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志成, 连海峰, 陈 奕, 陈双梅, 林夏莹
(1.福建农林大学计算机与信息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2;2.生态与资源统计福建省高校重点实验室,福建 福州 350002;3.福建省资源环境空间信息统计研究中心,福建 福州 350002)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口、环境和资源等问题日益突出,基于不同需求和侧重点的承载力[1]研究应运而生,例如从畜牧、种群、人口、资源、植被承载等角度进行研究.当前,生态承载力已成为生态学、经济学等领域的研究热点,生态足迹法是常用的研究方法之一[2-3].生态足迹法是William[4]提出的,1999年被引入中国[5].近年来,我国众多学者利用生态足迹法对生态承载力进行研究.陈晓杰等[6]、王业宁等[7]、刘家旗等[8]、张翠娟[9]、丁枫华等[10]对不同区域的生态承载力进行研究,发现这些研究区都呈现生态赤字状态,即人均生态承载力低于人均生态足迹,生态环境超负荷.为了进一步分析研究区的可持续发展能力,许多学者还引入了生态压力指数、生态效率测度、生态承载强度和生态协调系数等指标,通过这些指标从横向和纵向两个方面分析研究区的生态环境状况[11-13].
当前,国内外学者对生态承载力的研究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即理论方法研究、不同对象和尺度的研究以及相关应用领域的扩展研究[14].但从空间尺度与格局分异角度对研究区域进行研究的生态足迹文献相对较少.鉴于此,本文以福建省为研究区域,利用生态足迹法核算2009—2018年福建省人均生态足迹和人均生态承载力,基于文献[15-16]更新了生物资源账户系统指标,引入生态盈亏、生态压力指数和生态协调系数等概念;……