同时他们又不拘泥规则、不迷信权威、不完全服从父母的安排，从而表现出比较强的自我意识。不可否认，青年在追求自我价值的过程中，容易偏离集体主义价值观，从而陷入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的泥淖，甚至有少数青年成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面对青年从顺从转向自我的现实，全社会都应关心关注青年成长，为他们提供关心他人、融入社会的机会和平台，教育和引导他们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摒弃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培育和弘扬集体主义精神，引导青年将自我意识逐渐转化为公民意识。

青年从顺从转向自我的个性特征，有助于培育公民意识，提高社区治理的公众参与度和社会化水平。公众参与是社会治理区别于社会管理的重要标志之一，无论是社会组织的发展壮大，还是公民个人参与社区治理，都依赖于公民意识的培育。要让广大青年意识到，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不仅是权利主体，而且是义务主体，在享有各种政治权利和自由的同时，必须履行法定义务。社区治理不仅是基层党组织和社区居委会的职责，而且是全体社区居民的义务。事实上，“在职青年群体的两大生活重心一是事业，一是家庭，而非所居住的城市社区”[15]。在职青年群体在社区治理中的“缺位”现象，是主客观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在职青年自身参与意识不足是重要的主观因素。毫无疑问，社区治理实践是青年自我意识的觉醒及公民意识的养成的重要载体，为青年政治权利的实现和义务的履行提供了平台。只有青年一代的公民意识增强了，他们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提高了，公众参与城乡社区治理才能成为普遍的现象，社区治理社会化、现代化的目标才能得以顺利实现。

3.从孤立转向合作

彰显个性、展现自我，已逐渐成为新时代青年的普遍特征。孤立与自我，似乎是“90后”和“00后”身上固有的标签，但是自我不等于自傲，更不等于自恋。在突出个人能力和水平的同时，越来越多的青年也逐渐认识到个人能力的有限性，只有善于沟通，才能更好地实现自我的价值。如果青年之间在交往的过程中都表现出强烈的个性特征，彼此之间缺乏必要的包容，必然会产生矛盾和摩擦，既不利于构建和谐的同学、同事关系，也不利于学习和工作的顺利开展。尽管越来越多的青年犯了不同程度的手机依赖症，看似沉溺于自我的小天地，但是，当今世界几乎不存在任何孤立的个体。因此，那些外表看似孤立的个体并非是真正的孤立，不少青年也在主动寻求服务他人、奉献社会的机会，在此过程中与社会之间构建了一种被动或主动的合作关系。“青年社会交往的方式不断翻新，既跨越了线上线下的边界，也跨越了现实中的地理边界，成本更低，更加便捷，也更为直接。”[16]或许依然有不少青年习惯沉溺于自我的世界，但他们也普遍意识到交往方式的封闭性无法改变工作方式的合作性，学会合作才能更好地实现自我的价值。

青年从孤立转向合作的个性特征，有利于社会组织的发展壮大，从而推动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社会组织的发展程度与经济社会的发展程度具有正相关性，不少社会组织基础薄弱、发展缓慢根源于欠发达的经济社会基础，同时相对封闭的社会心态对社会组织的发展也会造成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一方面，随着青年合作意识的增强，必然会有越来越多的青年自愿成为不同社会组织的一员，并成为推动社会组织发展壮大的动力和源泉。另一方面，青年的合作意识和合作精神的增强，会对健康社会心态的培育产生积极影响，引领和促进社会风气的变化，破除传统官僚体制对社会治理的负面影响，真正让多元主体合作共治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只有公民与社会组织、社会组织与政府、企业等社区治理主体形成良好的合作关系，才能真正构建起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三、青年参与社区治理的现状——基于青海省的调查

在构建青年参与社区治理状况指标体系的基础上，笔者共设计了16个问题，其中包括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青年对社区治理及其载体的认知状况、青年参与社区治理的意愿及行动状况等。本次调查利用问卷星在青海省8个市（州）的青少年群体中发放问卷。经统计分析，本次调查共收回有效问卷1203份。

（一）基于调查问卷数据的分析

1.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

在性别构成上，男性438人，占比36.41%;女性765人，占比63.59%。

在年龄结构上，18岁以下201人，占比16.71%;18～35岁1002人，占比83.29%，成年人占了较大的比重。

在地区分布上，西宁市（含5区、2县）721人，占比59.93%;海东市140人，占比11.64%;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143人，占比11.89%;玉树藏族自治州51人，占比4.24%;海南藏族自治州47人，占比3.91%;海北藏族自治州35人，占比2.91%;黄南藏族自治州和果洛藏族自治州各33人，各自占比2.74%。

在学历结构上，专科及以上的942人，占比78.30%;高中（含中专）67人，占比5.57%;初中33人，占比2.74%;小学以下的161人，占比13.38%。

在职业分布上，在校学生536人，占比44.56%;公职人员（公务员或事业单位工作人员）388人，占比32.25%;自由职业164人，占比13.63%;企业员工115人，占比9.56%。

2.对社区治理及其载体的认知状况

在城乡社区治理主体的认知方面（多选题），调查对象选择“基层党组织、社区居委会”的占比最高（83.88%），可见党组织和社区居委会在社区治理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同时，“志愿服务组织”（52.29%）、“业主委员会”（48.46%）、“社会工作机构”（46.47%）等群众性自治组织，也被公众视为重要的社区治理主体。

在偏好的城乡社区治理方式方面，调查对象选择“多方协调沟通”的占比最高（34.16%），其后依次是“社区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28.1%）、“社区居委会管理、服务”（22.61%）、“政府行政命令”（12.64%）、“其他”（2.49%）。可见，与政府直接参与社区治理相比，公众更钟情于“多方协商沟通”和“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的社区治理方式。

在阻碍青年参与城乡社区治理的因素方面（多选题），調查对象选择“参与意识不足”的占比最高（74.4%），其后依次是“参与渠道不畅”（63.67%）、“缺乏有效载体”（62.18%）、“工作负担重、无心参与”（48.29%）、“参与后效果不理想”（47.96%）。可见，在调查对象看来，青年个人参与意识不强是阻碍他们参与社区治理的最主要因素。

3.参与社区治理的意愿及行动状况

就“是否愿意作为志愿者参与社区公共事务”这一问题，调查对象明确表示“不愿意”的占比为11%，明确表示“愿意”和“非常愿意”的超过了75%，另有近14%的人对此问题持“无所谓”的态度。当问及“参与社区活动的原因”时，约占1/3的调查对象表示“工作或学习单位的要求”是他们参与社区活动的最主要原因，自身主动参与社区活动的占28.18%，表明公众参与社区活动的内驱动力不足。

在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频率方面，选择“每年参与1～2次”的占比最高（41.31%），其后依次为“每年参与3～4次”（25.10%）、“每年参与5次以上”（23.86%）、“从不参与”（9.73%）。可见，调查对象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频率并不理想，每年参与5次以上的不足总数的1/4，并且有近1/10的调查对象表示从不参与社区公共事务。

（二）基于对社会组织负责人访谈的分析

社会组织在西方国家有“第三部门”之称，是政府和政党之外的重要社会治理主体。青年不仅在青海社会组织中占人员构成的绝大多数，而且是青海省社会组织的中坚力量。因此，为了充分掌握青年参与青海社区治理的状况，就不得不了解青海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情况。

1.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类型

第一，为社区治理提供各种社工服务。“社会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平等合作是社会治理的历史趋势，其中社会工作以提供专业社会服务的角色发挥了重要作用。”[17]尽管青海社会工作组织的数量和质量与东中部地区相比仍存在不小的差距，但是它们在城乡社区治理中的作用已初步显现。例如，青海天泽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潜心将党和政府的惠民政策信息及时传送给社区;推动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各类互助性和互益性居民小组与社区中有需求的个体、家庭、群体结成帮扶关系;积极为社会工作专业毕业生扎根社区寻找平台，面向社会提供专业化和职业化的社会工作服务。

第二，为社区治理提供各种综合性的志愿服务。与社会工作组织的专业性相比，志愿服务组织更具有公益性和社会性。无论是参与者还是服务的对象，他们均来自社会的不同阶层或不同群体，参与者和服务对象都具有广泛性。在服务对象方面，志愿服务组织更聚焦困难群众和弱势群体，具有较强的公益性，确保发展成果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从而缓和不同阶层、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进一步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因此，志愿服务组织的有效介入，不仅有效解决了困扰个别家庭的棘手问题，而且也为营造和谐安定的社区环境作出了积极贡献。

第三，为社区治理提供专业服务。除了各种公益性和社会性的社工服务和志愿服务，更为专业的服务在城乡社区治理中也十分必要。专业的问题，就应让具有专业技能的人去解决。例如，青海省绿舟应急救援中心在协助政府部门开展各种应急处突工作的同时，积极参与一线自然灾害救援工作;西宁心理健康教育研究会长期与青海团省委合作，提供心理健康专业咨询服务，并建立了五类重点青少年关护站，为青少年健康成长提供更多的心理关爱。

2.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动力

第一，社会责任感的驱动。参与访谈的不少社会组织负责人表示，从事社会工作或者志愿服务，能够得到的报酬是微乎其微的。志愿服务几乎都是无偿的，甚至不少时候需要自掏腰包。能够参与社会工作组织或者志愿者服务组织的人，往往并不是出于某种利益，而更多的是出于对社会的责任。他们都觉得有责任和义务让需要帮助的弱势群众得到及时的帮助，而不是因为在服务的过程中能得到多少物质上的回馈，参与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更多的是获得精神上的满足。

第二，自我成长的需要。在校大学生是青海省社会组织的中坚力量，不少社会组织都与省内高校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青海省的在册志愿者，有超过80%是来自高校在校学生。大学生通过社工组织或志愿者组织参与社区治理，他们可以更好地认识和了解自己所处的时代背景及社会发展的需要，更有针对性地提高自身素质。大学生充实了社会组织的力量，社会组织成为大学生认识社会的窗口，并成为他们培养社会责任感、提升综合素质的重要载体。

第三，社会的认可和激励。能够实现社区困难互助，是社会组织开展社区服务工作的主要目的之一。为实现这一目的，社区组织会将扶贫、济困、帮老、助残、救孤等作为社区治理和服务的重要内容。在这一过程中，扶助对象的生活条件改善、身体及精神状态好转等，都是社会组织帮扶工作的成效，亦是对社会组织成员奉献精神的最好回馈。同时，服务工作推动社区人文环境更加和谐，志愿服务队伍更加壮大等，都成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动力。

3.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特点

第一，在工作内容上，聚焦普遍关注的社会问题。社会组织普遍把工作的重心聚焦在失学儿童救助、青少年健康成长、残疾人权益维护、尊老敬老等事务上，致力向弱势群众提供更多的社会关怀，更好地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同时，也有一些社会组织聚焦生态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在西宁全国文明城市创建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青海省各项生态环保政策能够得到落地落细落实，与生态环保组织的宣传、教育和引导工作是密不可分的。

第二，在服务方式上，坚持日常服务与应急处理相结合。每个社会组织都有自身的主体业务，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他们也会根据社会的需要，在具体业务上作出一些调整。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几乎所有的社会组织都积极参与疫情防控，抽派人员担任社区疫情防控志愿者，协助做好社区的疫情防控工作。“疫情期间的青年志愿服务充分整合了青年优势为重点群体提供精准服务，为国家积极应对公共危机事件贡献了青年力量”[18]，展现了新时代青年积极担当作为的良好风貌。

第三，在组织运行上，对上级主管部门的依赖性较强。访谈的社会组织负责人都希望能够从政府部门获得更多的项目和资金支持，而非如何获得更多的社会支持。社会组织不是政府部门的分支机构或者派出机构，尽管需要党和政府对它们进行业务上的指导，但是自身发展所需要的项目和资金支持则需要多元化，而不应均来自政府的支持。如果有合作的需要，政府部门当然可以对它們进行服务外包。社会组织对政府部门过分依赖，不利于自身健康发展。

四、青年参与社区治理的现实困境

尽管我们强调社区治理主体的多元性，但不能因为多元而动摇中国共产党在社区治理中的领导核心地位。作为“第三部门”的社会组织，已成为社区治理不可或缺的重要主体，社会组织发展滞后，制约社区治理现代化的进程。青年自身的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不强，是阻碍青年参与社区治理的关键因素。机制不健全、渠道不畅通，对青年参与社区治理造成的负面影响也不容忽视。

（一）基层党组织作用发挥不充分

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最根本的政治保证。基层党组织理应在社区治理过程中发挥重要的战斗堡垒作用，但事实上，少数基层党组织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的发挥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不足。“随着政府职能转变和社会治理中心下移，各部门工作都强调‘进社区，社区承担着日益繁重的行政性事务。”[19]大量的日常行政事务需要基层党组织工作人员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协助处理，直接导致他们引领社会治理和服务群众的时间和精力不足，甚至由此产生基层党组织功能定位不清晰的问题。调查对象认为社区治理的主体是社区党组织和社区居委会的占83.87%，但是这其中认为可以通过社区党组织、社区居委会参与社区治理的占68.20%，这中间存在超过15个百分点的差额，即至少有15%的调查对象认为社区党组织和社区居委会在社区治理过程中应有的作用并没有得到充分发挥。促进社区治理现代化，必须进一步发挥基层党组织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

（二）社会组织发展相对滞后

除了综合服务中心和社区党组织、社区居委会，社会组织是青年参与社区治理的重要载体，尤其是志愿者组织和社会工作组织。与基层党组织和居委会相比，青年通过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渠道更为便捷，提供的服务类型更加多样。但是，青海省社会组织发展相对滞后，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影响了青年参与社区治理的成效。“当前社区逐渐成为青年社会组织的活动场域，一方面表明青年社会组织工作重心下沉的务实性;但另一方面也表明，社区外的一些高大上的领域，青年社会组织不一定有参与的机会，当然也并不具备参与的能力。”[20]近年来，虽然青海省社会组织得到了迅速发展，但是与东中部地区相比，依然存在质量水平不高、规模不大、服务能力不足的问题。在访谈过程中发现，除了不少社会组织对主管部门有较强的依赖性，还普遍存在着社会组织对社会成员和社会资本吸纳能力不足的问题。一些志愿者组织以在校大学生为主，其他社会成员占比较低。不少社会组织的经费来源渠道单一，难以有效地吸纳社会资本参与其中，造成组织运行难以为继，相关业务难以开展，组织发展缓慢。社会组织力量薄弱，在社会治理体系中社会协同环节衔接不畅，成为推动社区治理现代化的短板。

（三）青年自身參与意识不强

无论是在问卷调查的数据分析中，还是在个别访谈中，个人参与意识不强都被认为是阻碍青年参与社区治理的一个重要因素。即使是已经多次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调查对象，也表示是由于学习或工作单位的要求，大多是为完成一项任务，而不完全是出于自身的意愿。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离不开公众的智慧和力量;同时，公众参与指数也是评估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指标。而在现实中，仍有相当一部分青年认为社会治理是党和政府的事情，跟自己关系不大，只把自身视为一个权利主体，而没有意识到自身也是一个义务主体。让社会变得更加和谐有序，是全体社会成员共同的责任。进入新时代，社会治理已不再是党委和政府的“独角戏”，而是在党的领导下，政府、社会组织、公民以及企事业单位等各方的良性互动，是为促进社会协调运转的共同治理。促进社区治理现代化，必须进一步提升青年参与社区治理的意识。

（四）相关参与机制不够健全

社区党组织、社区居委会被认为是最重要的社区治理主体，但目前社区党组织在基层治理过程中的引领作用尚未充分发挥出来，社区居委会联系群众、服务群众能力尚显不足。“选择通过自我行动、而不是‘有组织地传递和解决问题，是因为这些人身边缺少有效的组织通道。”[21]如果不能建立健全相关参与机制，吸纳更多的群众参与到社区治理之中，就难以真正提高社区治理现代化水平。从问卷调查数据分析中可知，有63.67%的调查对象认为是由于参与渠道不畅阻碍了青年参与社区治理。有社会组织的负责人反映，组织成员满怀激情地到社区提供志愿服务，却难以与社区实现有效对接，甚至被误认为是骗子。不可否认，被误会这件事与社会组织本身工作方式不恰当有直接关系，但从中也能折射出参与社区治理的机制确实存在不够完善的问题。在参与范围上，青年参与民生、环保等公共事务较多，而参与其他事项事务则较少，不是由于青年一代不关心社区的发展，而大多是由于参与渠道不够便利，从而产生嫌麻烦的心理。

五、青年参与社区治理的优化路径

提高社区治理现代化水平，必须着力突破青年参与社区治理的困境，既要增强基层党组织在社区治理中的引领力，加大对社会组织的支持力度，也要在培育公民意识的基础上提高公众参与社区治理的意识，进一步健全公众参与社区治理的机制，多措并举，努力让青年成为社区治理的中坚力量。

（一）以组织建设为统领，提升党建对城乡社区治理的引领力

我国已经形成了“一轴多元”的社会治理结构，其中党的领导是不可动摇的主轴[22]。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培养好中国青年，根本靠党。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推进社区治理现代化的根本政治保证。推进城乡社区治理现代化，必须以提升基层党组织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为基础。把基层党组织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进一步夯实党在基层的组织基础，才能为推进社区治理现代化提供坚实的政治保证。提升基层党组织的政治领导力，就是要教育引导青年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始终做到“两个维护”，将党中央关于社会治理的顶层设计贯彻到底、落实到位，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转化为社会治理的效能。提升基层党组织的思想引领力，就是要教育引导青年带头学懂弄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社区治理的具体实践。提升基层党组织的群众组织力，就是要求基层党组织向公众尤其是青年一代提供更加便捷、更加高效的社区治理参与渠道，将青年紧紧团结、凝聚在党组织周围，让青年积极参与社区治理。提升基层党组织的社会号召力，就是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社区治理的价值共识，增强青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引领和促进社区风气改善，推动社区治理“善治”目标的实现。

（二）以扶植社会组织为抓手，丰富青年参与社区治理的载体

社会组织是青年参与社区治理的重要载体之一。青海的社会组织在人员构成上，青年占了绝大多数，因此，青海省的社会组织在一定意义上就是青年组织。由于青海省部分社会组织力量薄弱、规模较小、发展缓慢，导致社会组织在社区治理过程中的积极作用难以充分发挥。同时，社区居民对于美好生活需求的日益多样化，客观上也需要社会组织派出更多的青年志愿者积极参与社区治理，从而向城乡居民提供多样化的优质服务。一方面，社会组织自身提升对社会成员和社会资本的吸纳力是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社区治理功能的前提与基础。社会组织自身要制订科学清晰的发展规划，找准自身在社区治理中的角色定位，真正发挥不可替代的社会治理功能。另一方面，党和政府应把社会组织的孵化与培育作为推进社区治理的基础性工作。在社会治理过程中，“政府的任务就是使社会—政治的互动成为可能，就是鼓励为解决各种问题以及在各行动者中间分配服务进行多种多样的制度安排”[23]。基于此，青海省委、省政府应加快完善社会组织准入、登记、培育、扶持、引进等方面的政策体系，不断拓展社会组织参与基层治理的空间，建立健全培育机制、服务购买机制、“三社联动”机制等促进社会组织参与城乡基层社区治理的一系列机制，为丰富青年参与社区治理载体、促进社会组织发展壮大保驾护航。

（三）以培育公民意识为关键，提高青年参与社会治理的意识

公民意识的核心是权利意识和义务意识。不可否认，现实生活的确存在一些善于利用规则漏洞，只注重权利享有，忽视自身应履行的义务的青年，北京大学钱理群教授称之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些看似没有破坏规则并且很好地利用了规则的人，看似于社会无害，实则带坏了社会风气。青年正处于“三观”形成的关键时期，如果不加以正确引导，他们很可能会被不良的风气带入歧途。一方面，大中小学思想政治理论课要发挥立德树人关键课程的作用，以培育公民意识为重点，教育引导青年增强对社会、对他人的社会责任感，并将爱国情、强国志落实到具体行动上。“要强化主动性、责任感、担当意识，尤其是要注重对参与社会治理责任义务的关注和承担，实现权利与义务的统一。”[8]另一方面，全社會也要关注关心青年健康成长。青年处于人生道路的起步阶段，在成长的过程中必然会遇到各种困难和苦恼，需要社会及时伸出援助之手，帮助他们在正确的人生轨道上茁壮成长。社会成员对青年的关心和帮助对青年形成重要的示范作用，这种示范作用会潜移默化地成为青年服务他人、奉献社会的起点，曾经在困难时得到社会帮助的人，往往会更好地服务他人、奉献社会。

（四）以健全机制为保障，畅通青年参与城乡社区治理的渠道

与传统的社会管理相比，社会治理强调主体的多元性，主张党组织、政府部门、社会组织和公众个人都参与社会治理的全过程，避免传统社会管理过程中政府单一主体自上而下权力运行的单一性和单向性，强调政府与其他社会治理主体之间的互动性;多元治理主体之间的协调与合作，成为推动社区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方式。当然，这是社区治理的理想模式，也是俞可平等学者推崇的“善治”理想。但是，在具体实践过程中，除了党组织和政府的其他主体参与城乡社区治理总会遇到诸多问题。究其原因，即前文所指出的相关参与机制不够健全。作为社区治理的重要主体，基层党组织和社区居委会要进一步建立健全民意调查制度、信息公开制度、居民听证会制度，构建有效的协商谈判制度、居民投票表决制度、网络问政制度、重大事项协商讨论制度等，创新党组织、居委会与社会组织的合作机制，保证公众在社区治理中的话语权。“坚持群众的事同群众商量，大家的事人人参与，社会的事务多交给社会。”[24]广泛发动群众和社会参与社区治理，同时也要健全公众参与社区治理的反馈机制和激励机制，对公众参与社区治理的效果进行及时反馈，让参与者正视成绩和不足，指明优化和改进的方向。

总而言之，社区治理是一项系统的复杂工程，青年已逐渐成为推进社区治理现代化的中坚力量。“青年作为整个社会中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一直都是推动社会治理的先锋力量。”[25]在社区治理过程中，既要充分发挥党委领导作用和政府主导作用，又要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的力量积极参与，提高各类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市场主体和公民个人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充分发挥不同社区治理主体应有的功能和作用，使多元主体在社区治理共同体中既良性互动，又各尽其能、各展其长，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公众在社区治理过程中的积极作用。推动社区治理现代化，要以基层党组织建设为统领，以扶植社会组织为抓手，以培育公民意识为关键，以健全参与机制为保障，凝聚社区治理整体合力，鼓励和支持青年一代在社区治理过程中贡献智慧和力量，努力补齐社会治理体系中的短板，夯实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社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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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杨  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